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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1、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线索。有人习惯将“改革”与“开放”整体观察，视作“改革开放”。的确，“改革”与“开放”可谓“孪生兄弟”，相互联动、相互作用。但其实“改革”与“开放”有各自不同的深义。若做个粗暴“二分”，则会发现，自1978年以来，“开放”是主导方面，“以开放促改革”的脉络更加明显。
2、现阶段，当外需面临波折时，需要更加依赖内需，而扩大内需迫切需要从“以开放促改革”，转向主动改革，利用更大力度的改革，才能释放内需空间。更重要的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增量时代”，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伴随开放提升，而进入“存量时代”，则需要深化改革才有望实现。
3、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最大潜力在改革。体现在优化要素供给，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制度调整，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配置转变；促进以产业结构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发展转变；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为改革营造发展环境等方面。
4、短期来看：政策或现“托+改”的组合。短期的“托”既为对冲外部压力，也为长期改革奠定稳定的经济环境，营造良好的战略机遇。短期的“改”是长期改革事项的短期提速。特别体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区域行政管理模式、医药卫生体制、军民融合、新基建应用有望进一步提速。
5、在中美前期谈判预期已明、实际效果未现的窗口期，或许要从长期改革事项的短期提速中，寻找结构性机会。
目录
1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线索
1.1 线索之一：生产要素组合优势
1.2 线索之二：产业结构的变迁
1.3 线索之三：“改革开放”还是“改革”与“开放”
2 长期视角：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改革
2.1 优化要素供给，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2.2 推动制度调整，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配置转变
2.3 促进以产业结构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发展转变
2.4 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为改革营造发展环境
3 短期来看：政策或现“托+改”的组合
3.1 短期的“托”既为对冲外部压力，也为长期改革营造环境
3.2 短期的“改”是长期改革事项的提速可能
正文
1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线索
就我看来，自1978年以来观察中国经济大致可以梳理出三条粗略的线索。
1.1 线索之一：生产要素组合优势
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资金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充分结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例如存在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级差，使得农村劳动力自西向东、自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及被适当控制提升速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将劳动力价格压在较低水平；以及被同步压低的土地及自然资源价格和资金成本，组合在一起，推动了经济增速的高速增长。
1.2 线索之二：产业结构的变迁
自1978年至今，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91年，产业结构特征可以概括为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等围绕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多个产业部门快速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中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现象，逐步得到改善。
第二阶段是1992-1997年，核心是市场经济改革和非国有经济发展下制造业的崛起，以1992年南行讲话为起始，主导产业逐步过渡到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家电产品、房地产等领域；
第三阶段是1998-2007年，在两次金融危机的十年间，中国经济完成了重工业化进程，全球“制造中心”得以确立。一批新兴主导产业逐步出现，包括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相应拉动的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等中间投资品行业，以及进而拉动的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和港口、铁路、公路等运输行业。
第四阶段是2008-2015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提出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复兴等经济复苏计划，对传统的贸易分工模式产生影响。2010年，我国明确提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成为方向。
第五阶段是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又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存量传统产业面临结构转型、压减产能的压力，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逐步兴起，尽管不被现有统计指标体系所涵盖，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产业相继涌现。
1.3 线索之三：“改革开放”还是“改革”与“开放”
往往习惯将“改革”与“开放”合并在一起，确实二者可以视作“孪生兄弟”，是相互联动、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改革”与“开放”有各自深意，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改革”一方面侧重对非国有经济的放开，另一方面侧重对国有经济的改造（后面逐步演化为国资国企改革），对“开放”则包含“引进来”和“送出去”两个层面，只不过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引进来”上。
如果做个粗暴“二分”，简单分析二者的相互作用，则会发现，自1978年以来，“以开放促改革”的意图较为明显，其中“开放”更偏主动，而“改革”则被推动。实际上，每一轮开放也都推动了相应改革，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开放以各种特区、开发区试点为特征，1980年，我国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同时，随着各类开发区的快速发展，许多城市借助开发区建设，大量引入外资外企，并在短期内完成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实现了城市地区空间和人口规模的跳跃性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1年，以南行讲话为引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逐步延伸到内陆和西部。随着大批跨国公司的投资，长三角地区实现了对国内外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优化配置，成为国际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成为对中国经济总量贡献最大，具备高成长性和经济活力的城市群。
图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梯次开发模式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理论大纲，中泰证券研究所
