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在苍茫中传灯”
查理·芒格提倡以科学的精神思考投资。所谓的科学精神主张科学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科学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发展的动力；重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科学认识的一种方法，不承认终极真理；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不迷信权威；提倡怀疑、批判、不断创新进取的精神。戴维·多伊奇的《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就是以科学精神的角度探索那些使我们理解现实世界怎样运转的重大问题。
世界永远在变，没有尽头。从那个起点算起，即为“无穷的开始”。“进步”是“无穷的开始”的主题。所有的进步，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都来自人类的一种活动。进步是否走到尽头，抑或无穷无尽。多伊奇认为答案在后者。这种无界性就是这本书标题所指的“无穷”。但是，它需要一个“好解释”。虽然进步不一定有结束，但它必然有开端：一个起因，或者一个导致进步开始的事件，或者一个使进步产生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每一个这样的开端，都是从该领域的角度来看的“无穷的开始”。
现实世界遵循着优美的物理规律。但是，科学理论对此不是推演而是解释：关于自然界里有什么东西以及它们怎样运作的主张。经验对于科学研究必不可少，但它的作用却同经验主义者所说的大相径庭。它不是推演出理论的源泉，其主要作用是用于挑选已经提出的猜想，这就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意义所在。但是，经验主义者错误地相信理论是从人类的感觉证据“推演”出来的。他们根据过去获取有关未来的更可靠认知，并根据特例获取有关普遍规律的更可靠认知。这种方法被称为“归纳原则”。
归纳主义有两个最重要的错误：一是声称它能够解释科学怎样获得关于经验的预测；二是认为科学理论是预测“未来将与过去相似”、“未曾看见的会与已看见的相似”。但是，在现实中，未来与过去并不相似，未看见的事物与已看见的事物也很不同。所以，这样的“归纳原则”无法用来从经验或其他东西中推演出任何理论和预测。因为在用理论解释事实之前，我们是不知道任何事实的。实际上，经历“重复出现”本身并不是一种感觉经验，而是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依据经验进行预测，当然也不能做出解释。发现一种新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对科学而言，真正的关键是解释性理论，可以通过推测、批评和测试来改进。但是，经验主义却通过树立两个错误的权威：感觉经验以及某种虚构的“推演”过程，比如归纳，人们幻想用这样的过程从经验提取理论。易谬主义认为，就算是他们最好、最重要的解释性理论，在真理之外也包含着谬误，因此他们随时准备着努力修正理论以做得更好。易谬主义的逻辑是，人不仅要试图修正过去的错误观念，还希望在未来能发现那些迄今还没有人质疑或认为有问题的错误观念，并且改变它们。因此，易谬主义是开启无限增长之路的关键——无穷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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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奇十分推崇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运动寻求知识的革命，拒绝知识权威，这是进步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知识持续快速增长，就需要批评，而传统的要点则是保持事物不变。批评一旦也成为“传统”，其结果之一是诞生了一套方法准则，认为科学理论必须是可检验的。物理学家伽利略也许是最先了解到实验检验的重要性的人。不过，可检验性不可能是科学革命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理论可能互相矛盾，而现实中不存在矛盾，每个问题都意味着知识必定有缺陷或不足。我们的错误观点可能与所观察的事实有关，也可能与我们对现象的认知有关，或二者兼而有之。例如，只有当我们对“必定”会发生的事存在错误观念时，证券市场才能给我们提出问题，这种错误观点意味着我们用来解释眼前现象的知识存在缺陷。而对于洞察证券市场的人，即使他们远离证券市场，个中奥妙也可能显而易见。这就是科学解释的一种常见情形：如果一个人拥有错误观点，与预期矛盾的观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促使他做出进一步的猜想，但在他拥有更好的观念之前，再多的观察也无法纠正错误观念。相反，如果能有了正确的观念，就算数据里充满错误，也可以对现象作出解释。修正数据，即把其中一部分作为错误的删除掉，与科学的发现时时相伴。霍华德·马克斯说，数据都是之于过往的，而决定都是之于未来的，在一个极端复杂的系统里，用经验来预测未来无异于刻舟求剑。
