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总结里面提到，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苹果，了解投资大师的著作一直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所以打算开一个系列，把我的阅读体会也总结一下。第一章先来聊聊马斯克。这个老爷爷的《投资中最重要的事》《周期》两本书之前都读过，他也是巴菲特比较认的投资人，他的投资备忘录也是巴菲特比较推崇的读物。这次他跟他儿子两个人的对话是这次备忘录中我个人以为最有收获的部分。先来总结一下我主要的收获：
1、不要给自己划定边界，兼容并蓄，心态开放。
2、估值方法：DCF是万法之宗，无论是价值投资还是成长投资。当然，我自己在实践中很少用DCF，之前做DCF模型也主要是工作需要。我自己经常用简单的PE 25就是按照4%的预期收益率做参照才选用的快速判断指标。方法总是这样，没有十全十美，总要有取舍。
3、卖点可能比买点更重要：马斯克最后与安德鲁在讨论卖的问题时，安德鲁是希望长期持有的，虽然安德鲁代表的是成长投资，但是他长期持有的观点巴菲特和芒格也经常提到，包括税的好处（A股我们就不用考虑税的因素了），卖点永远不是因为价格，而是因为公司基本面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与资金来源有关，如果是基金要向LP兑付，或者作为我们散户加了杠杆（注意，这里前提是加了杠杆），那么设置止盈是有必要的。
4、投资会越来越难：投资实际上是对信息非常敏感的一个行业，科技的发展让专业机构和散户之间在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上差距越来越小了，巴菲特早期那种个位数PE，PB小于1的标的遍地都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要做好钱越来越难赚的心理预期。
最后，我非常鼓励去读各种经典的原文，所以，我把收集到的备忘录原文翻译贴在下面，供大家参考，原文太长，分两篇来黏贴。原文来自聪明投资者公众号，我自己并没有关注，朋友分享给我的：
如果问我这次疫情大流行下的一丝安慰，我觉得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疫情伊始，我、南希（Nancy）和儿子安德鲁（Andrew）一家都搬到了洛杉矶，因为疫情来袭之时他们的房子正在翻新，所以接下来的十周我们都住在一起。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与儿孙在一起几个月共享天伦，这是2020年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慰藉，它的影响将常伴我们一身。
我的儿子安德鲁也是一名专业投资者，他致力于长期投资于所谓的“成长股”，尤其是科技公司，他2020年收益颇丰，在绝对的业绩表现面前，的确无可争辩。
疫情下我们共处的时间变长，因此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他交流，这也促使我思考了很多以前较少涉及的投资领域，这构成了我这篇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如我之前提到的，我能从人们问我的高频问题中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想法。
最近我经常被问及 “价值”投资的前景。
在过去的13年中，成长股的表现明显超过了价值股，以至于大家都在问我这能否长期持续。
透过与安德鲁的讨论，我得出结论：我们所处的投资环境瞬息万变，太纠结于“成长”或“价值”这两个概念无法很好帮助我们在投资中获利。
什么是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是主流的投资流派之一，它关注一家公司可量化的内在价值，这通常是以现金流的生成能力为参考，并在标的价格相对其内在价值有折扣时选择买入。
价值投资者会考虑一家公司尽可能长期的现金流，并用现行无风险利率（通常为美国国债收益率）加上风险溢价作为折现率，折算其未来现金流的现值。
现行有很多衡量估值的指标，比如P/S（市销率）、P/E市盈率等等，这些估值方法基本都是基于现金流折现法（DCF, discounted cash flow）。
实践中，要确定一家公司的价值极具挑战性，而且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数学运算能力，而是基于对相关变量参数的更好判断。
简而言之，DCF是所有价值投资者根据公司的长期基本面做出投资决策的主要工具。
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你们购买的股票、债券不只是一张有价证券，而是一家公司所有权的一部分（对于债券来说就是债权的一部分）。
这些金融工具原本具有基础价值（面值），而市场报价则各不相同，证券价格会因 “市场先生”（格雷厄姆称资本市场为市场先生：Mr. Market）的躁郁情绪起起伏伏。
在任何一个交易日，市场先生都可能精力充沛或沮丧不已，他根据自己的心情决定证券价格。
