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苏茜的女儿埃米莉出生，那时巴菲特家族已经是三世同堂，算上埃米莉以及领养的孩子，巴菲特夫妇的第三代已经有了8个成员，8个孩子分别居住在旧金山、奥马哈和华盛顿特区。翡翠湾居所的装修接近尾声时苏珊放慢了装修的速度，她把这里改成了一个朋友们特别是家人和孩子们进行娱乐的场所。回到位于旧金山的家后，苏珊搬到了太平洋高地的百老汇街住，因为那里离小儿子彼得的新家所在地斯科特大街很近。这次，苏珊选择的居所面积很大，是一幢四层的复式结构的公寓，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整个金门桥，视野可以一直延伸到旧金山湾的阿尔卡特拉兹岛。
那时，科尔已经正式出任了苏珊的私人助理，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苏珊打理行程。“你完全可以兼职！”苏珊这样告诉科尔，“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你的两个孩子了。”随后，科尔知道了自己并不是单纯地为苏珊工作，而是在为巴菲特基金会服务：她每天为苏珊打理行程计划，安排她的日常活动，监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队伍——这些工作人员大多由家庭主妇、跟班人员和苏珊的朋友组成，而且苏珊的朋友们很多都是无偿服务的。此外，科尔还负责派发苏珊送给别人的礼物：将这些人分类、选礼物、包装、运输，还要随时监控派送流程，并对这些进行记录，而且所有的礼物还不能重复。那时苏珊的两套房屋都交给科尔找人装修，一处位于拉古纳海滩，另外一处就是位于旧金山百老汇街的这处，拉古纳海滩居所的装修工程已经开始，而旧金山居所的装修还要两年才能完工。科尔的丈夫、从事消防员工作的吉姆有时也会过来帮忙。帮忙的人中还有苏珊在欧洲旅行时认识的朋友罗恩·帕克斯，一位注册会计师。
在基金会，他主要负责资金支出和缴纳各种税费，不过这份工作是无偿的，帕克斯不会得到一分钱的工资，尽管如此，他对这份工作依然十分热衷。“这就是我们的苏珊集团！”帕克斯打趣道。苏珊另外一位朋友的描述更加写实：“没有人能从这里拿走工资。”之后，帕克斯和汤姆·纽曼住在了一起，苏珊也成了这两个人的好朋友。汤姆的母亲拉克就是前文中我们提到的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主厨，不过她始终没有机会在基金会里展示自己高超的烹饪技巧。随着基金会工作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现在在基金会工作的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伯克希尔–哈撒韦高管层的人员规模。
在苏珊位于旧金山百老汇街的住所装修期间，苏珊的外甥罗杰斯把家从洛杉矶搬到了这里，摆脱了毒品的罗杰斯与苏珊一起筹划专辑的创作。一天，罗杰斯来到了彼得的音乐工作室工作，中午时分，他向彼得借了20美元后离开。此后几天，罗杰斯便音信全无。焦急的苏珊、彼得还有他的妻子玛丽开始四处寻找罗杰斯的下落，他们来到了罗杰斯在旧金山的公寓，门从里面反锁着，敲门也没有人应答，发生的这一切令三个人很着急，慌忙去找房东拿钥匙。就在三个人等房东找钥匙开门的这段时间，从某间公寓的唱片机里传出了一段旋律，歌中这样唱道：“告诉我你不会骗我，答应我你永远不会让我难过。”而另一间公寓里也传出了一首歌，西班牙歌曲《世事难料》……
似乎是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房东先生才拿来了钥匙，门被打开的一瞬间，苏珊他们三个都惊呆了，罗杰斯盘腿坐在地上，背靠在房门上，手臂上插着一支注射毒品的针管。他身边的唱机还在空转着，唱片应该在两天前就已经放完了，罗杰斯的身体冰冷，他死了！苏珊慢慢合上了外甥的眼皮，眼泪早已流了下来，彼得默默地走出了公寓，打电话去找救护车。之后医院送来了尸检报告，罗杰斯是由于注射毒品过量而死。
“他是一个那么可爱的孩子！”巴菲特这样描述罗杰斯，“不过他最后还是让毒品夺走了性命！”失去家人的痛苦一直弥漫在巴菲特的家里久久不能消散，听听巴菲特姐姐多丽丝所说的，也许人们就能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她说：“失去比利是苏珊这一生中经历的最大打击！”的确，罗杰斯的死，使苏珊不仅失去了一个外甥，更像是失去了一个儿子，这么多年，她对他的关心从来不亚于对豪伊和彼得的关心，而且，苏珊一直希望能把罗杰斯从毒品里拉回来，外甥的死让她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苏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苏珊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的热情，让巴菲特很感动，也很敬佩，他很欣赏苏珊在帮助别人时的那种勇气和能力。但是在这么多年所帮助过的人中，除了罗杰斯，苏珊并没有和其他人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别人也没有给苏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间，有些是因为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有些则是因为命运不济，但没有人像罗杰斯用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常把苏珊叫作“圣母苏珊”。只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求助于苏珊，她肯定会伸出援助之手，不过一次只能是一个，所以巴菲特总用“零售商”来形容苏珊的行为和受益人的范围。而在巴菲特本人看来，他自己就是一个“批发商”，用智慧和金钱尽可能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巴菲特把自己看成了一个老师，尽管职责不像是奥马哈的教师那样在三尺讲台上传道解惑。
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她的儿子唐·格雷厄姆是巴菲特最忠实的追随者，在和巴菲特交往的这么多年里，他们的思维也逐渐被巴菲特同化了。巴菲特最热衷进行的研讨会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最开始会议只在单数年进行，巴菲特很喜欢这种教导性质的交流方式，以至于他总是希望更多的观众可以过来倾听他的演讲。
1980年，巴菲特的这个梦想得以实现。在当时震动业界的一桩针对IBM公司反垄断的诉讼案中，巴菲特决定担当证人。出庭做证的还有一位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阿贾伊·米勒。但是两位证人在法庭上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米勒认为这本身就是一场令人痛苦的游戏：律师提出的种种问题根本就是在拷问，法官一直在诱使自己憎恨IBM公司。但巴菲特并不这么看，在法庭上，他显示了自己的专业素质，对于律师提出的种种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很享受这个扮演证人角色的过程。事后，米勒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巴菲特的敬佩：“他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证人！”令巴菲特对自己满意的地方还不止于此，鉴于这桩案件本身的轰动性，巴菲特的证词也作为案件审理的一部分被载入了美国的商业史册。