第三阶段是2001-2012年，以加入WTO为标志。伴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出口金额在全球出口金额的比重开始攀升，并接近二战前后美国的水平。开放也从局部试点，迅速转入普遍化、制度化，从开放的内涵上而言，以从局部、有限、相对封闭的开放试点，正式推向普遍化，推向制度化，不仅促成了商品、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也间接影响到了后续的改革。
图表2 中美日德四国出口金额占全球出口金额的比重（1960-2018）
资料来源：WTO，中泰证券研究所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开放以“一带一路”及高水平开放为特征。2013年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打造开放度更高、包容性更强的跨国区域合作。根据商务部《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7%。
图表3 最终需求对GDP增速的拉动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总的来看，自1978年到2012年，“开放”的前三阶段，是中国经济三条线索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始终利用开放做“增量”，进而推动改革。而“开放”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几方面因素共振的结果，例如全球贸易分工模式由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转变的大背景；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生产要素的组合优势，融入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大格局，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速的迅猛发展。但现阶段，全球贸易分工模式已经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垂直分工向区域完整产业链条转变，全球经济的增量空间也日益被压缩。当外部需求难以持续时，转向内需做“存量”是中国经济的应有之意，而促进内需则需要从“以开放促改革”，转向主动改革，加大力度改革，释放内需空间。
2 长期视角：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改革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国际经验看，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往往需要通过“非均衡式”的政策，使得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向经济发展倾斜。而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要素投入的边际贡献面临下降，这就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加大。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增量时代”可以通过开放来促进，而到“存量时代”，需要对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进行深化改革，才有望实现。
2.1 优化要素供给，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还是要回到传统生产要素本身，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资源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改革的动力源。而反过来，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就需要提升生产资源要素的效率和质量，尤其是发挥创新在生产资源生产率水平提升中的作用。其一，人口总量负增难以回避，但人口总量是否一定制约经济增长？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重要的是推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全面提升中国人力资本优势。通过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自由流动成本，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有序流动，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将控制人口增长战略向优化提升人口素质、提高人口质量战略转变，强化教育培育、稳步提升劳动者素质。其二，要激发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技术要素的创新供给。激发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创业活动；构建激发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加快培育创新文化，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其三，要加快实施金融领域改革，提升资本利用效率。加快构建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多样化组织体系、立体化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各种金融资源。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降低资本成本。其四，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合理高效的土地流转制度。
2.2 推动制度调整，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配置转变
要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质量提升和高效配置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强化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管理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和制约。其一，要深化市场机制改革，构建有利于市场功能激发的新体制，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利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制度。其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其三，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以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增强企业活力。
2.3 促进以产业结构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发展转变
以生产力配置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要素供给结构、区域发展结构、能源利用结构等诸多方面。因而，要强化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发展动能，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同时推进存量调整和淘汰，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其一，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通过推进垄断领域改革、破除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加快战略新兴产业成长。其二，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促进产品创新，使传统产品满足消费升级的趋势。其三，有序推动产业在区域间合理布局，促进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其四，促进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产业低碳化、绿色化、清洁化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
2.4 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为改革营造发展环境