价值投资者明白，市场很少会以证券对应的资产价值定价，而是与经常与公司内在价值脱节。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机会以低估的价格买入股票或债券。这需要投资者做到独立思考，并抵制市场周期导致的情绪波动，仅根据价值做出投资决策。
综上，对我来说，价值投资的内在原则如下——
◇ 了解到证券是公司所有权/债权的一部分；
◇ 专注在真实价值而不是市场价格；
◇ 用基本面情况计算内在价值
◇ 当标的的市场价格与你计算得出的内在价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时，就会存在套利的机会；
◇ 出现这种机会时要保持情绪冷静，否则就不要采取行动。
价值VS成长
在过去的八、九十年中，市场投资风格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发展。
首先是价值投资的出现，另一个是出现了“成长投资”，它针对的是有迅猛增长潜力的新公司，它们由于长期增长潜力而被市场赋予高估值。
“价值”的标签化有赖于它的早期推广者格雷厄姆实行的低估值策略。格雷厄姆的投资风格被他的门生巴菲特称为“捡烟蒂式”投资。
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尤其关注那些相对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价值来说被低估的平凡公司，巴菲特将这比作在大街上寻找还剩一口没抽的烟蒂。
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开设的课程以及他的著作《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中传授的就是这种风格，它们被认为是价值投资的圣经，这种投资方法依靠固定公式来找到低估的资产。
格雷厄姆藉此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投资业绩，不过有意思的是，他日后坦言，他在一家成长型公司GEICO（美国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比他所有其他投资的总和还多。
巴菲特被誉为价值投资者的圣徒，他在职业生涯的前几十年里也通过“烟蒂式投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说服他扩大了对“价值”的定义、并将重点转移到“合理定价的伟大公司”之上——这样的转变让他得以取得更高的资本回报。
也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之后，巴菲特投资了可口可乐、GEICO和华盛顿邮报等以绝对估值来看不算便宜的公司，但如果将它们的竞争优势和潜在回报考虑在内，毫无疑问是诱人的投资。
尽管巴菲特早就知道公司的前景是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一直以来对科技公司的抵触可能无意中影响了广大价值投资者，让他们也选择避开这些科技股。
有趣的是，巴菲特也承认，他近年对苹果公司的投资是他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随着时间的流逝，价值投资者之间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价值投资者采取了更严格的方法，特别强调低估值。
由于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烟蒂式投资”非常关注低估值，这导致了一些价值投资者将低估值作为最核心的考虑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标普500价值指数的编制仅取决于找到标普500中价值/成长比最高的前三分之一（其中价值取决于低市盈率、市销率和市净率；成长取决于3年来的销售额和利润增幅以及一年期的股价变化）。
换句话说，标普价值指数成分股的主要特征就是“低估值、低增长”。 但是， P/E、P/S等比率较低和“低估”并不能划等号。
这些比率低的确很诱人，然而市盈率低的股票只有在它当前的收益增长可反映未来情况的时候才值得投资。
仅仅追求指标低估值可能会导致投资者踏入所谓的“价值陷阱”：一些股票看上去价格便宜，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公司存在经营缺陷，或者它们目前的业绩水平无法持续。
另一方面，成长投资阵营始于1960年代，当时我在第一花旗银行的权益研究部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投资者对高增长股票的追捧催生出所谓的“漂亮50”股票，它们成为许多货币中心银行（包括我的雇主）的投资焦点，这些银行是当时主要的机构投资者。
“漂亮50”由50家当时被认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公司组成，它们被过度追捧以至于当时投资者普遍认为“它们不会有任何负面”、“它们的股价再高也不为过”。
