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好人有好报的案例，不少被写入经典名著。但这并非像万有引力一样是一个规律，只能说是一种现象，因为也有无数的好人没得好报的案例。这里说几个比较知名的：
国内某20岁刚出道的一个女演员每月资助一贫困学生500元，为其母寄来治病的药，在其第一次高考落榜时仍鼓励他继续学习，终于考上一所上海的高校。女演员继续一个月资助500元。后来这个演员成为大明星了，这个学生却在有一年6000元助学金的情况下，隐瞒实情，加大索取力度，被演员的妈妈知道后，女演员停止资助。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对女演员的网暴。
二战时帮助约1100名犹太人活命的辛德勒到战争结束时，几乎是一贫如洗。1948年，他向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对他的战时开支加以补偿的请求，之后收到了15000美元。他曾估算自己战时的开销超过105.6万美元，包括营地的建设、贿赂，以及包含食品在内的黑市商品支出。辛德勒于1958年就已经破产。在德国尝试经营包括水泥厂在内的多个产业，但都没有成功。1963年，他再次宣布破产，并于次年因心脏病发而入院治疗了一个月。1974年辛德勒逝世，享年67岁。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大获成功，该片上映后，斯皮尔柏格只给其遗孀爱米丽寄去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
著名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出名后，收入也不错，他为自己村庄出了不少钱用于公益事业。但有个村民接受采访明确表示“他要想叫俺说他好，就为庄上每人买辆小轿车、一人再给1万块钱。”
以上这种做了好事受点气损点财都不算什么，还有人资助贫困学生，结果这个学生把自己的女儿勾引了的，更令人发指的还有把自己的恩人全家灭门的，这类的灭门案，因为想不起是哪里发生的，结果一搜索，还不止一起。
不可否认，好人没有好报，甚至恩将仇报的事并不少。按理说感恩之心是人的普遍思维，所以才会有很多好人有好报的真实案例，但同时也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好人真的未必就有好报，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好人有好报如果真是一种“规律”，而不是现象，也会因为其他“规律”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就以水往低处流这个规律来说，背后是重力的原因，基本面坚实的很，但如果水的温度升到了100度，就是蒸发而不是往低处流，这时候另一个阶层更高的规律抢先发挥了作用，或者说让水这种液体状态下往低处流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同样，在社会领域也会有各种“规律”互相重合，而导致未必某个“规律”失效的情况。因此假设好人有好报真的是一种规律而不是现象，也很可能其他规律抢道。比如一个大善人，很多人真心想报答他，但他每天喝2斤白酒，他过马路喜欢闯红灯，他喜欢酒驾，他有基础病症感染了疫情，他水平不行却喜欢冒险参加各类极限运动或深山探险，他说话过于耿直无意中在酒桌上得罪了黑恶势力，结果在别人报答他之前，他可能就已经去世了。这里就不是受惠于他的人忘恩负义（只是来不及），也不是世道或是上天要以他作为典型展示好人没好报，而是他的一些不良习惯害了他自己。这里只是简单说了一些社会规律，实际上社会规律既复杂又互相交织，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就很难知道是哪个规律了，因为我们普通人不具备上帝视角，也不要指望身上自带主角光环。这样如果一个人想做点好事又不想遭恶报，就要同时注意其他的社会规律，比如财不要露白。
2、做好人的付出如果算作一种投资，好报可以算是回报，投资失败能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发生，在人际关系中也会发生。所以人做好事要有限度，不要把自己当成观音菩萨或是圣诞老人这样级别的人，救急不救穷，只要金额有限，有没有回报也就无所谓了。行善有直接的行善，也有自然发生的行善，比如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生意，所得税一年交个100万，这就是行善。说白了中国要发展，关键靠政府。比如中国曾经在陕西内蒙一带的毛乌素沙漠被治理得快要消失了，比如中国的10年长江禁渔计划，都要花数以百亿计的资金，由财政资金统一来搞，比个人捐点钱，或是一些良莠不齐的NGO来搞，要有效率得多。只要付出得少，没什么回报也无所谓。做事量力而行是免于困境的有效方法，从生活消费水平到金融投资和行善，都要遵守这个规则。多少亿万富翁，甚至曾经的某些市甚至是省的首富外逃、破产、入狱，是因为举债后的疯狂投资？
3、自尊心让不少接受善举的人不愿意回报。不少人是因为生活贫困而接受善行善款，但这样的人普遍比较自卑，心理比较脆弱。毕竟穿着破衣服，身边的人露出鄙夷的眼神，或是路过身边的时候捏着鼻子，心理上肯定是不愉快的。有的人长大后成功了，面对曾经穷困潦倒的这段经历，有的人会非常自豪，因为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 才得来的，比起富二代的继承光彩得多，但也有人非常厌恶曾经的过去，极力要抹去这一段的历史。正是这种心理，让一些接受善举的人不愿意回报自己的恩人，这相当于要揭心理上的伤疤，倒未必是这些人狼心狗肺。因资助穷学生倾家荡产的丛飞，身患绝症时，极少有接受捐助的学生看望他，遑论回报医药费，不少人就是这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