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交流】银行后置风险未来会爆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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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董老师，我在实践中发现，我们银行面临许多后置风险。回想当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时，坏账率高达20%以上。我曾与一些银行和包括我们公司在内的企业老板接触，总感觉存在很大的风险，我们发放了许多贷款，在评估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水分。这种风险是否会成为现实？此外，像稳定币这样的新兴事物可能会对应用场景产生影响。例如，未来的收款可能都通过稳定币进行，这样就绕过了银行，这是否会对银行带来风险？
另一个问题是，实际上，日本和欧洲的银行市净率并不高，它们的估值都是打折的。目前，我们的银行业也逐渐接近这一水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上涨空间受到了限制？我们常说要关注中国的走势，但可以参考日本的情况，因为日本最终是通过安倍的“三支箭”政策将其经济拉回正轨的。那么，我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董宝珍：
关于后置银行风险的问题。这是基于客观的底层常识性规律。因此，在讨论后置逻辑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目前披露的资产质量数据是后置的还是前置的？现在银行给出的年化不良率和拨备率等数据是后置的。如果前置，那么意味着银行将在近期公布更为悲惨的数字。如果说是后置的，那么它是在逻辑上是在终结，现在就是后置的。
现在中国银行业有一家银行一年就能新增接近2%的不良贷款，即一年需要消化2%的不良贷款。正常情况下这个比例为1比25，即当年计提占净利润的25%。假设某银行计提是25元，净利润是100元。与美国银行的水平相比，前几年中国银行业的当年计提与利润的比例为1：1，即计提100元，净利润也是100元。这正是许多银行收入下降，但利润仍能实现正增长的原因，即计提已经度过了高峰期。因此，当我们承认这个后置的逻辑时，在现实定位上，这个后置就成为末端。举例来说，好的银行的数据会逐渐增长，而数据表现不佳的银行因为它们遇到了一些特别困难的情况，计提超过了净利润。
第二个问题，即各种新的币种是否将颠覆传统银行，像苏宁电器纯粹是被马云、刘强东他们颠覆了。这时我们不得不回想起马云曾说过的那句话：“如果银行不变革，我就颠覆银行。”马云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是因为政治力量制约了他。
若完全放开支付宝和微信进行自由竞争，工商银行将无法与马云和马化腾抗衡。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通过效率和低成本，马云他们必定会胜出，就如同他们击败传统线下商业一样。然而，支付宝和微信并未完全取代传统银行，最终政策将它们定义为接口，即便利的通道。虽然工行的内部服务不如支付宝和微信便利，但所有的金融本质业务仍发生在工行，工行可能给马云他们分点账，他们变成了工行的代销商。
观察微信支付时，有时会面临选择通过微信还是银行进行支付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选择银行支付时，通常不会向微信支付任何费用。微信所涉及的资金流动——即便是小额转账至微信账户的资金——一旦进入腾讯账户，便难以监管。腾讯作为一个非银行实体，竟能处理数万亿的交易量，而这些资金若不被妥善管理，便可能回流至银行体系。这便回答了你之前的问题，说明在自由竞争和效率优先的原则下，传统中国银行业无法与新技术抗衡。
投资者：
五月份我到杭州时，参观了一座办公楼，那里从事清算工作。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女性职工，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数千人共处一栋楼。
董宝珍：
确实，工行无法击败他们，因为工行在六点钟就无法进行业务了。但是，不允许他们进行银行业务运作，导致他们就是外围。这体现了银行并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政府需要直接控制银行。通过马云的例子可以理解，支付宝的上次终止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韩国和日本的银行业估值有时甚至低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银行在经营上与中国的银行几乎完全一样。韩国的银行业，在所谓的汉江奇迹时期，即便是私人银行，其高管也由政府指派。
例如，民生银行在近几年修改了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必须同时担任党委书记，这种现象早在朴槿惠的父亲时期就已存在。韩国的私营银行同样由政府官员经营和控制，并按照韩国政府的五年计划进行贷款配置，韩国也有五年计划，政府引导社会的方式与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相似。最终，韩国的财阀和总统都被判刑，财阀试图颠覆总统，但未成功。三星集团已承诺，其后代将不再控制三星，这意味着三星已半国有化。在东亚的这种文化体系中，金融体系被视为政府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普遍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并据此给予了较低的估值。韩国和日本作为西方的追随者，它们并不试图改变现状，不像中国那样致力于建立独立的体系。因此，现在由中国政府引领变革，请大家理解。
不同的国家的银行，它们在周期位置上存在差异。众所周知，银行属于具有强周期性的成长股，美国和中国银行的周期点位并不相同。美国银行在2008年和2009年的状况最为艰难，其表现可谓不佳。然而，直至今日，美国银行业的数据却史无前例地强劲。让我们探讨美国银行的拨备率，它有一块钱坏账，拨备就一块钱。因为这几年他们没有坏账，美国银行的股票持续创新高，表明其经营状况仍然良好。但这种表面的繁荣实际上掩盖了潜在的风险，它所表现出的财富状况正是其衰退的前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银行的财务状况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若进行硬性比较，这种周期性的错误判断会导致无法准确识别中美银行所处周期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是明显的。
吴丹阳：
我们团队曾对比过全球80家银行，发现欧美银行的增长率无法与中国相比。需要补充的是，相关数据详细记录在昨天大家所领取的《致出资人的信》第二部中。我们曾经对比过不同国家银行的增长数据。其中，印度的银行业增长最为显著，大约为20%。而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持续增长，大约在15%-18%之间。相比之下，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长期增长率仅为个位数，不足5%。这与国家的GDP水平紧密相关。即使它们是发达国家，但其银行业成长状况已经非常低了。
董宝珍：
此外，我们还需警惕一个常见误区，即避免重蹈谢国忠的错误覆辙。他错误地认为华尔街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他在2004年就持有高估的不行了的观点，这其实反映了他对当时体制的误解。他没有意识到政府官员在这种士人体制下，会承担起引领社会的责任。这种引领责任需要借助于特定工具，一旦这个工具被选定，全社会的力量都将汇聚于它，使其变得强大到超越人们的想象。
然而，若缺乏对体制的深刻理解，仅凭类似华尔街那套简单的指标判断高估或低估，就可能导致误判。谢国忠这种错误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由于时间限制，我在PPT中未能详细讲述，但我真心希望大家能警惕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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