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反腐力度持续加强，但被判处死刑的贪官仍属少数。
2025年2月24日，中国华融国际原总经理白天辉二审维持死刑判决；此前，内蒙古巨贪李建平也因涉黑、贪污超30亿于2024年12月被执行死刑。
这两起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何他们被判处极刑，而多数贪官未被如此严惩？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司法逻辑与反腐导向？
一、案件核心：数额之巨与情节之恶1. 白天辉：11.08亿受贿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白天辉在2014年至2018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企业谋利，受贿金额达11.08亿元。其犯罪行为与华融集团原董事长赖小民的腐败网络深度绑定，通过违规投资高风险项目（如房地产、股票）追求短期业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长期金融风险。尽管其有“重大立功表现”（如揭发他人犯罪），但法院认为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因此未予从轻处罚。
2. 李建平：30亿巨贪与黑恶势力勾连
李建平案涉贪污14.37亿、受贿5.77亿、挪用公款10.55亿，并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危害地方。他不仅侵吞国有资产，还通过黑恶势力操控拆迁、土地收购等公共事务，导致营商环境恶化、社会秩序崩塌。其犯罪行为兼具经济犯罪与破坏社会稳定的双重危害性，远超一般贪腐案件。
二、死刑判决的司法逻辑：严惩“三重特别” 中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罪保留死刑，但适用标准极高，需满足“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三重特别”条件。白天辉与李建平均因突破这一红线而被严惩：
数额特别巨大：两人涉案金额均超10亿，远超一般贪腐案件（如赖小民17.88亿被判死刑）。
情节特别恶劣：白天辉的腐败行为直接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李建平则通过黑社会势力将公权力“私有化”，严重破坏法治根基。
社会危害性极端：李建平案中，民生项目资金被挪用，导致城市基建停滞、民众生活受困；白天辉的金融违规操作则可能引发行业连锁反应。
相较之下，普通贪腐案件若仅涉单一罪名且未造成全局性危害，通常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结案。例如，近年多数落马官员涉案金额多在数千万至数亿之间，且缺乏“情节特别严重”的叠加因素。
三、死刑判决的深层意义：震慑与导向1. 震慑“关键领域”腐败
白天辉所在的金融系统和李建平主政的地方经济开发区，均是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领域。此类领域腐败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死刑判决释放了“零容忍”信号，旨在遏制权力与资本勾结的深层腐败。
2. 回应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李建平案中，黑社会与公权力的勾结严重践踏了基层民众的权益，死刑判决通过严惩“保护伞”，修复了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3. 推动“不敢腐”的制度威慑
十八大以来，仅赖小民、白天辉、李建平等极少数贪官被判处死刑，表明司法对死刑的适用极为审慎。但通过对极端案例的严惩，强化了反腐的“长牙带电”效应，为“不敢腐”的机制提供终极威慑。
四、争议与反思：死刑的边界与反腐长效机制 尽管死刑判决获得多数民意支持，但其适用仍存在争议。部分观点认为，死刑可能掩盖制度性漏洞，需通过强化监督与权力制衡根治腐败。例如，李建平长期“亦官亦商”却未被及时查处，暴露了“一把手”监督的薄弱。此外，如何平衡“从严惩处”与“司法人道”仍是未来法治建设的课题。
结语
白天辉与李建平案的死刑判决，是中国反腐从“治标”向“治本”过渡中的标志性事件。它既彰显了“刑责相适”的法治原则，也警示权力者：当腐败突破国家与民众利益的底线时，法律必将亮出最锋利的剑。然而，根治腐败仍需依靠制度性改革，将权力关进“数据铁笼”，方能实现“不能腐”“不想腐”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