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2日，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随着科兴生物（SVA）的停盘，公司的市值被定格在了4.64亿美元。
在这次股票停盘的背后，是科兴生物内部已经白热化的的股权争端。
就在一年前，科兴创始人尹卫东对外宣称，另一位创始人潘爱华通过伪造印章与签名，企图非法获得科兴公司的控制权，罢免潘爱华公司董事长及公司法人职务。
而潘爱华一方则通过媒体声称，尹卫东因为行贿、职务侵占等行为，被罢免公司总经理职位。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下。除了对簿公堂，双方还甚至还用上了非常不体面的暴力手段。据科兴官网显示，2018年潘爱华联合社会黑势力，对公司进行暴力冲击与多次非法断电，造成北京科兴的疫苗生产车间多条产线的报废与停产。
当时在许多投资者眼中，被停盘的科兴生物可谓内忧外患，似乎已经走到了即将解体乃至崩溃的边缘。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经历了三年的停牌之后，科兴生物以惊人的营收数据“王者归来”，再次闯入投资者的视线。
4月29日，科兴生物公布的财报显示，公司2021财年年报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84.61亿美元(约合1280亿元)，同比增长8008.46%；营业收入为193.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55亿元），同比上涨3694.36%。
这直接超越了同期的中国最挣钱的公司之一——中国石油。中国石油2021年全年净利润为921.7亿元。
从濒临崩溃到暴赚955亿，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只疫苗——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
凭借着一只疫苗“翻身”，在某些人眼中或许只是运气好。但事实上，在了解尹卫东的故事之后就会明白，科兴的崛起绝不是单纯运气两个字便可以解释的，成功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尹卫东出生于1964年，身为唐山人的，他在12岁时经历了震惊全国的唐山大地震。由于亲眼目睹了灾后满目疮痍的惨象，年少的他下定决心要从事医护工作。
1979年，尹卫东顺利考入唐山卫校，主攻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卫生防疫站。一次意外的机会，通过采集到一份甲型肝炎病人的早期标本，尹卫东成功获得一个深造的机会，被破格允许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进修。
尹卫东很快展现出了其在病毒研究方面的天分。1985年4月，他成功分离出了甲肝病毒TG84，两年后又因为主持研制的“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获得成功，被直接提拔为病毒科主任。
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最高峰时期，31万人患上甲肝。然而当时整个上海收治传染病病人的床位数只有2800张，即使把全上海的5.5万张病床都用上了，也远远不够。
出于对甲肝的恐惧，不少民众寄希望于疫苗。有人在学校门口，一手卖进口疫苗，一手卖国产疫苗，几乎所有家长都选择了进口的。当时一剂美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甲肝灭活疫苗要四五百块钱。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119元，这意味买一只进口疫苗需要花费平均半年左右的收入。
而当时的国有生物制品研究所只能生产甲肝减毒疫苗，不仅有效期短，而且是把活病毒接种到人体内，孩子可能因为接种疫苗而患上甲肝。
国产疫苗的落后深深刺痛了尹卫东的心，“要做一个便宜的，中国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质疫苗，一定要干起来”。
在尹卫东的再三申请之下， 1992年唐山市医学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成立，股权全部归防疫站。公司成立后，摆在尹卫东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在原本的设想中，可以将诊断试剂规模化生产，用卖的钱搞研发，但实际上一年卖诊断试剂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即使全部投入到研发中也不够，为了让公司活下去，尹卫东开始搞外贸。
一次偶然的机会，尹卫东认识了一位新加坡的生物学博士，对方愿意出资与尹卫东办合资公司。唐山怡安生物工程公司由此成立。新加坡人投资20万美元，占55%股份，这一次合资也打开了尹卫东的视野。
虽然成立了合资公司，但资金仍不宽裕，在投资20万美元后，新加坡方面就没有再出资。1999年12月，怡安研发的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填补了国内空白，但尴尬的是，尹卫东已经没钱批量生产疫苗了。
2000年，尹卫东来到深圳，与北大未名的董事长潘爱华见了一面，接受了对方的投资。2001年，尹卫东和北大未名集团共同成立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唐山怡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甲肝灭活疫苗的技术入股，占股份的24%。尹卫东带领团队在北大生物城内安营扎寨，有了4000多平方米的厂区后，终于实现了甲肝灭活疫苗产业化。
2002年，甲肝灭活疫苗实现量产上市，从此中国甲肝疫苗不再仅依赖进口。
在甲肝疫苗成功之后，尹卫东继续专注于其他疫苗的研发，很快他们便遇到了一个“硬骨头”——SARS。
2003年，非典在北京爆发。当时世卫组织宣布，非典由冠状病毒引发，这让尹卫东马上想到，“我是做疫苗的，可以考虑做。”
说干就干，根据当时国家的部署，SARS疫苗研发由科技部负责。就在北京成立非典指挥部3天后，尹卫东就带着科兴的疫苗研制方案来到科技部SARS防治指挥部，现场编写了研制报告。很快国家就批准了科兴的疫苗研制方案，有关SARS疫苗的研发正式拉开序幕。
由于SARS灭活疫苗的制取工序与甲肝灭活疫苗相似，科兴就把甲肝车间全部腾出来做SARS，用于完成从细胞培养、病毒灭活、提纯、质量检定等多道工序。唐山怡安的厂房全部改造成P3实验室，所有人员24小时保持工作状态。据说后来仅全公司的非典研究档案就整出了一屋子。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疫苗还在研制的时候，疫情却自己退去了。2003年6月底，世卫组织将中国大陆从SARS疫区中剔除。2003年9月，疫情基本解除。
这让科兴直接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疫苗是否还要继续研究下去成为了一个问题。
最后，尹卫东还是咬牙决定将研发进行到底，“如果纯粹以赚钱为目的，有利则来，无利则走。但科学不是趋利的，是趋于真理的。要通过你的研究把真理找出来。你必须走完一个过程。”
就这样，2004年12月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正式诞生，然而伴随着疫苗诞生的，却是所有疫苗被国家收储，全部封存，实验室、研发设备也全部被封掉、拆除。这意味着科兴在SARS疫苗上投入的全部人力物力统统化为泡影，不仅没有为科兴带来任何商业利益，更糟糕的是，由于研制SARS疫苗的车间是原本的甲肝车间，甲肝疫苗的停产导致科兴本就不充裕的资金面更加雪上加霜。