改革是中长期过程，但短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重点问题，可能会对改革形成一定的挑战，也可能束缚改革的实施。因而，改革需要化解短期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或矛盾，为改革推进拓展空间、赢得时间、营造环境。例如推进企业兼并重组，释放错配的生产要素资源；坚持“房住不炒”，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降低房地产业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冲击；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企业高负债等风险，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
3短期来看：政策或现“托+改”的组合
3.1短期的“托”既为对冲外部压力，也为长期改革营造环境
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经济数据，1-4月固定资产投资155747亿元，同比增长6.1%，较1-3月回落0.2个百分点；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较3月回落3.1个百分点；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586亿元，同比增长7.2%，较3月回落1.1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4月份经济数据回落符合预期。其一，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发电量当月同比增长5.4%、5.3%、3.8%，分别较3月回落3.1个、3.7个、1.6个百分点；采矿业同比增长2.9%，较3月回落1.7个百分点；电力热力水同比增长9.5%，较3月提高1.8个百分点。不同经济类型中，国企、外企、股份制企业增速当月同比6.0%、2.5%、6.3%，分别较3月回落1.3个、1.7个、3.7个百分点。
其二，制造业投资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仍在回落。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较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折算单月增速为5.7%，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1-4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4.4%，与一季度增速持平。1-4月制造业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5.5%，较一季度回落2.1个、0.6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折算单月同比增速3.8%，较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
其三，消费回归常态。4月社零总额名义、限额以上同比增速分别为7.2%、2.0%，分别较上月回落1.5个、3.1个百分点；各类消费品增速同步回落。耐用消费品中，汽车同比下降2.1%，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家电、家具同比增长3.2%、4.2%，较上月回落12个、8.6个百分点。建材同比下降0.3%，较上月回落11.1个百分点；石油制品同比增长0.1%，较上月回落7个百分点。
其四，住宅销售仍在加快。1-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1.9%，较一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折算单月增速12.1%，较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4月，受办公楼销售拖累，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2%，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9%，较上月提高1个百分点。4月房屋新开工面积、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15.5%、18.5%，分别较上月回升2.6个、0.5个百分点。土地购置面积当月同比下降35.5%，较上月扩大4个百分点；商品房、住宅待售面积分别下降266万、357万平方米，均较上月降速；总体来看，受办公楼拖累，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整体回落，但住宅端表现相对稳定。
在国务院常务会提出，“因时因势更有针对性地实施宏观调控，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短期有望形成“托+改”的组合，其中，宏观政策注重“托”，保持经济平稳，相关逆周期政策有望发力，在4月地方政府专项债仅发行1678亿元，前四个月7069亿元，约为全年总额的1/3，5月、6月专项债发行速度有望提速。通过需求管理，确保经济运行、就业环境的总体稳定，为改革奠定稳定的经济环境，营造良好的战略机遇。
3.2短期的“改”则是长期改革事项存在提速可能
其一，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望提速。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其二，区域行政管理模式有望提速。突出体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及自贸区新区。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顶层规划将很快出台。
其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望提速。5月17日，总理对2019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其中核心内容包括，过去一年重点任务取得新成效；要推动药品采购使用、医保支付、分级诊疗等改革取得新突破；更有效推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副总理讲话内容包括，坚持预防为主，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要把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及时完善和全面推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推动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虚高价格。
其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望提速。或将体现在：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
其五，新基建推广有望提速。例如在4月23日召开的上海市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上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息等新兴消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增强发展后劲。另外，在泛在电力物联网、5G等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领域，也有望涌现新的机会。
总的来看，未来政策有望呈现出“托+改”的组合。“托”是短期维稳，体现为存在政策边际放松的可能。“改”是核心任务，在中美前期谈判预期已明、实际效果未现的窗口期，还是要从改革大方向中寻找结构性机会。
风险提示事件：政策变动风险
作者简介：
杨畅：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现任中泰证券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政策专题组负责人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系。长期在上海市政府及国务院决策研究部门工作，负责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和结构改革等研究工作，主持及参与中央、省部级课题超百项，撰写内参超百篇，获得中央及省部级领导批示二十次。参与出版专著15本，发表文章五十余篇。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全球城市研究室主任，上海产业发展资金、服务业引导资金、文创资金评审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执业编号：S0740117090138
唐军：中泰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
执业编号：S07405170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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