巴菲特早期的商业理念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写给合伙人的信中体现出来的，原版手稿早已被珍藏起来，复印件则一直在华尔街流传，那些模糊不清的复印件就是他在华尔街被追捧的又一凭证。从1977年开始，在《财富》主编卡罗尔·卢米斯的帮助下，巴菲特每年写给股东们的信都会被装订成册进行出版。每年，巴菲特都会在伯克希尔年会上进行点评和展望，这些内容在1977年前从未公布，但在卢米斯的运作下，巴菲特的商业理念开始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而且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的程度。这些文字也被认为是进入商业的快速教程。巴菲特的文字朴实鲜明，又能引经据典，从《圣经》故事到《爱丽斯漫游奇境记》、《青蛙王子》等内容都可能出现在巴菲特的文字中。文章中大量的篇幅并不是描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成果，而是集中分析具体的商业实例——如何投资，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如何经营，怎样用经营来评估最后的商业结果。这些内容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巴菲特，一个拥有着极大的人格魅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巴菲特，投资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人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听到巴菲特的分析，这也是他召开股东大会的原因。
早期的股东大会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总裁西伯里·斯坦顿位于新贝德福德工厂的阁楼中进行。刚开始和巴菲特的大学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一起前来的只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格雷厄姆的学生康拉德·塔夫。巴菲特希望股东大会做到公开民主，于是会场上就听到了塔夫接二连三的提问，巴菲特并没有感到一丝尴尬，相反，他很兴奋。这种陶醉的感觉仿佛在派对上悠闲地坐在摇椅上一般，他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也在享受人们分享他智慧的那种喜悦。
股东大会刚刚开始的那几年，前来听巴菲特布道的人并不多，提问者更是少之又少，即便后来股东大会迁到了内布拉斯加州国民赔偿公司的咖啡厅进行，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但巴菲特并不介意，依然陶醉其中。1981年的股东大会上，前来参加股东大会的只有22人，林沃尔特不得不临时调集公司员工来为巴菲特捧场，他这样做只是不希望看到老板因为人少而难堪。股东大会一开始是例行程序——宣读法律文件，而在之后进行的提问环节中，在股东提出了几个启发性的问题后，会场便陷入了沉寂，大会不得不提前结束。这一年的股东大会总共只进行了15分钟，速记员手里的小册子一个字也没有记，以至于当她用眼神向会议组织者之一的麦肯齐寻求帮助时，也只能看到对方无奈地耸了耸肩。
1983年的股东大会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许是因为收购了蓝筹印花公司，这一年的股东大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咖啡厅被挤得满满的。面对人们的提问，巴菲特用坦诚的态度、平实的语言给出了答案，他像一位老师一样没有任何修饰，彰显了对于民主的追求。人们感受到了巴菲特那种标志性的美国中西部风格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人格魅力，就像他在致股东的信中所展示的那样。
巴菲特的语言一向是生动而有趣的，他所使用的那些比喻——“皇帝的新装”、“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都是非常浅显易懂的。和其他商人相比，巴菲特的观点很直白也很清晰，这与那些说话言之无物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巴菲特的表述中，B夫人成了他口中的灰姑娘，自己的助理阿吉特则成了可以点石成金的小精灵。他用童话故事来描述生活，但又能从其中发掘出人生的哲学。他的语言如此引人入胜，逐渐成了人们竞相传诵的内容。同样的问题，巴菲特总能用一种全新的观点进行解读，总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他的影响力也像雪球一样开始越滚越大。
1986年巴菲特把股东大会的地点从国民赔偿公司的咖啡厅移到了乔斯林艺术博物馆的威瑟斯庞礼堂，那一年有400人到现场聆听了巴菲特的演讲，一年后达到了500人。这些人都是巴菲特的崇拜者，因为是他让他们体验到了有钱人的感觉，在他们眼中，巴菲特就是他们的神，所以在会场现场，人们在提问间隙听到有人在唱巴菲特的赞美诗。
人们很难用常理来分析巴菲特的成功，盛名之下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平凡的人，而成了一个品牌，一个类似于“美国顶好牌花生酱”的商业品牌。不可避免地，他也因此成了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些学者希望向人们证实巴菲特的成功不过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人而花时间和精力去捉摸，更不值得人们去崇拜。
这些学者们试图证明那些费尽心力想比一般人出色的“成功者”不过是若干一般人中的一个，但是他们只找到了一部分证据。套用数学中命题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来说，他们只找到了充分条件，没有阐述命题成立的必要条件。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搬出了法国著名数学家路易斯·巴切利亚在1900年提出的市场随机漫步理论，巴切利亚认为市场就是由社会投机者构成的一个整体，市场的规则就是“随机漫步”，市场价格的变动也呈现出随机漫步的特点。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将巴切利亚的理论进一步推广，并在当代社会中进行实证分析，他的结论也认可了随机漫步理论的有效性。他认为，大量投资者都期待“打败市场”，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但正是这种行为反而导致其努力归为失败。然而市场上却涌现出一批专业投资人士，他们负责管理投资者的资金，并预测股价动态，他们的一切服务都是收费的，起初费用适中，后来出现了传奇的对冲基金佣金模式，即“2–20”佣金模式（佣金包括客户总资产的2%以及投资赢利的20%）。至于股票经纪人，则从散户头上搜刮佣金，这些散户在电视节目和杂志的鼓动下挑选下一个热门股票，同专业投资者进行竞争。每年，这些人劳动成果的总额就构成了整个股市的价值（减去各种交易费用）。
查理·埃利斯，这位曾在多位专业资金管理人员身边担任顾问的业内人士在《拿下失败者的游戏》一文中分析了1975年的市场形势，提出了“小偷理论”。文章指出那些所谓的资金管理人员预测到市场走势的准确性只有一成。他的这种说法对于那些个人投资行为和那些从报刊、杂志还有通过研讨会等形式来选择投资的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埃利斯认为在股票市场中最有效的赚钱方式并不是听取哪些人的观点，而是购买股指基金，而且不用支付高昂的佣金，就这么简单。在他看来，从长远利益出发，股票市场的走向肯定要好于债券的发展，只要经济增长，投资者就能得到回报，这个观点一直到现在还是适用的。
那些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EMH）的学者们一直很排斥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应用，但是一旦他们要提高这个理论的准确性与严密性，就不得不需要精密的数学论证和物理理论的解释，这一点毋庸置疑。最后，这些学者们也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人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市场的作用决定了无论在什么时候，股票都是股票发行公司的所有公众信息集合的体现。所以，人们那些研究资产负债表、四处打探公司消息、去图书馆查证资料、分析报刊数据以及关注竞争对手的做法，就是没有用的！不论在什么时候，股票价格都是合理的，不管是谁，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收益的人，不是因为运气好，就是因为他能得到内幕消息。
