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用福煦的说法，它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战略是一种艺术，它使一个人不管使用何种技术，都能驾驭任何意志冲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结果也就能使技术的使用发挥最高的效率。所以，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 从这里只要再前进一步（这是常采取的一步），就可以把战略等同于天才的火花。但是又有人说天才就是一种无限度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不管是不是天赐的火花，战略必须以思想和理智为基础。
就目标和方法而言，战略可以是一个统一体，但当谈到应用时，则必须再加以分类，使每一类战略仅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事实上，战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物质因素的支配，而每一活动领域中物质因素的特点彼此不同，从而产生出只能适用于那一领域的一连串特殊结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资源必须作明智的分配：既要保护自己不受敌方准备动作的妨碍，实施自己的准备动作，又要能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资源的这种最佳分配，在传统的战略术语中叫作“兵力的节约”。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析那些作为战略决定原材料的各种可能性。 任何战略决定抓必须在下述3个“主要坐标”所形成的框架之内采取。这3个坐标就是：（1）时间，（2）空间，（3）所能动用的兵力之大小和精神素质。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支配任何情况。不过还应加上一个更复杂的因素，那就是我所说的“动作”。左右连续情况的次序和相互关系的就是这个因素。
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因素可以支配其他因素；它是冲突辩证法的直接产品，换句话说，是双方之间的抽象对抗。拿击剑术作比拟，很明显，有许多可能的行动方式和反应方式。在进攻方面共有8种态势：“攻击”，攻击可在“威胁”之前或之后实施，“奇袭”，“佯攻”，“欺诈”，“突击”，“消耗”，“追击”。在防御方面共有6种态势：“戒备”，“挡开”，“反击”，“摆脱”，“退却”，“脱离”。至于说到实际使用的力量，则有5种可能的决定形式：“集中”，“分散”，“节约”，“增加”，“减少”。
这样一共获得了19个单元，可根据时间和空间关系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弹动这些单元组成的键盘，就能奏出战略的组曲。 所有这些行动列举出来，给予定义，说明其应用的条件，指出所期待的结果。可以看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行动自由，或者是想要获得和重新获得它，或者是想要敌人丧失它。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确保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保持主动，这也正是动作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如果我们想在实施我们的战略时弄清在进展中的动作是什么，可能作出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些比拟是合适的。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用大调，也可以用小调。但还不止于此。在创造一种战略概念时，还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可用的资源及其应用的易变性。战略不再可能依照死板的客观演绎法来发展；它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利用真正有独创性的思想来产生答案。 战略还不得不利用假设，但战略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起作用，正如它已经随着空间的变化起作用一样。
战略的这一个方面都是很难掌握的，所以拿过去的经验作为决定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相反，战略必须建立在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有一个组织时时对这些可能性加以观察，以使在适当的时候把那些正在走向成熟和变为事实的可能性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区分开。这是动作的另一个要素。它要求我们有预测的能力，以防止突然袭击，并保证自己与时代并肩前进。
要想对估计中的未来情况，做出一个如何在未来利用新的或改进的工具进行处置的答案，需要有一种发明的能力，这里并无成规可循。要获得发明能力，必须发挥想象力，发明是深思的结果。 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才能在时机成熟时以充分考虑作出的决定控制力量演变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所以战略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没有一位艺术家在绘一幅图画时，会遵守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则。他有时要做的不过是根据某些规则来检查他的作品，以保证其作品符合一般标准。战略也是如此。那也许就是许多错误都会发生的原因。
拿破仑在讨论战略的常识性规则时，说过：“对于这种艺术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在于实行。”这说明战略执行的重要。很清楚，以下各条都是必要的：（1）坚强的意志，（2）冷静的头脑以保证一切的决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3）坚定的决心以保证始终集中全力去实现选定的目标。同时具备这几种素质的人是不常见的。
一旦敌方战线被突破，其防御便瓦解。危险威胁着每个兵员，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震动，结果维持其团结的精神纽带松弛了。这样一支被瓦解的军队就变成乌合之众。在古代，这种乌合之众很容易为胜利者所歼灭。一个会战的设计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包围或突破行动的准备，还会采取佯攻和扰乱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牵制敌军的兵力，使他们害怕、疲倦和受损失以动摇其军心，然后再集中力量打击侧翼或中央的决定的点。不过，敌人通常也都有预备队，以抵挡我方的决定性打击。所以在准备阶段中，必须使敌人消耗其预备队。其办法或者是通过佯攻，将它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或者使敌人将实力消耗在局部性的行动中。所以，一次会战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时间或长或短的准备阶段，一是决定性阶段。所以从本质上说，会战的战略是简单的。其所以会变得复杂起来，是因为其工具是人而不是机器，尽管有时人也许是为机器服务的。所以与一切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计划不同，心理因素十分重要，它是各种不同的技术和计谋的基础。