像大多数被狂热追捧的股票一样，漂亮50多年来股价表现惊人，这些公司的盈利持续增长，估值也上升到让人血脉喷张的水平，直到1972年至1974年之间股价急剧下降。
由于那场崩盘，漂亮50的持有期收益率多年保持负数，也使我丢掉了权益投资总监的工作（之后我被分到了债券组，投资高收益债券和可转换债券，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幸运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从崩溃前的高点衡量，漂亮50中真正具备长期成长性的公司（约占其中的一半）在25年的时间里也取得了可观的回报，这表明即便是极高估值，对于一些基本面非常优质的公司来说也可以是合理的。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价值和成长这两种投资方法的分化愈演愈烈——它们不仅成为不同的投资流派，而且还被用于区分产品，基金经理和投资机构的标签。基于此，价值和成长风格的表现总是被拿来对比。
如今，价值股的表现已经大幅落后于成长股（尤其在2020年更是如此），这导致一些人认为价值投资再无价值，而另一些人则断言价值即将王者归来。
基于对过去一年的反思以及和我儿子的深入交流，我坚信，价值和成长绝不应被看做是互斥的两种风格。
投资的获利点
我与安德鲁都认识到我们投资的背景和关注的领域都大相径庭，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关注的投资获利点也截然不同。
我的投资哲学的构建始于1960年代，当时投资思想还不像现在这么成熟，主流的投资方法就是格雷厄姆的那一套。
巴菲特当时还在专注于“烟蒂式投资”，尚未提出“护城河”一词来代指优质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
我的投资哲学的构建与我从1969年漂亮50泡沫时期开始投资生涯息息相关，当时的我见证了泡沫的破灭。
1978年，我从权益投资转向固定收益投资，专注于可转债和高收益债，这进一步塑造了我的投资哲学。
格雷厄姆和他的合著者大卫·多德（David Dodd）将债券管理描述为一种“负面的艺术”，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而言，债券投资的收益上限就是利息收入和到期还本付息——这也是它被称为“固定收入”的原因。 也就是说，所有6%的债券持有至到期可以获得6%的利息收益。
反之，如果债券无法偿付，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损失。所以，简单而言，想要提高债券收益，不是通过选择购买哪些债券（因为同等级的债券回报率基本都相同），而是排除哪些可能无法偿付的债券。
这显然和投资股票有着本质的区别，股票投资的收益从理论上说是没有上限的——只要投资者能够巧妙平衡上升潜力和下跌风险。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股票投资者，必须要保持乐观。
因为股票投资显然不适合那些末世论者。然而乐观这个词与债券投资确实矛盾的。
由于债券的长期收益通常很难超过它们的约定收益率，因此债券投资需要保持怀疑的态度，关注下行风险。我在固收投资上的优异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性格上的保守主义。
另外，由于科技公司较少发行债券，也变相弥补了我对科技行业的关注不足，——我从未对科技公司产生过什么特殊兴趣，而且常常对新技术的发展感到头大。
显然我不是一个早期使用者（early adopter，市场营销术语，专指那些对新技术、新产品有着浓厚兴趣，喜欢尝鲜的消费者），也不善于发现科技产品的早期趋势。
最后，我的父母是生在20世纪初期，长在大萧条时期的那一带人，他们经历了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匮乏和恐惧，我思维模式的塑造受到了他们的极大影响。
我的父母曾经历过“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困难时期，也见识到事态可以以多块的速度变坏，所以他们更加关注未来可能的损失。
我从小是听着诸如“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存钱以备急需”这样的警句长大的。
这样的成长经历与父母比我父母晚出生几十年，从未体验过贫困和匮乏的孩子截然不同。
我的成长经历使我更愿意接受价值投资风格，并接受了“讨价还价者”的人格，这样的性格让我在我所选择的投资领域如鱼得水。
安德鲁的思维模式跟我完全不同，显然，他的成长经历与我截然不同，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而且很小就开始涉及投资了，我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和他讨论投资的话题。
尽管他深深赞同我的投资哲学中的某些要素，例如要了解投资者心理，着重基本面研究和逆向投资的重要性，但他也开拓了自己的道路，通向了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领域。