事实上，很多在华尔街股市工作的人都能找到驳斥市场假说理论的案例，股票交易的确存在违反市场规则的特例，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这些案例的数量正在呈现减少的趋势，所以如果要对这些日益减少的案例进行研究，这些分析师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心来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局面，还要考虑研究的长期性，毕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做后盾。即便如此，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支持者们也不允许任何特例和个案的出现，但对于他们来说，巴菲特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随着他的名气与日俱增，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商人已经成了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发展最大的障碍。在这些学者眼中，巴菲特就是一个蒙着眼睛在深藏冰山的大海里航行的水手，要想成功穿越这片冰山，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巴菲特肯定会触礁，注定会失败！于是那些随机漫步理论的推崇者们——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缪尔森、芝加哥大学的法玛、罗切斯特大学的迈克尔·詹森、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夏普等人——开始把巴菲特当作一个难题来进行研究。他究竟是千载难逢的天才？还是昙花一现的偶然事件？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巴菲特很多做法都是反常规的，就像一个发育迟缓的少年一样根本不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研究，于是嘲笑巴菲特的声音也开始蔓延开来。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他在经过了细致的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并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对巴菲特的不屑：“无论是谁打破市场的运作规则，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只幸运的猴子。”猴子能将飞镖投在靶上完全是因为它的运气，而在马尔基尔眼中，巴菲特也同样如此。
尽管《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对巴菲特的抨击，但是他对《华尔街日报》从来都不是排斥的，事实上他相当喜欢这份报纸，所以他与奥马哈地区的报纸派送人员达成了一致。
每天晚上当《华尔街日报》送抵奥马哈时，都要有专人在巴菲特回家的路上等着，这样他就能在第一时间，也就是午夜时分看到最新的《华尔街日报》，而当第二天早上报纸开始发售的时候，巴菲特已经把当天报纸里面的内容全部吸收了。这就是这位超级投资者如何利用《华尔街日报》里面的资源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能成为金融界巨头的原因。如果马尔基尔眼里的猴子也能做到这一点，在午夜甚至凌晨的时候看第二天的报纸，那么它是不是也能成为商业领袖呢？不能，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它不是巴菲特！
猴子扔飞镖的比喻没有让巴菲特难堪，他反而在办公室里放了一个用《华尔街日报》报纸做成的镖靶当作娱乐。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没有打垮巴菲特，同样没有对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无论巴菲特还是他的好朋友芒格，那些学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都不过是他们各自专业的带头人，拿到了“巫师专业”的学位证书，而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更是让巴菲特他们觉得可笑，教的全都是些根本无法被证实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学者们的做法冒犯了巴菲特缜密的理性思维，也质疑了巴菲特在投资领域的专业性。
1984年，哥伦比亚大家商学院为了庆祝本杰明·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一书发行50周年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格雷厄姆希望巴菲特能对自己已经出版的《聪明的投资者》一书进行修订后再版发行，以当时巴菲特的名气，经他修订后的图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销量。但是巴菲特和自己的导师在很多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特别是在资产组合方面，巴菲特信奉的集中投资和格雷厄姆主张的分散投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巴菲特并没有完成这本书的修订，只是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们邀请巴菲特在这次研讨会上进行演讲，虽然商学院希望股神能侧重讨论格雷厄姆的投资理念，但这次演讲却成了针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大讨论。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迈克尔·詹森成了这次讨论的另外一个主角，于是人们看到了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尤尼斯教学大楼里进行的辩论。詹森认为“即将被射杀掉的火鸡肯定一开始就感受到这种恐怖的气氛”。詹森这么做就是要唤起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追随者们对于已经过时的随机漫步理论的印象。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并不能排除某些人在股票市场运作方面非常成功的可能，只是成功的比例很小。就拿掷硬币这个游戏来说，的确存在某些人每次都能让硬币有人头的一面在上，不过鉴于能够保证这一点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随机漫步理论还是能够成立的。
就在詹森慷慨陈词之时，坐在下面的戴维·多德脸色有些难看了，上了年纪的多德就坐在巴菲特的旁边，他倚着座位轻轻地对巴菲特说：“沃伦，去，让他看看我们的厉害！”
事实上，为了这次演讲，巴菲特已经准备了好几周的时间，他也知道会有人拿投掷硬币作为反驳的例子，所以在自己陈述的时候，巴菲特显得成竹在胸：如果那些投掷硬币的人完全来自同一个地方，非常擅长这个游戏，那么得到全是“人头”而不是“字”的结果就变得不再随意，而是可以操控的了。举个例子，如果这些人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论的追随者，那么当他们在投掷硬币或者从事某一项活动的时候，思想肯定会有相通的地方，因为指引他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要想得到全是人头的结果也不是什么难事。
随后，巴菲特给出了9份资金经理人的投资业绩图——这9份投资业绩分别属于比尔·鲁安、查理·芒格、沃尔特·施洛斯、里克·格林、汤姆·纳普和埃德·安德森、FMC公司退休基金、巴菲特本人以及其他两名资金经理人。这些图表显示他们的投资内容并不相同，虽然早期几个人的发展方向还有彼此交融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投资产业逐渐延伸到了不同的方面。