从这个简短的分析，可以引出下述的结论：
（1）从根本上说，作战中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极端之间变动。其一端为运动，另一端为兵力。有时前者最为重要，有时后者最为重要，但在中间阶段内，二者各有其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2）这种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战术因素的支配。这些战术因素，视武器、装备和战斗方法的不同而变化，可以简化成为下列四项：（a）攻击能力。（b）防御能力。（c）战略机动性（即非会战时的机动性）。（d）战术机动性（即会战时的机动性）。由于这四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经常变化，所以作战问题的答案也就多种多样。
（3）所能动用的兵力与空间相比的大小是另外一个支配演进的因素。
（4）当作战（按照确切的词义解释）已不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注意力就转移到打消耗战上，其结果是花费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双方的战斗员都精疲力尽。
（5）根据上述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作战可以是：运动战但不具有决定性；运动战并具有高度的决定性；持久战或纯粹的阵地战。每一种变化来临都使当时的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每一个时期，人们都认为当时流行的作战战略原则是永久有效的，而事实上，它们在经常改变之中。
这最后一点表明，了解作战战略结构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它改变时惊惶失措，才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比敌人迅速而正确地评价这些变化。
在确保了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拟制出在希望达到一定结果的地理区域内的动作方案。我打算称此为“内部动作”。这个问题的主要成分是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时间。如果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远比敌人优越，则精神压力也就变得不大需要，而军事行动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能动用的物质力量相当微弱，则精神压力就必须非常的强大，而军事行动势必是长期性的。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形式，各居于天平的一端。当然，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可以有许多逐渐转化的阶段。
如果一方在物质上处于相当的劣势，那么它就只有拒绝会战，并用困扰的战术使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才有维持生存的希望。这种困扰的战术就是游击战。它具有极悠久的历史。因此，这方面的行动现在就可以根据一些经过良好思考的原则来进行，从而获得相当高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力量上的劣势。毛泽东曾拟定了7条原则当作游击战的基础；（1）军民密切合作；（2）敌进我退；（3）敌退我扰、我打；（4）战略上以一当五；（5）战术上以五当一；（6）实现后面这一条的主要方法就是他所说的“集中退却”，也就是在退却中集中兵力（因为他在中国有充分的空间，所以才能如此）；（7）最后，在补给和装备方面，游击队必须以敌方为供应来源。上述7条是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最低限度要求。不过常常有人不承认这是“最低限度”要求。除了上述的最低限度要求以外，还有两个基本概念，对于保持游击战行动的自由也是必要的。其原则是尽量扩大游击威胁地区的范围，而不致惹起敌人的任何反应，但结果却使敌人面临着越来越难解决的安全问题。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游击队在兵力方面的劣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30余万法军对付不足3万的抵抗者还感到很吃力。
为了从任何的成功中抽取最大的利益，心理方面的行动也是必要的。 对精神状态的控制至关重要。在这一类的战争中，必须把握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心理上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战场上，一切的行动只有当它们能够提高我方军民的士气或威望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说来，进行游击战必须以这一观点为基础。如果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能够充分配合起来，则冲突就会象星星之火一样，会迅速发展，而形成燎原之势。只要造成环境气氛的行动能够产生必要的最低威慑作用，而局部性的行动不是一开始即被扑灭，那么这种作战总是会有最后成功的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局部行动必须具有大规模突袭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出其不意和快速。首先对敌人的弱点迅速猛击，然后立即加以扩张。要想保证行动的迅速，不仅应有准确的情报和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面都有最严密的准备。象这种性质的作战是不可以临时应付的。“外部动作”所获得的行动自由，对于成功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但另有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所选定的目标必须具有足够的有限性，能够为国际舆论所接受。虽然西方许多人就在那时还想把冲突控制在有限阶段，但结果还是逐步升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显示出了这种战略的有限性。要想用这种战略以一连串的跃进来达到非常重要的目标，那是不妙的，尽管大大延长作战时间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必然是猛烈的，自然容易刺激感情，因此比起腐蚀法要危险得多。但在某种特殊有利的环境中，它还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收获颇丰——尤其是当它象以色列在若干场合所做的那样，能够表现为防御性质的时候更是如此。
自从1935年以来，间接战略就不断被使用，而且几乎总是获得成功。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它为希特勒所使用，主要是用“蚕食”战术。间接战略已经流行了许久的时间，今后可能还要更流行。那是一种较微妙的手法，每个在舞台上的伟大演员也都有其别出心裁的表现方法。希特勒以眼明手快著称，他的方法是忽软忽硬，变化迅速。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战略形式（百年战争实际上不过是一次非常长久的游击战），但其每一种新的表现，通常都能使人感到出乎意外和仓皇失措。