安德鲁在投资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忠实的巴菲特信徒，他把巴菲特说的每一句话当做先知的启示来学习，并坚决遵循他的哲学。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伸发出自己的观点，投资主线也转向科技企业和其他成长型公司。
他与两个合伙人一起管理一家名为TQ Ventures的风险投资公司，同时带动了我们家的“增长型投资”，并取得了丰厚回报（相比之下我更适合适合处理较为保守的投资）。
我和安德鲁对于投资的不同视角，在2020年这段特殊时期引发了我们的大量讨论和学习。以下内容很大一部分来自安德鲁让我在75岁的年纪刚刚接受和领会的观点。
价值与成长不应被二分对立
不知从何时开始，价值与成长阵营的竞争和对立几乎发展得犹如政治阵营的对立一般。
你承诺效忠其中一方，之后的投资决策也要遵循它的模式。双方都开始相信自己坚持的才是正确的，同时开始瞧不起另一方。
我认为不同的投资者会由于他们的情感倾向、智识倾向和对事物理解的区别，会坦然倾向于其中一种风格，以下是一些显著的区别——
◇ 从现在的现金流量和资产价值出发，价值股理论上应该是“更安全”的标的，尽管它们很难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高成长企业所能带来的巨额回报。
◇ 成长投资通常需要投资者相信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新的商业模式可能会不时遭受挫折，这需要投资者抱有深刻的信念，否则无法坚持下去。
◇ 当成长股上涨时，其中会夹杂一定程度的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会在市场纠偏的过程中逐渐消逝，这对最坚定的投资者来说都会构成考验。由于成长股的价值取决于长期的现金流折现，因此利率变化对其估值的影响比对价值主要来自短期现金流的公司的影响要大得多。
尽管有这些差别，但是我不相信此时此刻，那些著名的价值投资者会纠结于价值和成长风格的边界（价值投资如今关注那些低价、可预测的标的；成长投资看重高成长的公司，即便估值已经很贵）。
这种区分既非必要，也不正常，更没有用，特别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复杂环境中尤其没有意义。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在各种投资风格上都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价值投资视为坚持基本面分析，而不去关注市场定价的行为。
正如巴菲特自己所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价值投资者……现金收益贴现是评估任何公司的适用方法……我们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
他们当时之所以强调“烟蒂式投资”，只是因为彼时的市场恰好有很多相关的机会——尤其是考虑到他们俩都是从相对较小的资金量开始做投资的，但是随着世界的发展，我们面对的投资机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俗话说：“手里拿着锤子，看啥都像钉子”，人们广泛讨论的价值与成长的区别使某些人以为他们手里只有锤子，而实际上他们拥有整个工具箱。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想要成功只靠锤子可不够，我们需要一系列工具。
一个更高效的世界
如前所述，当巴菲特和格雷厄姆第一次实践他们的价值投资时，投资世界与当前的世界大不相同。
首先，当时的投资行业与今天相比竞争要低得多。
投资管理并不是大家渴望从事的热门职业，当时的投资行业更像是一个个小作坊，大家都在用很传统的方式来投资。
其次，在当时，信息的获得和处理很难，没有计算机，电子表格或数据库来辅助。
在研究股票之前，您首先必须在报纸的背面或穆迪等评级公司整理的大部头中找到它。想要看到一家公司的年报，你可能要向上市公司申请，或者去图书馆借阅。
第三，由于这个行业如此之小，处于萌芽期且不受欢迎，因此投资方法并未得到广泛的发展或传播。
关键的分析框架不成体系，像格雷厄姆和巴菲特这样的人拥有巨大的优势，仅仅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处理他们发现的数据。
简而言之，很少有人为投资搜寻数据，数据搜寻过程很困难，而知道如何将数据转化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结论的人就更少了。
在这种环境下，对于那些愿意寻找并有分析能力的人来说，股票市场潜藏着无数机会。
巴菲特早年运用“烟蒂式投资”来运营他的投资合伙企业并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回报，他当时就坐在奥马哈的小房间里，翻阅成千上万本《穆迪手册》，然后购买小公司的股票——小公司的交易价格比清算价值有很大的折扣——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它们。