巴菲特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9名资金经理人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全都是格雷厄姆——多德理论的追随者，如果要玩投掷硬币的游戏，我们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都能让硬币的人头一面朝上，这一点我们很确信。”此外，他还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这几位资金经理绝大多数都不会退休，会继续在投资行业里打拼下去。巴菲特这样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词让现场的所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凭借所谓的运气。
巴菲特结束自己的演讲后，现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人们完全为巴菲特精彩的讲解所折服。之后，人们开始向他提问，巴菲特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很绅士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而且尽可能做到详尽有理。随机漫步理论存在的基础就是数据分析，而现在，巴菲特就是利用数据分析反驳了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和随机漫步理论的准确性，这一点足以让格雷厄姆和他的追随者们感到宽慰了。
那年秋天，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赫尔墨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们”的文章，将火力完全对准了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无形中，这篇文章也进一步巩固了巴菲特在支持者中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随机漫步理论的追随者们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们将理论分为“半强势”和“弱势”两种，修正的理论允许特例的出现。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对于巴菲特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告诫人们不要相信有谁可以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行事。对于这种观点，除了资金管理者外几乎没有人可以反驳。这种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走到了尽头，但是人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在商学院的课堂中有关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课程依然存在，但只不过是为了课程本身的需要，不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然而，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那些认为自己比一般人聪明、完全可以超越市场规则的个人投资者和职业基金经理依然存在，市场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综上，巴菲特《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们》这篇文章让他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传奇，甚至人们中产生了一种狂热，一个属于“沃伦·巴菲特”的体系正在形成。
与巴菲特蒸蒸日上的事业发展不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及其理论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停滞，理论把触角伸向了投资市场，并在进一步挖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有效运营的数据机器。在现实的股票市场中，人们之所以认为投资股票是一种风险行为，并不在于投资本质和股票本身的价值相悖，而是在于股价本身存在变动。股价变动率，顾名思义，就是指股票价格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的平均水平和规则。依托这种理论，再加上计算机技术带来的巨大便利，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们开始了在华尔街的掘金之旅，其经济收益远比著书立说要高得多！
投资经理们了解了股票的股价波动率，就能对手里的投资组合重新洗牌，他们的方法是选出股票市场中的核心股票，利用它们或高或低的股价波动率来复制一个类似于市场指数的模型。而投资组合经理了解了股票的股价波动率，就能根据贝塔系数将股票配对并进行套利。股票套利是对冲基金中的一个术语，最简单的描述可以是这样：如果股票市场出现低迷的情况，股票经纪人可以抛售手中股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股市带来的冲击。同购买股票和债券相比，显然股票套利的风险指数要小很多。
套利交易是指在两个合约的买卖过程中利用价差谋利的行为。要通过套利交易挣大钱，需要不断地在做空一种合约的同时做多另一种合约，这样一来，容易引发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对冲基金与套利行为引发的杠杆率攀升，与垃圾债券和收购行为同时增多有关。支持杠杆收购的模式与套利者采用的模式一样，都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变体。而杠杆与市场、股票的关系越来越像汽油与汽车的关系：如果市场蓬勃发展，给市场一个驱动，市场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否则，杠杆就成了负面催化剂，让股票市场陷入崩溃的边缘。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巴菲特和芒格才没有把股价波动率看作风险的一部分，正如后来芒格所说，那根本就是“废话连篇”的说法。巴菲特和芒格认为风险不是指股票套牢亏了钱，而是指“为了保住一份资产而把自己完全陷入其中，而且没有一点解决的方法”。那些可以数十年持有一只股票的人根本不在乎所谓的股价波动率，而利用杠杆收购来积累个人资本的人是无法体会到其中的乐趣的，他们必须要考虑杠杆成本的因素。此外，借债过程中包括时间长短等因素，必须由借出方决定，而不是借入方，这样后者也不存在任何选择的权利。所以投资者很可能等不到市场变化自己得利的那一天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杠杆成本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负。作为借入方，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完全取决于借出方的态度和意愿。
不过一旦市场沿着之前人们预测的那样发展，股价波动率的作用就能立刻明显起来。随着时间推移，如果市场没有发生大的波动，投资者们很可能因为赚了点钱就沾沾自喜，“我们还是很聪明的，至少已经超出了市场对我们的控制”，但是他们肯定忘了在此之前还有很大的风险存在，而风险在评估成败的这一刻已经被他们抛之脑后了。
