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门到放弃,公奔私没那么简单


可以预见的是,2022年的到来也会伴随着一批基金经理离开公募,去私募创业。

其实公转私这个话题并不新鲜了,从公募输送出去的私募基金之多,几乎撑起了百亿级私募的半壁江山。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以前大都是因为激励问题,这两年公募的激励做得很足,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升到高管层里怕跑了。

但真要留下能人异士,还是难。因为能做基金经理的人,通常极富主见,这是投资这份职业自带的要求和训练,让这帮人满足于打一辈子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中国基金经理这个群体,大多是过关斩将赢麻了的人生,考大学、找工作、卖方转买方、研究转投资,竞争难度是越来越高。一路赢下来,当上了基金经理,还要在每年一次小排名、每三年一次大排名里,多赢几次。能笑到最后的,要么天赋异禀,要么勤奋超群,大概率是兼而有之。

到了一定年纪,财务自由了,名声在外了,只用待遇、股权画大饼,边际吸引力自然也下来了。这群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走到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尖的人,一旦开始追求极致的理念、话语权和自我实现,做私募是再自然不过的归宿了。

马斯洛需求层次

不过,就算同样是通过做私募追求自我实现,也有不同的路径,从入门级到地狱级,生态丰富的私募行业也给了不同性格、不同追求的公募明星,呈现出了不同的选项。


01

入门级:打不过就加入


私募行业这十几年大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给很多心向往之的公募基金经理,提供了一条“打不过就加入”的模式。

所谓打不过,主要不是投资能力打不过,而是基金经理出来做私募会遇到的一个共性问题——除了投资是长板,其他都是短板。做投资机构说起来简单,只要投资做好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但突然之间抽走了公募里充沛的研究资源、销售资源和一大堆中后台人员,既要管钱,又要管公司,非投研事物分散的精力之多,足够毁掉一条净值曲线了。

直接拎包入住一家平台型私募,是面对这些麻烦最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

也难怪董承非离任公告发布后,网友们火速翻出了他和王晓明、杜昌勇这帮老同志的合影。毕竟王晓明的兴聚和杜昌勇的睿郡合并后,已经是超过百亿管理规模的头部私募,中后台和渠道都是现成的资源,连办公地址都和兴全一样在浦东嘉里城,不过是挪张凳子、换台电梯的差别罢了。

从左到右依次是:董承非、傅鹏博、杨东、杜昌勇、王晓明

不过,当下国内私募圈,最典型的平台选项还是高毅资产。邱国鹭早在美国工作时就有创办平台型私募的想法,2015年高毅在国内成立,是中国私募行业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平台型私募,网罗了包括邓晓峰、冯柳、卓利伟、孙庆瑞、吴任昊、韩海峰等多位基金经理。

加入这种平台型私募的好处,与其说是不同的基金经理汇聚在一起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倒不如说是共享了销售、运营、品牌等基础设施资源,而让这些基金经理们能够更专注地实践自己的投资理念、培养自己的投研团队、做好自己的净值曲线。

被许多基金研究者称为“中国主观投资第一人”的邓晓峰,在离开博时基金加入高毅的六年里,管理规模不降反升,逐渐积累到大几百亿,并依然保持着出色的业绩。这既是邓晓峰自身投资能力的兑现,也侧面说明了这种平台型私募对基金经理投资能力的保护与放大。

如今,林鹏领衔的和谐汇一、中信加持的远信投资,也都走在平台型资管公司的道路上,为下一波“公奔私”的明星基金经理提供拎包入住、上手直接做投资的选项。

但这种省力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创业需求,更何况在很多平台上也依然存在残酷的淘汰机制。比如全球最大的MOM型平台私募千禧年基金(MillenniumAdvisors),内部的淘汰机制就非常严格,旗下孵化着200多个基金经理,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仅2021年淘汰了其中近50个团队[1]。

MillenniumAdvisors办公室一角,图片来源:MillenniumAdvisors

所以,尤其是对于一帮中生代冲劲十足的明星基金经理来说,入驻平台未必是最主流的选择,很多人还是选择亲力亲为做好一家跟着自己姓的私募基金。


02

精通级: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单干是最常见的模式,毕竟有了名气,有了认知度,从头支棱起一片自己的天地是最自由的事情。这种以一个核心人物而构建起来的私募基金,通常被大家叫做“金字塔型”私募。

这种创业模式,对站在塔尖的基金经理来说,挑战通常都要比原以为的要大得多。主要是基金经理做私募老板,最终考验的是CIO+CEO的双重能力,既要管钱又要管人,两头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投资端,基金经理自身的能力圈,往往会决定整个团队的天花板,旱时旱,涝时涝,没有公募大平台那种保收的说法。在管理上,自己还得从头带一个小团队出来,建立起自身的组织和文化。