在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例子中，巴菲特开着车到田间地头从农民那里以1倍市盈率的价格用现金收购股票——此前股票经纪人把这些股票推销给他们，之后就被遗忘在柜子里。
最后股价大涨，巴菲特以高价卖出，大赚近100%。
因此，格雷厄姆式价值投资框架是诞生在一个证券价值可能被严重低估的时代，由于信息搜集的难度大且信息不透明，使这种低估成为可能。
随着时间的流逝，勤奋的分析师能获取的信息优势开始慢慢消失，即便如此，这种优势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本世纪初互联网被广泛采用、投资行业爆炸式增长之前，人们仍然很难获取信息。
到了1990年代，仍有人需要通过邮寄途径获取公司年报，而更多的人可能已经知道如何通过分析资产负债表进行套利——就像格雷厄姆在1950到60年代时那样。
不过如今看似基本的分析概念，如ROIC、护城河和自由现金流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广泛认可。
当时大多数人都还不了解可以获利的特殊情形——也就是由企业的复杂行为带来的错误定价，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存在找到便宜货的可能性，虽然这需要更高和更复杂的分析能力。
到了今天，一切都变了。
投资行业竞争异常激烈，数万只基金管理着数万亿美元。投资管理是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大量人才放弃科研，转而投身华尔街，导致大家指责华尔街造成了基础科学领域的人才流失。
巴菲特已从一名捡便宜股票的投资者变成一位世界名人，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投资者慕名参加在奥马哈举办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年会。
信息似乎无处不在，到处充斥着关于投资方法和特定股票研究的书籍、文章、博客和播客——而且这些内容在手机上触手可及。
除此之外，每年有数十亿美元投入在细分领域的数据和电脑系统上，用于处理市场上各类错综复杂的数据。
所有这一切改变的发生都是因为在过去的40年中，专业投资人赚的盆满钵满。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当我1960年代末进入公司时，很少有 “家喻户晓”的投资者，投资行业的收入也并不突出。
过去，基于易于观察的数据和基本分析，就可以找到套利机会。而今天还对这种可能性心存幻想就显得很愚蠢了。
在公司年报中可以找到信息以及其他公开信息几乎都已经反映在了市场价格之中——这也是市场假说理论的实质。
因此，今天想通过这些公开信息取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很小了（当然，在市场低迷和恐慌时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恐慌性抛售会让证券价格脱离基本面情况）。现在有理由认为，我们从可辨别的定量数据中很难找到高投资回报的机会：
◇ 如果某只证券的估值很低，很有可能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 成功的投资必须更多地取决于关于（a）定性，不可量化的因素以及（b）对未来情况如何发展的卓越判断。
过去的资本市场已经渐行渐远
不仅经典价值投资（即通过可辨别的量化指标中找到低估的股票）不再能产生可持续的投资优势，而且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投资的变量也越来越多，都可能导致短期指标与估值脱钩。
回顾过去，巴菲特可以轻松找到长期保持龙头地位的企业，并进行相对简单的分析以评估其估值。
例如华盛顿邮报，它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主要城市的垄断报纸，通过对发行量、订阅价格和广告价格等变量评估之后就可以以合理价格投资。
当时的纸媒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所以它的护城河是很明显的，但今天不一样了——
◇ 由于市场全球化，互联网和软件的获利潜力急剧提升，因此科技公司或技术辅助型企业可以变得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有价值得多。
◇ 创新技术的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
◇ 成立一家公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而且企业家可以接触到的资金前所未有的多。
◇ 有能力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创业
◇ 由于很多公司的产品都是虚拟的，因此它们的成本和资本要求极低，并且其利润率，尤其是边际利润非常高。
◇ 由于通过网络进行扩展的边际成本可能非常低，因此业务可以比以往更快地增长。