巴菲特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贯风格，尽管金融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在费切海默公司收购案中，人们再一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巴菲特。费切海默公司是一家制作狱警服装的公司，在收购案进行过程中，包括汤姆·墨菲在内的人都不看好这桩收购，他们担心伯克希尔–哈撒韦随时可能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企业掠夺者抢走，因为他们手里握有很多垃圾债券。但是墨菲他们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绝大部分股票就在巴菲特和他的朋友们手里，足够保证公司的稳定性，再加上“巴菲特”这块金字招牌，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是人们的庇护所。在完成大都会对美国广播公司收购的第一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净收益达到了1.2亿美元。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只要巴菲特出手进行收购，新公司的股票价格就能节节攀升，带给公司的也将是财源不断。
接下来的几笔收购让人们看到了巴菲特的真正实力。一家位于俄亥俄州的大型企业斯科特·费策尔公司的总裁拉尔夫·沙伊在一桩杠杆收购的交易中试图把公司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却使公司陷入困境。考虑到当时的股市非常稳定，而且出售公司能给新老板带来巨大的利益，斯科特·费策尔公司开始向外界寻求帮助，这时，一个叫伊万·博斯基的企业掠夺者站了出来，表示将通过收购的方式把公司变成自己的财产。
巴菲特自然清楚这一切，他在写给拉尔夫·沙伊的信中表示并不愿意蹚恶意收购的浑水。“我们不做不道德的买卖，但如果你希望两家公司合并的话，不妨给我打电话。”沙伊采纳了巴菲特的这个建议，不久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用4.1亿美元完成了对斯科特·费策尔公司的收购。两年前，巴菲特收购了内布拉斯家具城，而两年后收购的新公司的规模足足比其大了7倍！这桩交易也开了一个先河，巴菲特第一次邀请上市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为自己做事，之前巴菲特收购的从来都是私人企业。而对于沙伊来说，这也是值得庆幸的，他的老板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巴菲特！
另外一个见证巴菲特魔法的就是杰米·戴蒙，他是美国大型证券公司希尔森–雷曼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的助理。当时，希尔森–雷曼公司的母公司是美国运通公司。它希望能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将其旗下的保险公司消防员基金公司卖给韦尔。此前，韦尔已经从巴菲特的GEICO公司挖来了杰克·贝恩，并要求贝恩管理消防员基金公司。面对这种情况，戴蒙求助于巴菲特，希望巴菲特能用有形的资金和无形的威望来介入这笔交易，一起管理消防员基金公司。
尽管巴菲特和贝恩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他对于贝恩的离开并不感到特别惋惜。不过由于贝恩在GEICO公司工作多年，很多工作还都留有他的影子，巴菲特不得不花时间和精力把贝恩离职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当公司逐渐恢复元气后，巴菲特告诉GEICO公司里的每一个人，要把精力放在公司的核心项目上，也就是那些确实进行的项目。为了填补贝恩离开的空缺，巴菲特任命卢·辛普森作为公司新投资主管，这位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那些速成的交易还有那些需要大规模投资的股票并没有兴趣。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巴菲特很快就把辛普森纳入了巴菲特集团之中，而他也颇受巴菲特的赏识，全权掌管投资业务，成为了巴菲特唯一信任的可以独立投资其他股票的高管。在工作中，巴菲特惊奇地发现辛普森和贝恩其实很相似，有的时候，辛普森也会生出叛逃之心，但是巴菲特总有方法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好在辛普森和贝恩并不是同事关系，否则巴菲特要想留下辛普森，难度很大！
尽管现在巴菲特和贝恩并不共事，但他知道贝恩具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几乎任何一个他参与的项目和行业都能得到回报，所以当被问到是否要投资于消防员基金公司时，巴菲特的答案是这样的：“绝对不能给贝恩留下什么，哪怕只是一张餐券！”后来，美国运通公司决定剔除韦尔在这桩交易中的份额，选择把消防员基金公司的股票直接进行公开发售，任命贝恩出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美国运通公司自然清楚巴菲特的名气，也知道如果他能加盟董事会，必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于是他们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份回报丰厚的再保险业务合同。巴菲特欣然接受，也开始扮演贝恩和他的董事会私人顾问的角色。看到这一切，韦尔感觉自己被公司出卖了，而把怒火转嫁到了巴菲特身上。尽管之后韦尔收购了旅行家保险公司，并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但这依然不能消除他对巴菲特的仇恨，从那时开始，巴菲特就成了韦尔的敌人。
从美国运通公司到桑迪·韦尔，发生的一切让世界再一次体会到了“巴菲特”这个姓氏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已经和很多重大交易联系在了一起，他要么亲身参与了投资项目，要么在很多笔交易中扮演了顾问的角色。在包括大都会广播公司、消防员基金公司、《华盛顿邮报》、GEICO和奥马哈国民公司等等在内的集团中，巴菲特的身份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就是公司的幕后老板。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投资范围的扩张，巴菲特必须要做出选择，究竟是以合伙人的身份继续在公司做事，还是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这之前，巴菲特的身份并不明确。在伯克希尔–哈撒韦，他更像是一个基金管理者，负责为合伙人管理财产但却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写给股东们的信中，巴菲特表示自己做出的任何有关投资的决定都是以个人的行为准则作为评判的依据，是他自己建立起来了公司的分配制度，这也是巴菲特为了避免公司将钱进行集体捐赠而想出来的一个办法；他拒绝分割公司股份，同时也从来不让伯克希尔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在他看来，股东的合作团体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尽管公司是法人性质的，但是我们内部的关系非常平等，我们就是合伙关系！”巴菲特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但另一方面，巴菲特很迷恋于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一切，仿佛他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公司中一切的决策者。各行各业的人，包括那些政客、记者还有自己的同行——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都来向巴菲特讨教意见，寻求他的帮助，这让巴菲特充满自豪感。而随着巴菲特名气的增长，他对华尔街股市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种风潮，人们衡量一笔交易是否具有重量级的标准，就是看巴菲特是不是也投身其中。但巴菲特对于伯克希尔的情感没有变，毫不夸张地说，伯克希尔就是巴菲特个人生命的延伸！
一直以来，巴菲特的双重身份还是得到他个人、公司还有股东们的认可的，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但是现在，却到了抉择的时候，巴菲特必须要在公司的合伙人和管理者职位之间做出选择，两者只能择其一。