对此，尹卫东称，SARS疫苗是彻底的商业失败，但这失败于他看来有无限价值。“做SARS有偶然性，但它根本性地改变了我。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全过程。这是一种创新。SARS让我和团队坚信，在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上，我们能成功。这种自信是多少钱换不来的。”
虽然尹卫东对未来信心满满，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随后科兴还研发出了H1N1流感疫苗以及H7N9流感疫苗，其中在H1N1疫苗上，科兴还是全球第一个研发成功的公司，然而这些疫苗却都碰上类似SARS疫苗的窘况，即疫苗刚研发出来，疫情就已经结束了。
连续数次失败的商业案例，让科兴陷入前所未有的争议之中。虽然科兴的疫苗研发能力已经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但作为一家商业公司，长期的亏损还是让投资者对其渐渐失去耐性。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2018年行业的假疫苗事件的爆发，又给当时的国产疫苗行业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指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此事一被曝光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狂犬病身为病死率几近100%的急性传染病，接种狂犬病疫苗是唯一预防狂犬病发生的手段。
虽然此事以长生生物被罚款91亿余元结案，但直接摧毁了民众对于国产疫苗的信任，更是引发了投资者对医药企业普遍的信任危机，导致市场资金却纷纷撤离疫苗概念股。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兴可谓是“躺着中枪”，加上内部爆发的股权纷争，一年之后，科兴生物在美股停牌，一切似乎都不受控制的朝最坏的结局走去。
2019年12月12日，武汉医院接到了一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并且据这名病人透露，商铺内多名员工均出现高烧以及干咳等症状，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众多纷纭，有的人说来源于蝙蝠，也有的人说来自于流感病毒变异，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是海外的“生化武器”。
虽然新冠病毒的来源暂时无从考究，但很快新冠病毒便蔓延至全球，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都被迫进入防疫状态。
据著名流行病学建模专家Chris Murray在《The lancet》（柳叶刀）发表的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11月14日，新冠病毒已经造成38亿人的感染和再感染，感染人数占到了世界人口的43.9%。
疫情来势汹汹，科兴也将内部矛盾暂时搁置，启动了名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制项目，在政府的支持下，成为最早一批新冠疫苗的国家队成员。
这时候过去凭借SARS疫苗、禽流感疫苗等产品积累的技术和实力就派上了用场。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科兴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在2021年2月科兴生物公布第三阶段新冠疫苗的试验结果中，针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率为91.25%。
同年6月，克尔来福正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并被其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获得官方认可后的科兴疫苗自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订单。
据中国生物制药介绍，截至目前，北京科兴的克尔来福疫苗已经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全球累计供应超过27亿剂，累计接种量超过23亿剂，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新冠疫苗之一。
尹卫东的坚守获得了回报。
但伴随着惊人的营收数据，市场上的质疑之声也接踵而至，主要矛头直指科兴生物的外资背景。
翻看科兴生物的资料不难发现，在科兴生物的背后确实有很多外资股东。科兴的第一大股东是日本的软银集团，其占股15.07%。第二大的股东才是科兴生物的创始人CEO尹卫东。第三大的股东是CDH，占股8.39%。第四和第五的股东分别是永恩国际和维梧资本，分别占股8.25%。
在有些人看来，新冠疫苗关乎疫情防控，科兴生物这么重要的位置，第一大股东为什么是外资机构？
然而事实上，科兴一直都只是一家商业公司。疫苗行业素来都是公认的前期投入很高、研发周期长。在正常年份，疫苗的需求量是很低的，从2014年到2019年，全球疫苗市场的总销售额从27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不到2%。
这些都导致科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无人问津的地步，再加上2018长生生物问题疫苗案的影响，若没有软银在2017年开始陆续投入的30亿资金，科兴或许根本撑不到2021年。
当然，比起市场上的质疑，科兴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新冠疫苗市场已经趋于饱和。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2年4月28日，我国全程接种人数占全国总人口88.64%，这意味着，除了少数不适合人群，能接种疫苗的人基本都已经接种完成，基础针已经没有多少空间，而加强针的前景未明。
另外，除了已经获批上市的7款疫苗之外，还有一众玩家正在赶来的路上，如沃森生物、复兴医药、丽珠集团、三叶草生物在内多家公司不同路径的新冠疫苗都处于临床或上市阶段，随时准备蚕食新冠疫苗的市场。
对科兴生物来说，疫情带来的终究是阶段性红利，这意味着年赚955亿的传奇很难具备复制性。与之相比，如何利用这一波红利带来的大量现金流为公司、行业带来长期价值，都是尹卫东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资料：
[1]丁香通 《科兴生物总经理尹卫东：甲流终结者》
[2]界面新闻《两年撕扯，四起诉讼，疫苗巨头科兴争夺战再升级》
[3]钛媒体《年赚800亿之后，科兴疫苗的黄昏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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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出品人：李凡
主编：刘国强 责编：言翓 徐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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