◇ 资本对上市公司扩张时的烧钱容忍度前所未有的高，这导致大家很难找到真正的赢家，如果不具备拨云见日的洞见，很难区分市场上的赢家和输家。
◇ 由于在数字领域开发和扩展新产品要容易得多（通常只需要一些工程师和程序员爆肝），因此，一家公司拓展业务的可能性近乎无限：亚马逊的AWS云服务和Square的Cash App是两个著名的例子。这让诸如卓越的管理，工程师人才和客户战略定位这样的无形资产拥有了更多价值，。
◇ 龙头企业的护城河前所未有的强大，正如布莱恩·亚瑟（Brian Arthur）在近25年前的杰作《增加回报与新商业世界》中指出的那样，行业龙头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更具效率，而不是臃肿和低效。
◇ 与此相反，在资本加持下的创新型公司的冲击下，传统业务的持久性从未如此脆弱或不确定。
◇ 然而，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科技龙头们正面临着反托斯拉的威胁，各国政府相信这些公司已经变得过于强大，难于管控。
总而言之，如今的企业更脆弱，同时也更具统治力，拥有更大的机遇，更能撬动社会财富的分配。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成功的企业在长期高速增长，持久且越来越高效，这让它们的高估值显得很合理。
从消极的一面看，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诱惑，使投资者高估一些没有那么高增长预期的公司。
面临投资的新时代，我认为基本面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考量各种情况——包括那些严重依赖无形资产并在遥远未来才可能有增长的情况——以期获得真正的洞见。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价值投资者的心态相悖的。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它们坚持的是可观察到的价值，而不去关注那些转瞬即逝的不确定性。
在泡沫破裂之后，市场往往会陷入恐慌，所以价值投资者对市场的繁荣总是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无形资产占比很高的公司。
怀疑的心态对任何投资者都很重要。挑战假设，避免从众心理和独立思考始终是至关重要的。怀疑主义使投资者安全。
但同时我也认为，怀疑的心态可能会导致人们忽视了自己的本能。尽管不能失去合理怀疑的心态，但也要时刻保持好奇心，深入研究新事物并想办法理解它们。
我很担心价值投资会导致大家陷入僵化的思维，因为在社会处于变革时，套用过去的公式或者经验往往会导致巨大的错误。
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常常警告人们，“这次不一样”的想法会带来风险，但他同时认为这种想法有20%的时间有可能是正确的。鉴于21世纪技术进步的程度，我认为现在这个可能性远高于20%。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对于那些能够实现快速，持久和高利润增长的龙头公司来说，很难根据近期市盈率来判断它们是否被高估。
财务公式无法衡量这种肉眼可见的增长——这让估值变得复杂。
正如约翰·马龙（John Malone）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家公司的长期增长率超过了资本成本，那么它的现值就是无限的。
但这仅适用于真正的特殊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当市场处于极端乐观状态时，正如我们在漂亮50和互联网泡沫中看到的那样，
（a）相关领域的所有公司都被视为长期赢家，
（b）如果在极度乐观和极高估值的时候买进，即使是最伟大的公司的股票也可能持续保持低收益，
（c）泡沫破裂时，优秀的公司也会承受巨大跌幅，以至于无法分辨出哪些是真正优质的公司，这是你需要真正的洞见和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坚定持有这些公司。
我想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并不打算暗示对现在的成长型股票的评价。 我听到过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想使其成为该备忘录的主题。
本着寻求了解这个新世界的精神，市场评论员们（包括我在内）将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目前少数驱动着巨大市场的公司们的基本面，而不是单纯基于自上而下的历史估值比较下结论。
在没有完全了解如今占标普500等股票指数如此之多的科技公司的情况下，对整个市场水平发表意见似乎是不明智的。
正如安德鲁一再提醒我的那样，如果无法解释技术领导为何被高估，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今天的市场位置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