为什么巴菲特要面临这样的选择？原因就是税费问题的出现。一直以来，伯克希尔就在企业所得税问题上颇受困扰，如果公司改成了合伙性质，伯克希尔就不用再面对企业所得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巴菲特一直在免费为伯克希尔的股东们进行投资，这是一笔非常合适的买卖（除了巴菲特，所有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损害），从股东忠诚度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也希望巴菲特能够这么做。但是在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税收制度改革的法令，废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一般实用原则”（General Utilities Doctrine）。在此之前，一家公司在卖掉自身财产的时候只需要完成清算并将资产所得分配给股东即可；而现在，股东们在接受公司财产的时候还必须为这些资产缴纳一定比例的税额，好在这些资产不用被二次征税。
一般实用原则的废除，意味着以后对公司清算将征收双重税收，不仅公司赢利要交税，股东的资产分配也要交税。因为双重税收的数额非常惊人，一时间国内的封闭型控股公司和家族企业争先恐后地在这项法令正式实施之前开始进行清算。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经常说伯克希尔规模太大了，其资金已经成为投资获利的一大障碍，可以将其资产重新分配，然后组成一个更加容易管理的资金规模（仍然多达数十亿美元），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用不了几个星期就能重新开始投资（当然，费用也得重新收）。由于当时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上仍然有12亿美元的未实现利润，如果巴菲特真的对伯克希尔进行资产清算的话，那么他给股东的分红就能避掉4亿多美元的税，且有机会避免双重征税，公司也可以在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下重新开始经营！但他没有这么做！
在巴菲特的年度报告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有关清算、避税的话题，并否决了预先清算的想法。“举个例子，我们的伯克希尔可以选择进行清算，当然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那根据政府推出的新法令，我们的股东们就要缴纳一定的税款，这样他们手里最后剩下的资产肯定会比在新法令推行前手里清算完成后分到的资产要少。”
行事老派的巴菲特自然不会对银行账户里无缘无故增加1.85亿美元而满不在乎，而且他还能获得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重新开始的机会，要知道就是企业所得税才让巴菲特决定不对伯克希尔–哈撒韦进行清算，而这除了给巴菲特个人带来一定损失外，其他什么负面影响都没有。但这种原始的贪婪欲望已经不能影响巴菲特的任何决定了，正因为贪婪，巴菲特比任何人、比公司任何一位股东交的学费都多！不过考虑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发展，巴菲特决定放弃公司合伙人的身份，专职扮演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角色，这一切都是因为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感情，要不是这个特殊因素的存在，公司的资产清算早就已经可以进行了。
至此，巴菲特完成了自己的选择；这样，伯克希尔–哈撒韦也就像那些大企业宝洁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一样拥有了一位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这也意味着，就算有一天巴菲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司也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消亡。
不过现在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依然是难以管理的，由于公司旗下的分支太多，很多都属于不同的领域和部门，为这样一个组织进行经济价值评估本来就是一件不轻松的事。也难怪后来芒格戏称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一家“冷若冰山的公司”，公司的规模在无限制扩大，但是它的所有者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如果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轻轻松松地在公司予取予求，这样的公司还能有什么价值呢？恐怕什么也没有！
在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积累财富的问题上，巴菲特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公司里任何一位股东的想象，而且他有事实为证。巴菲特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记分卡，这张记分卡记述了多年来巴菲特的经营轨迹，和每年面对股票市场上的种种压力来比，这张记分卡带给巴菲特更多的则是享受和一份舒适、轻松的心情。从之前的双重身份转变到现在只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巴菲特再也不用作为一个绝对权威人来行事，而且他也不用再去面对那些令人头疼的数字，因为从一开始巴菲特进入股票市场以来，就有一些人在评论他的投资行为。除了这些已经免去的灾难，担任这一“冷若冰山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能让巴菲特体验到久违的乐趣。他在布法罗地区拥有一家报社，他写给股东们的那些信也在报纸上的一个专栏里发表。除此之外，他和其他那些首席执行官们似乎没有太多的交集。从巴菲特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那一天起，他就算正式走进了企业首席执行官俱乐部，但是和其他首席执行官不同，巴菲特没有任何恶习——他不会去住所谓的五星级酒店，不以收藏名酒、名家作品为乐，也没有见他购买豪华游艇，抑或是另觅爱人，找一位漂亮的花瓶小姐做自己的太太。“花瓶？我从来不认为花瓶太太是对自己的奖励，在我看来，那样的奖品是给失败者准备的！”巴菲特说。
但1986年的某一天，巴菲特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一天，他给好朋友小沃尔特·斯科特打电话。斯科特是地地道道的奥马哈人，他和巴菲特是同乡，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斯科特一直在为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工作，他的血液里充满了商人的DNA，但又不失风趣和幽默。在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小沃尔特·斯科特接替基威特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老板。在之后发生的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的投标串通丑闻案中，他登上了美国各大新闻报刊的头版，这使得彼得·基威特公司在任何涉及政府基金的合同中投标的资质受到质疑，严重威胁了公司的生存。不过最终斯科特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坦率与平稳的做法以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选择与政府部门进行交易，而这样的风险是很大的，动不动就可能让公司陷入生死边缘），帮助公司回到了之前的轨道。对于巴菲特来说，斯科特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凯瑟琳·格雷厄姆偶尔几次来奥马哈看望巴菲特时，都选择住在斯科特家里。