所以，间接战略也就是用小调来演奏的总体战争；事实上，它也象直接战略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现象。尽管间接战略在外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特殊形式的战略，而且也并未和直接战略完全分家。其主要的概念，还是象所有的战略一样，就是行动自由，唯一不同的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要想获得行动自由，则必须发挥主动性并注意安全。间接战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点是因为行动自由范围（也就是安全的极限）决定于这个冲突地区之外的行动，而不是该地区之内的行动。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赋予它以间接的性质。
所以间接战略不过是应用普遍性战略公式的一种方法，只须把某些可变因素提高到几次方。物质力量的因素被减至最小，而时间因素则大为增加。事实上，战略可以简化为下面这个爱因斯坦式的普遍公式。
S = kFφt
k是一个特殊因素，只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情况，F代表物质力量，φ代表心理因素，t代表时间。在直接战略中，主要因素为F，φ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而因素t的数值相当小。在间接战略中，一切都恰好相反，主要因素为φ。
事实上，心理因素在任何形式的战略中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不过在间接战略中，更跃居于支配者的地位。因为缺乏物质力量，所以必须用某些推理良好的思想的力量去代替，用明智而谨慎地拟定的计划的有效性去代替。用人的智力代替非理性力量，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不要忘记，在间接战略领域，也象在直接战略领域一样，使用兵力仍然是必要的。兵力使用的范围可能缩小很多，但并不因此而减小其重要性。核兵力也许是看不见的，但它总归存在着，并且要由它来确定战场的界线。也就是决定威慑的边线，在边线内间接战略将大显身手。第二点，即使在间接战略领域内，也还是必须有兵力来扩张心理动作所造成的态势。即使所用的兵力非常有限，不过是少数联合国部队，但使用兵力这一原则不能变。F因素也许非常小，但决不会等于零。若无F因素，则战略本身也就不再存在。
有人觉得，这种微妙的战略往往与传统的战争样式相距太远，为实现这种战略而使用武力，是对道义的冒犯。这种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武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是善是恶，要看为什么原因使用它而定，换句话说，要看政策本身是善还是恶而定。在人类的历史上，武力在斗争中一向都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个客观事实是回避不了的。
在任何政策之内，对于兵力的使用都必须要有慎重拟定的计划。历史已经证明，面对着一个全面精通战略原则的敌人，却尝试用拼凑和猜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由此产生的错误是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应象敌人一样学习如何运用这些战略原则，要以同样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同样的机警去学。在战争中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的，因为他们通常总是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犯了思想上的错误。战略既不是一种智力竞赛，也不是万应灵丹。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虽然很复杂，但应能指明实际的途径，以达到政策所要求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避免发生重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历史中是不乏实例的。
我们已经知道，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按两种不同的调式演奏。大调式就是直接战略，其中兵力是主要因素。小调式就是间接战略，其中兵力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心理与计划。自然，任何战略都可以使用这两种不同的调式，而在音阶上加以变化，结果就形成了许多战略的“样式”，其中最重要的，我们都已经讨论过。
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些“调式”和“样式”，都不过是在同一总结构内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即通过敌人的心理屈服而取得决定性成果，它们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其基础就是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不同的是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每一种战略都有其一套特殊的手段。选定这些手段或是因为它们最能适应我方所能动用的资源，或是因为它们最有利于我方打击敌人的弱点。选择最好的手段，也许就是战略的最重要任务。这种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心理的暗示起，到物质的毁灭止。战略使人能应付困难的局面，并且常能使力量薄弱的一方转为胜利者。
在分析战略推理的过程时，我们可以评价双方按辩证法来看的态势，他们的行动自由决定于下述四个限制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时间和空间。我们也可以判断由于行动自由的争夺而发生的与时间或空间有关的态势变化。这种变化万千的辩证态势如同战争影片的画面，我曾称之为“动作因素”；正是它，把“计算机”和“狡诈”这两股线编织到一起，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对抗行动，以求能够实现决定。
不过，运用战略和下棋不同，战略的棋子并无永久的、固定的价值。战略倒是很象烹调之道，必须把各种不同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才能做出菜来，配料是根据菜的不同而经常改变的。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其能力由那个时代中可以利用的物质装备来决定；它同时又使用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是与统治当时文明的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战略必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创造性的思想过程，其基础是一些假定，而这些假定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则又必须等到实际行动时才能知道。在这样一个思想过程中，任何判断的错误，必将收到失败的苦果。这就是战略运用的巨大困难所在，在我们这个迅速演进的时代尤其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