而很多时候,投资和管理对人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擅长投资的基金经理们研究了那么多企业基本面和企业家的管理方式,但毕竟还是“纸上谈兵”。在组合里加仓减仓,和在公司里留人走人,考验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能力。

前者是专才,要深度,后者是全才,要广度。做好投资,得有一定的钝感,不能对市场的每一个细节都过于敏感、过度反应;但做企业的管理者,反而要相对敏感,要注意到组织建设和公司治理的每一个问题——如何处理自己和研究员的关系、如何突破核心渠道的销售资源、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品牌、如何应对净值波动下的各方压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对一个投资出身的人来说,就是要让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整整齐齐地面对开公司的种种问题。

2018年底,笔者曾和一个公募出身的私募老板聊过公募和私募的差别。那时候,市场上哀鸿遍野,几乎所有机构都顶着不小的回撤。这位年过四十的基金经理叹息道,“公募就是温室,你的周围、你的侧面、你的背后都有人保护着你,但做私募就是到了一个丛林,到了UFC的八角笼,要活下来就不能停止战斗。”

在公募的时候,市场行情不好,除了把投研做更好之外,也就是偶尔被PR要求做个市场点评,被市场拉去做个现场路演,只要主动卸载支付宝和天天基金,就可以对评论区的痛骂装看不见;同事也多,总有那么一两个可以跑出业绩,给公司拉点规模,年终带大家“共同富裕“”。但做私募,一旦年景不好,四下无人,就只有自己。

在如今私募圈群雄逐鹿的环境里,没个承受三五年折腾的心理准备和抗压能力,很难把创业这件事坚持做下去。从创业到放弃的基金经理,也不会止于富国于洋一人而已。

私募基金钦沐资产原创始人于洋,重回富国担任公募基金经理


03

地狱级:再建一个平台


不过,单干还不是最难的。还有地狱级的创业难度,对应着更大的野心。

在资管行业,如果要做真正的大事业,已经验证的路径就只有两条——标准化或平台化。标准化做到极致就是Vanguard,平台化做到极致就是千禧年。而2015年高毅的横空出世,则为资管行业提供了一个平台型私募的中国样本。

这几年公募高管创业做私募也越来越多,光是2021年从公募总经理、副总经理、投研总监任上离职的人就不计其数,其中也不是没有拉拢几个明星基金经理,再造一个平台型大私募的想法。毕竟,高毅的平台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吸纳下所有打算只想做投资、不想做管理的明星基金经理。

但复制这条路的难度,和前面比起来堪称地狱级。

首先很少有人能复制当年邱国鹭的路径。在美国大型对冲基金里打过工,也曾经在华尔街自己创过业,也接受过平台型母基金的帮助。回国之后,先到南方基金担任了几年投研总监,推动过两轮投研改革,深入研究了事业部制、基金经理负责制、投决会制等各种投研架构,对基金经理创业之难、各种投研机制自身利弊、以及组织如何分配职责权利等,有过很多思考和实践。

对于邱国鹭来说,他一直相信对知识分子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管。高毅也每年也只开两次全公司层面的大会,一次做合规培训,一次做年终总结。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机制的设计。

从高毅成立之初,很多规则就是前置的。比如高毅非常有特色的产品命名制,绑定了基金经理自己的名字和跟投机制;比如基金经理业绩提成、奖金递延和股权激励机制,都不会因人而异地去做频繁地变动。

坦率地说,高毅这几位明星基金经理,在规模、业绩和号召力上在这些年演绎出了很大的分化。尽管高毅会通过渠道发行节奏、FOF产品设计等环节的调配,在基金经理之间动态地平衡,但如何把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地留住,不重蹈公募流失明星的覆辙,始终是一个平台型私募CEO长期需要应对的挑战。

这两年,邱国鹭的投资业绩隔三差五地被持有人拿出来问候,同行相轻者也不在少数。但不得不说,高毅这个平台本身的成功,足以说明邱国鹭在地狱级的管理难度面前所展现出的作为一个CEO的能力和格局。

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资管行业来说,最终能做成平台型私募的人,肯定也不会止于邱国鹭一人。但下一个高毅,又会是谁?


04

写在最后


在公募基金公司越来越同质的今天,在投资策略上寻求差异,在基金管理上表达个性的空间,越来越像私募倾斜。

专注地战斗在二级市场里,对个性和自由的向往,让公奔私这条道路上永远人才济济。但职场的自由往往是有条件有代价的,正如在Netflix著名的自由与责任工作法里所定义的一样,自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而在公奔私的语境里,对基金经理说,最重要的代价,或许就是脱去平台的包装和保护,把个人能力更真实地呈现在赤裸的市场中,在更全面的竞争中检验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成王败寇不由分说,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往往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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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中致和01-26 08:06

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往往只有一次。

地板01-25 17:02

mark

券商搬砖avaterdai01-25 14:03

头图是马龙啊,硅谷

桃源散人01-25 13:42

邱国鹭过去四年投资业绩确实垃圾垫底!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