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2021年11月14号的下午，此时此刻我站在公司办公室的窗前，遥望着远方的蓝天，乌云正在被风吹散，天气由阴转晴。耗时近8年时间我刚刚完成了《精神经济学》的创作。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心中也颇为焦急，如释重负的原因是我完成了我的责任，作为一个资产管理人我在投资实践中，因为无法解释贵州茅台为什么可以持续提价而陷入了困惑？这一次对贵州茅台的投资，我当然在最终的经济回报上是有明显收获的，可是最大的收获让我因为投资贵州茅台遇到了为什么贵州茅台能提价这个问题，而且我发现贵州茅台长期提价用现存的理论完全解释不了，我不得不走上了自己去解释的路。在寻找问题答案过程中，我逐步意识到我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普遍还没有触及的经济学前沿。于是我的责任感随之增加，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把精神经济学建立起来。历时8年最终我写出了《精神经济学》，写完后我如释重负。
另一方面，在完成《精神经济学》后，我也很着急！我慢慢和大家说我为什么着急！
我的工作在北京凌通盛泰投资管理公司，这是我创立的公司，换句话说我的正式职业是一个商人，可以想象商人是很忙的，这样的身份使我拿不出精力和时间搞创作。这导致过去的8年我在精神经济学创作90%是在业余时间，是在节假日，我没有用节假日去休息娱乐，绝大部分是在思考精神经济学，以至于我陪伴家人的时间都被迫减少。同时我也是一个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虽然投资整体上属于经济范畴，但是投资和经济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我以非专业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和知识储备，从事一部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创作。为此我修改了原来的创作思路，起初我想把系统性、全面性、整体性作为本书的内容，但因为精力和时间不得不放弃，转而集中论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人类尚没有一个理论来解释精神经济现象和活动。现存的经济理论没有办法解释精神经济活动，这是我创作的重点，如果我不能证明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创立一种全新的精神经济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那么至少是一样重要的。虽然精神需求和精神经济活动伴随着人类商业活动一直存在，但是迄今为止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没有人意识到精神经济活动和精神经济行为，它所依赖的经济学规律是独特的，是跟物质性需求物质性商品的经济规律是不一样的。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最应该的是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这既符合我的能力，也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如果问题迟迟没有被提出来，解决也就不可能。
我在本书中就只论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精神价值的本质。这是我为精神经济学理论大厦奠定的第一块基石。精神经济行为和与物质经济行为的规律不同，深刻的原因是价值本质不同。价值本质不同导致了一系列的原理、规则的不同。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就锁定这个问题详细论述。把最基础的精神价值概念讲清楚。
如果你确实看完了这本书应该能看出来，本书就两大块内容，一块儿论证了精神经济活动背后所依存的经济学原理与物质性经济活动的经济学原理不一样，长期以来没有人提出精神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规律，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很多精神商品的定价机制明显就跟物质商品不同，人们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深究，我进行了系统的追问，并且指出了必须创立独立的精神经济学，随后我对精神价值的本质深入阐述。
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对精神价值量的范畴给予任何的触及。精神价值有大，有小，这就涉及精神价值量的范畴，没有量的范畴就没有办法指导现实的经济实践，无法精确的、细致的、具体的、指导精神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未来要建立精神价值量的范畴。
同时我还要指出精神经济理论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精神经济理论界出现了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上层建筑很多唯独没有地基。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在现实中人类的司法实践，中外法庭几乎都承认精神价值损害赔偿，都在法律实践中对损害名誉、损害精神利益的非法行为，要求作出经济赔偿，有的国家甚至对于精神损害要求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司法实践已经普遍存在，但是在深层次的经济学理论层面却没有关于精神价值的定义，某人的精神利益受损伤，他的精神利益具体是多大，损害了多少？虽然法庭根据事实给出了一个赔偿金额，但是确实没有一种理论对人类的精神价值被损害的量的范畴进行量化，司法是承认精神价值损害赔偿的，但是精神价值如何量化却没有理论！仿佛有大楼没有地基。精神价值的量化标准，精神价值的来源等应该作为基础的理论支持司法实践，法庭在精神价值理论基础上构建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的法条以及具体的量化标准。由于地基没有，所以法庭没有统一的原则。
