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的崛起,是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成为了原有大国逐渐拒绝的原因。原有大国会因此越来越排斥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当人口大国迷信西方抛出的所谓“自由”、“平等”的花环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每一个个体最终都是平等的,那么基于人口巨大差别的国家之间,就必然是不平等的。最终国家、民族、信仰的执念,必然阻挠资源在不同群体间的自由流动。从重商主义初现,到近代由美国屡屡发起的对外贸易战,这种局部个体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实施的政策曾经反复重创全球经济,尽管始作俑者终究无法独善其身,但是,直到全球化已经远非昔日可比的今天,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尝试。
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资源总量,构成它潜在的发展边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暗含一个逻辑,就是即使A国所有的产业都较C国具有明显优势,但这种优势存在的前提是资源的排他性投入。也就是说,这种优势需要A国把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目标产业才可实现。而从弱势一方的C国观察,比较优势理论也可以表述为田忌赛马。把最具优势的资源,与A国次一级的产业相竞争,则会获得局部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决定了美国的先发优势只体现在金融、高端制造、高端服务业的优先选择权上。如果美国在这些产业甚至包括中低端制造业上全面与中国进行竞争,则必然会在每个产业上均摊薄其竞争优势。故而美国前期所投入的竞争范围越广,后期所放弃的阵地就会越多。但美国的经济实力仍旧雄厚,中国也同样没有能力全方位的碾压美国,并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理性地看, 在美国优先选择之后,于美国放弃全力以赴的产业展开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与美国的错位竞争,是对双方而言最佳的方案。
在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在不断向上延伸产业链的同时,会把低端产业转移到土地及劳动力综合资源更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这既是晋级工业大国的道路,同时也是退出低端产业之路。当一个原有工业大国通过不断产业升级,最终把金融和服务业作为其产业结构的主体时,金融及服务业所支付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高价格,对其他产业形成巨大排挤效应必然导致土地和劳动力综合资源更丰富的国家更适合承接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充足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就是减缓或加速这一转移的资源禀赋。当年的美、日之间也不例外。不得不承认,日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它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相比,不幸之处在于它的崛起在美国之后,所以它的起点上,就有一个庞然大物阻拦在它前进的道路上。日本经历了从成功到受挫,看似其中存在诸多偶然性,然而从一个历史的大逻辑看,过去几十年的进程,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日本在国际分工的这个大舞台上,已经把自身资源禀赋发挥到了极致。
从九十年代初到2000年,日本的GDP平均年增长率是1.4%,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从2001年到2010年,日本的GDP增长,更是进一步下降到1%以下,同时在此期间日本出现了长时间的通货紧缩。所以大家通常把这二十年称作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但是,即使在失去的二十年之后,日本仍旧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这种“失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而不是人均劳动生产率的角度。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大幅减少是经济增长失速的根源所在。
如今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说中国尽管在GDP总量上已经超过了日本,但在人均GDP上与日本的差距极大。说明中国的国力仍不如日本。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在于并没有把人口当作是一种资源,相反把它理解为了一种负担。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GDP总量上超过日本,标志着我们的国力超过了日本;而人均GDP远远低于日本,说明我们是在尚没有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精疲力竭的水平,实现的这种国力的超越。这个差距,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潜力。相反,日本的劳动力瓶颈本身就体现着资源禀赋上的重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