当理论容易改变时，实验检验对于纠正错误几乎毫无用处，这样的理论就是“坏解释”。理论被实验证明为错误，把理论改成其他的坏解释，丝毫不能使理论的持有者更加接近事实。因为解释在科学中起着核心作用，那么可检验性在坏解释的情况下就毫无用处。类似于神话、迷信的“理论”都是非科学的，即使它们也能做出可检验的假设。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说的：“科学是让我们学会防止自我欺骗的东西。”轻易接受可变的解释，能确保赌徒和先知们在无论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都能够继续欺骗自己。他们拒绝面对那些表明他们对实体世界的认知不正确的证据，就像接受了不可检验的理论一样彻底。
科学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好解释”，这也是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追求好解释，使得各方面取得进步的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所有的进步，不管是那时的还是现代的，都是因为有这样追求好解释的人才能实现。它导致了整个思考者群体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突然发生了重大转变，导致了知识的创造得以持续并且加速。这样的转变在历史上发生在启蒙运动身上。
知识是通过寻求好解释来创造的。解释的力量能够改变，已经改变并继续改变我们的世界。追求好解释所带来的价值观，包括容忍异见、对变化持开放态度、怀疑教条主义和权威，以及从个人和整体文化的角度都渴求进步，催生了一整套政治、道德、经济和思想文化。好解释对科学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只有在一个理论是好解释——很难改变——的时候，它是否可检验才有意义。坏解释不管是否可检验，都一样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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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去检验每一个可检验的理论，只检验我们觉得是好解释的那些理论。绝大多数错误的理论无需任何实验就可以直接排除，因为它们是坏解释，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科学就不可能存在。即使对于一个“神话”，也要寻求好解释，但应该在神话的基础上进行改善，而不做检验。
好解释，往往惊人的简单和优雅。但是，一个解释成为坏解释的一个常见方式之一，就是带有多余的特征和随意性，有时把这些东西去掉就能得到一个好解释。这导致人们产生一种称为“奥卡姆剃刀”的错误观念，认为始终应该寻求“最简单的解释”，它的一种表述是“不要增加超出必要的假设”。然而，有很多假设十分简单，但很容易改变。而且，按照定义来说，“超出必要”的假设使理论成为坏理论，但对于理论中“必要”到底指什么，存在许多错误的观点。
当一个以前认为的好解释是被新观察证明不正确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解释，因为问题扩展到把这些观察包括进去了。所以，理论被实验推翻时就放弃掉，这种标准科学方法是由对好解释的需求催生的。最好的解释是那些受现有知识约束最强的解释——包括包含其他的好解释以及待解释的现象有关的其他知识。这就是为什么通过了严格检验的可检验解释成为了极好解释，后者又是可检验原则推动科学知识增长的原因。
猜想是创造性想象力的产品，但想象本身的问题是，编造虚构故事比构建真理容易得多。历史上人类对于在更广泛的现实层面上对经验进行解释的尝试，几乎全都是虚构，以神话、教条和错误尝试的形式存在着——可检验原则不足以发现这些错误。不应该根据猜想进行选择，而应该根据它们作为解释究竟有多好来进行选择。如此，对好解释的追寻就可以完成任务：创造谬误很容易，产生之后很容易改变；发现好解释很难，但发现的过程越难，发现之后就越难改变。
就像巴菲特，一旦洞察到他的老师在“烟蒂股”投资上存在巨大的缺陷而转向投资伟大公司后，就再也难以改变了。因为对于伟大公司的投资是一个好解释，那么它就很难再改变，也不是能够再修改的，它拥有了自主的意义和自主的适用领域。从那以后，就逐步造就出了又一个伟大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洞察到一个错误，也往往就是“无穷的开始”。它是部分理论的一种能力，这些理论可以解决问题，超出了它们被提出用于解决的问题的范围。这种解释不是“归纳原则”。我们只有在有了解释之后，才发现了“投资伟大公司”的理论，但这是很久以后。当然，伟大的公司终将会衰落，而总有公司会变得伟大。这就是世界的运行方式。所以，在这里用不着“外推”、“归纳”或“推演”出理论。
但是，不能将巴菲特的伟大公司投资理论与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割裂开来。伟大公司投资理论其实是价值投资理论“解释”的延伸，因为整个投资理论的可靠解释我们只知道一个，那就是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它是一个通用的理论，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市场。一个解释越好，它延伸范围就界定了越严格，因为一个解释越难改变，就越难创建出仍然是一个解释但有着不同延伸范围的变种，不管这个范围是更大还是更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这样，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也是这样。不管是格式投资理论还是巴式投资理论，皆可延伸至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层面，乃至哲学之高度。