巴菲特在打给斯科特的电话中这样说道：“沃尔特，你觉得我买一架私人飞机怎么样？”巴菲特之所以给斯科特打电话，是因为他知道基威特公司内部有若干架飞机，主要负责接送来自偏远地区的合作伙伴。
而斯科特的回答是：“你不用问我，我想你自己能找到合适的理由！”
两天后，已经找到答案的巴菲特再次打电话给斯科特：“沃尔特，我已经找到答案了，现在我想问你的是，怎么找到飞行员帮你开飞机，还有你是怎么对飞机进行保养的？”
为了让巴菲特解开心中的疑惑，斯科特邀请巴菲特小试了一下基威特公司刚刚购进的新款飞机。飞了一圈后，巴菲特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随后立即购买了一架“猎鹰20”，型号和斯科特邀请他试乘的飞机一模一样，而这架飞机也成了伯克希尔的专机。这样，巴菲特的个人空间更多了，他也可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旅行时间表了。一直以来，隐私和自由支配时间都是巴菲特最在意的事情之一，一架飞机帮他解决了很多问题。
不过购买私人飞机也让巴菲特违背了自己的一贯原则，那就是不浪费一分钱。杜绝浪费是巴菲特人生的首要信条。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与凯瑟琳·格雷厄姆在机场打电话的那件事。有一次在机场，格雷厄姆要打个电话，需要10美分，由于没有零钱，她向巴菲特借钱。当巴菲特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枚硬币时，发现是25美分。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去换零钱，格雷厄姆知道巴菲特是不想浪费，她连忙叫住了巴菲特，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就让她浪费掉这15美分吧。对于巴菲特拥有的财富来说，这浪费掉的15美分就像是乘坐飞机在飞越乞力马扎罗山时丢掉一磅的货物一样不值一提，而此时巴菲特正在给自己找借口，找一个能解释自己买了一架飞机又雇用了两名飞行员这种行为的借口。在巴菲特自己看来，这无异于古埃及法老那样奢华的生活，但是如果真的要为浪费找借口的话，巴菲特无视清算而损失的1.85亿美元更需要他的解释！
是啊，巴菲特一向吝啬的性格和昂贵的飞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舍友克莱德·赖格哈德却给出了其中的答案，不过这样的说法看上去并不是十分妥帖，同样听上去有点令人尴尬。“他购买这架飞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给自己省钱，当然也能省些时间。”听到这种说法，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也拿自己开玩笑：“我啊，就是工作的时候太吝啬，而出去玩的时候舍得花钱！”
这架“猎鹰20”，作为唯一一件属于巴菲特的奢侈品，也让他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便如此，巴菲特“吝啬”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多少。即便打着代表绅士身份的领结，巴菲特也并没有真正融入所谓的名流社会，他依然是芒格口中那个“冷若冰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87年，大使沃尔特·安嫩伯格夫妇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及夫人、巴菲特和苏珊到著名的棕榈泉国际公寓度周末。其实在此之前，巴菲特就已经和里根夫妇见过面了，那是在凯瑟琳·格雷厄姆位于马撒葡萄园的别墅里，而且巴菲特还与里根总统在白宫一起用过餐，但是与总统先生度过一个周末，对于巴菲特来说还是第一次。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沃尔特这样的人设计的，偌大的一个房子里，除了你和你的太太就是50多个服侍你的人。墙壁上挂着的动不动就是价值亿万美元的名画，而我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看客，只有我对这些艺术作品一窍不通！要是我，倒是希望墙上挂着的都是《花花公子》的封面！”相比之下，苏珊对这些高雅生活的适应要比巴菲特好很多！
我们住的是一间叫作忧郁蓝色的房间床单是蓝色的，连屋子里的书的书皮都是蓝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蓝色的，牛仔裤也是蓝色的。在那里，每一个客房都有两名女仆，她们负责我们的早餐，每天早晨她们都在规定的时间给我们送上食物，就连托盘每次都是在同样的时间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到了规定的时间她们又会把东西收走。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穿晚礼服出席晚宴活动，每个门口早已经站好了两名女仆，她们会非常训练有素地告诉你：“夫人，您今天真是太漂亮了。”而为我服务的那位女仆则是看着我咯咯笑，也许她已经为我的到来准备了几周的时间，在想面对我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但是真到了我面前，却不知道说什么了！
在这里，沃尔特为自己准备了专门的9洞高尔夫球场。球座排列得非常整齐，而那些高尔夫球码放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如果他一天被安排了4轮四人赛，他会说球场安排不开这么多比赛，留下一场回阳光之乡乡村俱乐部去打吧。我自然愿意去那个俱乐部挥上几杆，阳光之乡乡村俱乐部的服务很好，在球被拿走后，会有专人把球码放整齐，依然像之前金字塔的形状，这样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如同梦幻一般！
对于金字塔和法老的奢华生活，巴菲特有自己的见解，但他并不排斥和安嫩伯格这位大使先生一起打球，因为他很喜欢安嫩伯格，也喜欢和他打球。巴菲特并不认为自己要过和安嫩伯格一样的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当然，巴菲特不会抨击安嫩伯格选择的这种方式。那个周末，安嫩伯格成了巴菲特身边最好的朋友，一直陪伴在他左右，而总统里根则成了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的玩伴。巴菲特知道这个周末有很多特工人员一直在保护着总统，但是他们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即便巴菲特把高尔夫球打到了水里，这些特工人员也没有现身捡球，这让巴菲特一睹特工人员的希望落了空。
对于里根，巴菲特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很欣赏里根提出的关于“地缘政治学说”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这一点让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随着垃圾债券和杠杆交易在华尔街的兴起，美国政府和美国经济都陷入了巨大的债务麻烦中，这在巴菲特眼中就是经济疲软的突出表现。处于疲软市场中的人可能会这样说：“我很荣幸能在周二请您吃汉堡！”而要是巴菲特，他邀请别人去品尝的就是牛排了，股市中的巴菲特从来都不是无能的，这一点可以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得到证实。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让人想入非非，而公司首席执行官巴菲特更是与美国总统共进晚宴、切磋球技，这样的经历和背景让巴菲特成为人们心目中财富的代名词，人们认为他就是一切经济智慧的源泉所在。再加上斯科特·费策尔公司收购事件，巴菲特更是成了伟大的保护者的化身。每一个试图对巴菲特还有他的公司进行分析研究的人最终都得到一个令人赞叹的数字，认为巴菲特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过去23年的时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票面价值每年都能以23%的速度高速而稳定地增长！那些最初和巴菲特合作的商人每投入1 000美元就能得到110万美元的回报！伯克希尔的股价达到了每股2 950美元！巴菲特个人身价高达21亿美元！这样的数字怎么能不令人眼花缭乱？巴菲特作为一个商人，一个基金投资者，他的财富已经能在美国排到第九位！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说得坦白一点，巴菲特不过就是一个拿着别人的资金进行投资的人，但就是依靠这种方式，他成功地跻身名人行列，成了众多投资者仰望的对象。别人投入了金钱，而巴菲特投入了自己的眼光和智慧，这样就成就了他数以亿计的财富，而他的手段不过就是买卖股票，进行投资！随着名气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巴菲特的面前向他寻求帮助。
