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仰的作用下,产出越高的货币,遭受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的打击就越大。这又是一个稀缺与价值的悖论。
假设100美元的投资(交易性货币需求)进入一个国家,十年内如果产生50美元的收益。当这150美元的交易性货币,退出交易环节转为贮藏性货币,并发生贮藏性货币转向时,只需要兑付150美元的美元储备。但进入另一个国家的100美元,十年内如果产生500美元的收益。当这最初同样的100美元的交易性货币,退出交易环节转为贮藏性货币,并转向时,却需要兑付600美元的美元储备。显然一个高产出的货币,用外汇储备去兑付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是完全不现实的,并且越是高产出的货币,在贮藏性货币转向时贬值的压力就越大。
交易性货币需求是货币稳定的基础,而威胁货币安全的是贮藏性货币需求。随着社会储蓄水平的不断提高,财富的不断积累,储蓄需求,需要靠多级索取权的叠加才能得以满足,因此当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时,货币贬值的压力是不可能靠任何储备品予以对抗的。而此时如果用紧缩银根和提高利率的手法去应对,不仅会使贮藏性货币需求进一步丧失信心,更严重的问题是会伤及交易性货币需求,进而伤及货币的产出。因此遭受贮藏性货币转向的国家如果动用外汇储备或加息回笼本币,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由于贮藏性货币需求转向所形成的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购买力平价所形成的贸易顺逆差的方向是相反的,故而贸易处于顺差的后发国家,如果发生贮藏性货币转向,本币仍需要大幅贬值,并逐步用自主的货币投放和回笼替代购买和抛售美元调节币值,为自己赢得更大的货币政策空间。在货币贬值时,只要本币供给是充分的,交易性货币的产出,就是币值最强大的后盾。诚然,贬值的货币就是劣币,不足以支撑贮藏性货币需求,但它却能将良币逼出流通,成为单纯的贮藏性货币。然而,单纯的贮藏性货币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良币由纯粹的收藏品到弃品,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贮藏性货币需求更多的靠的是信仰。但由于交易性货币需求的真实存在,交易性货币需求所带来的产出所形成的复利是抵消贮藏性货币需求流出的不二法门。以中美为例,交易性(投资性)货币需求带来的货币流,流向中国;贮藏性货币需求带来的货币流,流向美国,短期内这甚至会造成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是,流向中国的钱再少,是赚来的,流向美国的钱再多,是借来的。拥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的债主们宁愿零利率地把钱借给美国,也不愿意留在中国实现复利,当贮藏性货币需求的信仰撞击交易性货币需求产出能力的时候,高产出的货币暂时会遭到重创,此时如果以减少货币数量的方法去抑制货币的流出(实则是抑制了产出),这种失败将无法逆转。但只要是中国货币当局保证国内的货币供应,不因贬值而紧缩银根,国内的扩大再生产就不会受到阻碍。短期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币值波动,在时间这把屠刀面前,是完全经不起复利的打击的。以交易性货币的产出相对抗,最终高产出货币,动摇贮藏性货币的信仰,就是历史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伴随着新的信仰的诞生,进入下一轮货币产出的竞赛,货币的历史便是如此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