而那些不追求好解释的思想方式，不容许任何修正错误和错误观念的方法存在，例如科学。改进发生得很少，以至于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观念长期保持不变。作为坏解释，就算是其中最好的，其延伸范围也通常极小，因而十分脆弱，超出其传统的应用范围就靠不住，往往在范围内也是如此。当真的观念发生改变时，也很少会变得更好，碰巧变得更好时，其延伸范围也很少会扩大。乔治·索罗斯曾将股票价格理论分为两个类型：技术性的和基础性的。其中“技术性分析”的长处在于判断事件的概率，但没有特别的价值，连有什么理论也谈不上。即使谈得上，正如上面所说的，其延伸的范围也极小，而且十分脆弱，根本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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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最具欺骗性。大多数事物要么发生得太快或太慢，要么太大或太小，要么隐藏在不透明的障碍方面，要么机制与影响我们进化的准则相差太大。错误正是对事物起因的误解。我们对远离日常经验的现象了解得越深，解释链就越长，每个新增的环节都需要更多的理论。解释链上任何地方出现一个意外或被误解现象，就可能使接下来的感觉经验产生任意误导的效果，很多时候，事情确实这样发生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提炼出来的结论变得前所未有的真实。对好解释的追寻过程能纠正错误、偏见和误导性观念，填补空白。
所有的观察都是理论负载，所谓的理论负载指的是不存在“原始”经验，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经验都经过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层层解释。每当我们犯错，它都是对某种事物的解释里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表象会具有欺骗性，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及我们的仪器能够防止这种欺骗。知识的增长包含着对理论中的错误观念进行修正。卡尔·波普对绝对知识的怀疑，导致了乔治·索罗斯发展出了他的反身性理论，并且非常成功地将其应用到实践中。
任何认为世界不可解释的假设都只会带来极坏的解释。多伊奇认为，人类唯一特别重要的是，创造新解释的能力。永远不能认为“毫无问题”。伊甸园神话传递的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所谓毫无问题的状态，生活起来将是很好的。但是，“毫无问题”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思维状态，它的另一个名字是死亡。
我们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投资也是这样。解释越深入，带来的新问题就越多。情况必定是这样，只是因为不存在终极解释之类的东西：正如“这是上帝做的”永远是一个坏解释，任何其他声称一切解释的基础性的东西，也必定是坏解释。它必定很容易改变，因为它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个基础而不是另外一个？仅凭它自身，什么也解释不了。在科学上是这样，在哲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对道德哲学来说，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整个宇宙中，知识友好是一条原则，没有例外。这个意思是，对拥有相关知识的人友好，不拥有相关知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现实世界对知识是友好的。只要有合适的知识，就可以触发无限的进步，可以实现任何不被自然法则禁止的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进行适当的知识装填，就可以创造出无止境的知识流的环境及所有环境，即所有的环境。一旦懂得足够多，就可以把自己从狭隘的障碍中解放出来。“狭隘”指的是，误将表象当现实，或将局部规律当成通用规律。
知识创造不仅仅会出错，而且错误是常见的、重要的、层出不穷的，纠错总会带来更多、更好的问题。乌托邦的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每个能达到所谓的完美状态是可以无限改善的。同样的，在投资领域，即使是价值投资解释性知识也不会达到完美，甚至不能接近完美，因此，我们将永远处于“无穷的开始”，而投资也永远处于“无穷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