这一次给巴菲特打电话的人是时任所罗门兄弟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在1976年巴菲特的GEICO出现危机险些破产的时候，古特弗罗因德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GEICO渡过了难关，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当时古特弗罗因德帮助巴菲特渡过难关的过程中，他既显示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优势，同样也暴露了公司的不足。当时GEICO股票的承销完全取决于一名普通股研究分析师的观点。在那个年代，在股票发行市场有一定地位的公司，一般会承接那种规模小，即使失败也无须承担什么法律义务的交易。但所罗门兄弟公司不是这样的企业，这是一家做事果敢、坚决的公司，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官僚作风，他们之所以敢拿下与伯克希尔的这份合约，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他们需要这份合同。对于那些能帮助自己的人，特别是那些能帮助自己赚钱的人，巴菲特一向是充满好感的，古特弗罗因德身上那种略带保守、充满智慧，但是又有点喜欢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了巴菲特，增加了巴菲特对这个自由的、本色突出的银行家的信赖。
古特弗罗因德出生于纽约市的斯卡斯代尔镇。小镇距离纽约市不远，因被高尔夫球场环绕而闻名。他的专业并不是经济管理，而是在欧伯林学院主修文学，并打算将来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但是父亲的一个高尔夫球友却把他带入了商业领域，这个人就是比利·所罗门，所罗门兄弟公司创建者的后人。
1910年，阿瑟·所罗门、赫伯特·所罗门、珀西·所罗门创建了所罗门兄弟公司。最开始他们的启动资金只有5 000美元，公司的发展方向是短期借贷。而就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所罗门兄弟公司这家规模不大的小公司居然通过把自己注册为政府的证券交易商之一挖到了一个大客户——美国政府部门！有了政府部门的认可，所罗门兄弟公司通过集中力量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债券交易，奋力打拼、审慎经营，再加上对客户忠诚，使公司在之后的30年里规模迅速扩大。反观其他经纪公司，不是由于经营不佳过早地关门大吉，就是走上了被吞并的不归路。
古特弗罗因德进入所罗门兄弟公司后，比利·所罗门给他安排的职务是交易助理。每天，古特弗罗因德看到的都是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人们手里拿着电话，脑子里想的全都是如何通过债券买卖帮助客户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和大多数人一样，古特弗罗因德在为所罗门兄弟公司服务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到1963年，也就是古特弗罗因德34岁那一年，他的业务已经相当熟练，并顺利成为了公司的股东。一直以来，比利对公司的管理一直采用强硬的铁腕政策，他说的每一句话对股东们来说都是他们的行事指南，就算股东们得到了公司的分红，比利也不允许他们以利润或者奖金的方式分年拿走，而是必须要留在公司里，以防公司遇到不测。
比利·所罗门在1978年退休前把公司大权交到了古特弗罗因德的手上。3年后，古特弗罗因德在他的朋友兼顾问位于东开普敦的海滨别墅，说要把所罗门兄弟公司出售给一家名叫菲普诺（Phibro）的大型日用品交易公司，两家公司在重组后将更名为“菲普诺–所罗门公司”，在整个重组过程中，古特弗罗因德和新公司的股东们平均每人拿到了大约800万美元的利润，而包括比利·所罗门在内的公司老臣们则一分钱也没有捞到。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所谓的元老早已退休了！难怪当时某位曾经出任所罗门兄弟公司董事的商人认为发生的这一切是一个悲剧：是现代版的俄狄浦斯，儿子最终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公司完成重组后，古特弗罗因德和菲普诺公司的总裁戴维·滕德勒一起出任新公司的联席首席执行官，这也注定了两人站在了跷跷板的两端，古特弗罗因德主管的部门业绩蒸蒸日上时，滕德勒所负责的部门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古特弗罗因德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的合作伙伴踢出了局，之后古特弗罗因德成了新公司绝对的主人。
得偿所愿成为公司的老板后，古特弗罗因德开始对公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增加外汇交易、股票交易及承销三项，并将原有的债券市场扩大到了日本、瑞典、德国等地。此外，古特弗罗因德并没有放弃引进人才，华尔街股市里出现了很多学院派的研究员，那些曾在学校教课的教授们也开始出现在股票市场。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所罗门兄弟公司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不断增加，他们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开资产剥离、拆分、运输、抵押以及债券问题中的数学之谜。但这些只是所罗门公司腾飞前的铺垫，直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债券市场，菲普诺–所罗门公司才一举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发展到华尔街股市的龙头企业，而这一切不过用了几年的时间。
鼎盛时期的所罗门公司规模很大，单是公司的交易大厅，占地面积就能达到一个飞机库面积的1/3。大厅里人山人海，烟雾弥漫。大厅的中间摆了两排桌子，桌子旁边挤满了交易人员、销售人员还有交易助理们，大多都是弯着腰对着电脑屏幕计算股票盈亏，即便吃饭，他们也是一只手拿着比萨，一只手拿着电话听筒，可见工作十分紧张。这里每天都像是打仗一样，人们的抱怨声、诅咒声夹杂在交易过程中，而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股票买卖这个永恒不变的话题。每天早晨，古特弗罗因德都像从炮膛里飞出来的炮弹一样从办公桌冲到大厅通道口，瞪着眼睛，透过角框眼镜观察大厅里的情况，而他的手里总会拿着一根香烟。
那些在交易大厅工作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都对竞争有着特别的感情，以把对手置于死地为自己最高的目标，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古特弗罗因德和他公司的发展。所罗门公司成了债券承销市场的佼佼者，古特弗罗因德也因此出名了，美国《商业周刊》称他为“华尔街之王”。此外《商业周刊》还披露了古特弗罗因德在所罗门公司实行的高压政策——这一点古特弗罗因德和他的导师、一手将自己提拔起来的比利·所罗门没有什么区别。一旦公司出现问题，古特弗罗因德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人，换句话说，为了平息出现的争端，古特弗罗因德很可能把每一个人都列为怀疑对象一一排查。
摘选自《滚雪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