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的长效与隐忧

十年前正是中国崩溃论最盛行之时,其论断的提出者章家敦主要从中国几大国有银行体系的的坏账率来推测金融对整体经济支撑的不可持续,后来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并逐一上市,基本上化解了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章先生提出这一说法的十五年间,他从未间断对这个论点的立论维护,并不断抛出新的崩溃时间点和论据,当然现实的情况,他是屡战屡败的,也许他认为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够胜利,就算变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也是值得一试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嘲笑他,不管是出于纯粹的学术观点还是别的目的,有这么一位唱衰者的陪伴,其实是一件幸事,因为本来就是如履薄冰,有个人嚷嚷着让你慎着走,总好过鼓噪着让你大步流星,别管他出于什么动机。

花无百日红,从这个原始朴素的道理上来讲,中国经济在保持了多年的发展奇迹之后,遇到回调、震荡几乎是必然,但是否要严酷到崩的程度,那就不简单了,总体而言,经历了赤贫到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人们,再回到动荡和没有安全保障的年代,是没有民意基础的,而且危险总是发生在最松弛的态势下,而这个状态不存在;支撑中国经济的奇迹有很多点,人人致富的意愿,勤劳肯干的传统,曾经与先进巨大的差距,集权与高效率的政府,试错经验的无偿获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下,信息爆炸的大背景,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对凯恩斯经济的领会与执着贯彻,虽然发达经济体已经没有条件再视之为金科玉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抛弃,但中国当下却对之应用自如,并相信沿着这条路,还能再走它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它的延伸思维,就是走到境外的一代一路,尽管这将遭遇文化、政治、宗教等复杂事务的多重挑战,但是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也许它的有效应仍然存在,当然具体的实施无法预测,这就按下不表,回到国内,沿着这条思路看下去,空间确实还是存在的。

这套思想在中国依然有效的大背景,是庞大的人口,使得修地球的投入,最终能实现一定的经济性,而且许多政府主导的项目投入,没有欧美由企业主导的商业行为那么严苛的讲究回报,这使得中国相对表现出独有的特殊性,使得许多做不成的事,在中国不仅做得,还做的很快,不过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认为这是特别的优势,只能说,这是一种历史性杂合因素的偶遇,可以把它叫做国运,而另一面,也可以叫做国殇,它还在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我们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当乡村基本消失,农业成为现代工业的一个分支,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基本消除城乡差距,没有二元公民,农民阶层基本消失的时候,城镇化可谓完成,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这一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等到基本实现之后,当下这种凯恩斯思维的活跃和实施空间,也就彻底填满了,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的奇迹来自于我们的落后。

这个进程的全部实现,确实还长着呢,所以中国当然还是有潜力,最近有朋友说我对中国一向的乐观似乎打了折扣,倒也不假,毕竟目前的环境感觉起来很是严苛,外汇管制严厉,股市全球独熊,经济增长和人们的实际感受有差距,如此等等,所以受到些情绪的感染很自然,因此也更需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近几年来,我对几个大的投资方向上的判断,有对有错,美股,原油,黄金,基础商品,判断是对的,人民币汇率,看错,中国股市,不准确!美元资产向上是看对的,在非美货币体系里,其他都看空,但认为人民币会和美元方向保持一致,这个错了,实际上,2015年底,人民币就松动了,结束了兑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这发生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当口,多少有点意外,如今这么严格的管制,就更是意外。难道中国的向上趋势就要停滞和终结了吗?

从产业发展现状看,因为多项传统和新兴产业产能的饱和,人工成本的上升,一些产业因此的外流,未来产业的孕育不畅等等,确实不乐观,但是和城镇化这个大趋势大背景相比,向好的根基和土壤都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过去积累的问题,尤其在金融,企业的产能控制和新兴产业的转型方面,股市目前承担的压力很大,受到许多谴责,实质是取代了部分银行的职能,银行在债务清理方面,尤其是各地方债务清理走到哪一步了是个关键,这些棘手的事做完,目前的困境才可算告一段落。

所以我认为很多资源向银行倾斜,同时银行又变的异常保守是有它的深层次原因的,不把这些事熨平整,是放不开手脚的,银行股票涨的好,地方银行能不断优先上市,符合的是中国经济学,而不是传统上我们以为的价值投资。

解决好金融层面的问题,才具备再次发力的条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今日的股市,也算过得去,至少在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不具备成为成熟股市的条件和氛围,当有一天经济的被设计空间基本没有了,资本市场自然会走到前台发挥它的伟力,这一阶段离得还远,我调整要求中国资本市场向美国看齐的想法。

有城镇化进程的长效性,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个基础是具备的,如果说有隐忧的话,也是在这个进程的后半场才会逐渐显现,主要是人的问题,人的身份变更,二元公民逐渐消散,成为一体,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仅就业一项就是个巨大的问题,至少我们今天统计局的多项经济数据,是没有把农村户口计入的;当下宏观经济的许多问题,对政府而言虽棘手但有能力解决,等我们发展到绝大多数人都纳入城镇体系之后,那时候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时,真正的危机条件才算是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