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串谋
华说
《梦溪笔谈·象数》载：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祯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沈括在这里记录的，是北宋两大天文观测机构的串谋事件：
北宋朝廷设置了两大天文观测机构，一是司天监（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为太史局），一是天文院。两大机构都有漏刻、观天台、铜制浑天仪，总而言之，配备的仪器设备完全一样，职能也相同。为什么要设置两个功能完全相同的天文观测机构？无他，就是为了互相校核验证天象的观测。两大机构每天观测星象变异、云彩的颜色、吉凶的征兆、行星位置等天象，撰写成观测报告上报。为了防止弄虚作假，朝廷规定，天文院的报告必须在皇城开门前报送到宫中，司天监的观测报告则在皇城开门后送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两大机构暗地里通风报信，彼此分享各自的观测数据及其分析，写出来的观测报告几乎完全一样。按照沈括的说法，两大机构的串谋由来已久，而对于这一行为，宫廷内外的人也彼此心照，习以为常。沈括不信邪。宋神宗熙宁年间，他出任提举司天监，借此机会整顿了一番，并罢免了六名官员。但效果杳然：没过多久，一切如故。
在传统中国“天人感应”的文化中，天象和人事密不可分。所谓“天人感应”，是说天与人交相感应，人的行为上感于天，天则根据人类行为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便是各种奇异的自然现象的发生。人君失德，国家治理失败，便会降下灾异以示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则会出现祥瑞加以鼓励。因此，天象的变化显示着人事的吉凶。古代君主之所以重视天文观测，原因即在于此。
宋朝设立天文院和司天监“互相检察”，其之意图，显然是想通过引入竞争来提升对天象观测、分析和解读的能力和质量。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两大机构通过串谋的方式，化解了加诸于其上的竞争压力。
竞争必有胜负，胜者获得奖励，负者面临责罚。观测的仪器设备一样，机构人员的知识水平相仿，面对着“天有不测风云”的相同局限，不论是对天文院还是对司天监而言，在竞争中胜出的概率是相等的：可能今日你胜我负，也许明天我胜你负。今日奖励，明天责罚，奖惩相抵，而彼此陷于竞争而不能自拔，不值当也。既然如此，则彼此合作暗通款曲，即不求奖励，也免于责罚，无疑最符合双方利益。“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这是“经济人”行事的逻辑必然，不是沈括大肆整顿罢免官员所能改变的：“未几，其弊复如故。”
由古及今，想到了发生于当代的类似事例。在那所谓的“纸媒时代”，报纸与报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在同城媒体之间。新闻记者的职业，是按条线划分的：有跑时政条线的，有跑经济条线的，有跑文化条线的。这是大略而言的。其下又有细分，譬如说，经济条线细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外贸、金融等等。同城报纸之间的竞争，从新闻采访的角度看，是各报条线记者之间的竞争。条线记者“守土有责”，不能遗漏所在条线的重要新闻。一旦有所遗漏，批评是免不了的，“扣钱”也是必须的。不管是成文还是不成文，每个报纸大抵是这样规定的。
纸媒的流程，是记者今天采写新闻，明天出版见报。因此，一旦漏了重要新闻，无从隐瞒也无从弥补。别的报纸有，单你没有，如何隐瞒？报纸已发行到读者手中，如何弥补？因此，条线记者面对的局面，一如北宋的天文院和司天监。“不薄今人爱古人”，今人的智慧不低于古人，古人能想到的，今人也能想到。各报虽然竞争激烈，但条线记者私下里每每分享各自的采访通知或者线索，互通有无。道理简单：彼此合作，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要新闻的遗漏，避免被报社领导批评和“扣钱”。
语有之曰：“趋利避害。”上述所举的两例串谋行为，很显然，其之重点，不在于“趋利”，而在于“避害”。
（图片来自网络）
202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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