我们再看到另一个情况，现在正在涌起的国民快乐指数。已经有很多国家，包括联合国认为GDP只统计物质财富不客观了，应该统计一个国民快乐总和以及国民快乐总值。我作为精神经济学提出者，完全赞同国民快乐总值，这是对的！因为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和被创造出来，并不必然带来人的整体利益的增长。如果通过环境污染生态，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那么这时会导致人的主观精神体验变差，使人的精神利益受损。人在被高度污染的雾霾笼罩的城市里生活，虽然收入很高，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但精神和快乐状况是下降的，污染导致他看不到蓝天和白云，蓝天白云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随着污染消失了。所以物质财富增长不必然带来人的整体利益（精神利益加物质利益）的增加。
一个社会中物质财富增加后，就触及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假使在财富增加的过程中，有一小部分人的富裕程度远远强于普通人，相对贫富差距巨大，就会导致普通人心理上的不愉快，因为人是群体动物，在群体中若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和资源占有上的差异，那么相对弱势的一方的精神体验是不愉快的，这人作为群体动物的本质。财富如何分配实际上影响人们的主观精神体验，财富分配时会导致精神财富的变化，如果分配的合情合理，既鼓励了劳动创造，同时也不引发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这时候人们都很高兴，物质增加的过程中精神欢乐度也是增加的。但是如果物质财富分配过程中，一小部分人占有的太多了，导致更大多数人不快乐，于是社会整体利益（精神利益加物质利益）的减少和损失。
这就是联合国提出的国民快乐总值的原因。国民快乐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加客观，更加符合人类的利益。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国民快乐总值如何量化呢？国民快乐总值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提出来，但是它底层的精神利益的量化，精神价值的良好，快乐度的量化没有理论基础，于是这又是一座只有上层建筑没有地基的状况。国民快乐总值继续推进，但必须要回头补课，把基本的精神价值量（快乐）如何计算，如何统计快乐的增减的规律搞清楚，这样联合国提出的国民快乐总值才有基础，这是对精神经济学的具体化、完善化。
我完成了精神经济学地基的建设，但是上层建筑现在是空的，精神经济学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因此我现在大声呼吁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理论蓝海。我通过投资茅台的实践，发现了精神经济现象和精神经济的理论蓝海，这是我对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的一种贡献。给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找到了一个建功立业的舞台和方向。大家来构建精神经济理论的分支和细节。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理论提出以后，立足亚当斯密理论这几百年发展出了无数多的理论，亚当斯密是传统物质经济学的奠基石，后续的在它的地基上发展出很多具体学说。精神经济学也是一样，它首先要有个地基，这个地基也许我已经完成，也许我没有完成，但总的来说我在地基里已经放了几块基石，后续的可以发展的学术多得很，有一个新的经济学叫粉丝经济学，是研究解决互联网上自媒体时代粉丝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粉丝经济学整体上属于精神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很多这样的局部的分支需要构建。
这里我对中国的专业学术和理论工作者发出一个呼吁，希望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承担起历史责任！过去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中国没有基础的原创经济学理论，而精神经济学是地地道道的基础经济学。这个理论在中国被发现，而且我自己认为它在中国被发现带有必然性，因为精神活动它特别表现在人际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活动范畴。中国在人际关系层面的活动是比较完善的，几千年来有完整的标准规范的人际关系，人们为了巩固维护这个人际关系，有很多礼品往来社会活动，东方文化孕育下的中国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此他就可以互相送礼，互相在一起喝酒吃饭，也有很多礼仪。这种文化背景使得精神经济活动的数量偏多，从而为精神经济学被发现，被最早意识到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文化背景。既然这个理论是在中国率先发现的，那么中国人正好可以利用中国文化特点的优势把精神经济学完善起来，成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的支柱，做出我们中国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我历时8年倾尽全力完成了精神经济学的地基建设，现在需要理论工作者们在地基上添砖加瓦了，我认为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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