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书近几年才越读越有味道的，他的回忆录《旁观者》有一篇是描写在通用汽车所见所闻的，里面提到了一位高管叫布莱德利，当德鲁克跟他要背景资料的时候，他死活不愿意给，因为他是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并且还在学校任教，教过几年书——这样的高学历在当时的通用汽车是羞于启齿的。
书中有一段话“你可以发现在美国企业界有不少大学毕业的管理人才，通用则有更多这样的人才，斯隆先生是麻省理工工程学士，我们董事长威尔逊在卡耐基大学获得学位，我是弗吉尼亚综合技术学院出身。但我们特别标榜那些从基层苦干出头的人，说到博士学位，可真是丢脸，布莱德利企图以时间来洗刷这项污名，我们也尽量替他隐瞒这件事。”
德鲁克评价说：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实在很难想象高等教育会是一个人的弱点而不是资产，斯隆那一代人的偏见是把正规学术训练当做不切实际，今天文凭至上的偏见，鄙视老实工作、用劳力赚钱的年轻人，则为害更甚。
我特别喜欢从基层一直做上来的企业负责人，也高度尊重学历不高、草根出身的创始人。在投资中这类问题遇到多了就会去反思企业的行为模式，这些东西从报表上是看不到的。有基层经历和草根经验的负责人也会遇到问题，在面临产品迭代、技术变迁的时候，因为知识结构、学习基础不够，产业趋势不能识别，即使识别出来也做不到研发领先，这时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小学毕业的何享健把儿子踢出公司，大权交给了方洪波。
即使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有基层经历的人在“守业”上很少出问题，因为整套流程都熟，知道风险点在哪，这对于金融行业很重要，在这类行业中，不做什么比做了什么更重要。我们的几大国有银行的行长都是副部级，但其中有一家比较特殊，是从企业内部提拔领导人，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差异。
在国有企业中，我不喜欢由zf人员接任企业一把手，我是连着吃过两次亏后才去反思这件事，不点名了，这几年投北京和上海市国资委旗下的上市公司很痛苦，也是这个原因。之前提到过工业气体行业的公司叫杭氧股份，郑伟20年上任后把气体项目能接的订单全接，十几个项目同时开工，在建工程规模从前年的12亿搞到86亿，这就是典型的顺周期行为，在下游煤化工和钢铁行业好的时候大快干上，下行的时候怎么收拾摊子呢？没在企业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负责人没有切身感悟，理解不了这些东西。再举个例子，镇江的恒顺醋业，也是杭祝鸿上任后口号震天响，4年的时间没搞出东西来，恒顺在江苏本地的营收占比非常高，其实只要锚住外面1-2个省份把渠道做透，就能获得不错的增幅，但非得全国范围铺摊子，好大喜功。这样的例子能举出很多来，零几年的青岛啤酒，15年的海螺水泥等等。国企中草根负责人往往都道德水平很高，而调派的在采购环节等环节出很多乱象。这些风险从财务报表中是看不到的，需要去观察企业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