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证指数失真的原因，上篇讨论过三个原因：
1、纳入时间短，未考虑价格稳定性
2、总股本加权，掩盖中小盘真实表现
3、全量统计，非择优机制
看到《追寻价值之路》中也有探讨这个话题，对比下。
第一个原因：纳入时间短，未考虑价格稳定性
在之前的规则中，新股上市后11个交易日纳入指数，这个规则广受诟病，经常被拿来说问题的典型例子是中国石油，2020年修订的规则也改为三个月。不过，个人认为更主要的因素是：当时A股特殊的历史条件，发展不成熟，股市整体容量不大，上只新股权重就能干到30%，正好在2007大牛市顶部位置，而且新股在过去也都经常会有较大溢价。这样的问题在今天就不太容易发生，几乎不太可能有市值能占到上证指数市值30%的巨无霸上市。
因此，这条规则本身不是本质问题，本质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放大了这条规则的问题。
在《追寻价值之路》中找到了更具说服力的说法，认为新股纳入时间有影响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消化“历史包袱”，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摘自原文：
笔者认为，导致上证综指长期走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2007年以后指数一直在消化“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就是在2006年和2007年牛市时有一大批大市值公司在高位高估值首发上市。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总市值加权的上涨综指，指数的涨幅大体上等于成分股市值的增加，但并不等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总市值的增加。用交易所总市值的大幅增加，去论证上涨综指长期走平不符合经济发展趋势，这个命题显然是错误的。交易所总市值的增加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存量公司总市值的增加（这也包含了再融资股份的增加，不仅仅是股价的变化），另一个部分是新上市IPO公司带来的市值增加，这部分市值增加是不影响股价指数的。
DM注：新上市IPO带来的市值，在计算指数时，会进行除数修正，公式如下，因此IPO增加的市值不会影响指数变化。
拖累上证综指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2006年、2007年大牛市时，有一大批大市值公司在高位高估值首发上市。这个量有多大？2005年时，上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大概在2.9万亿，到2006年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提高到大约8.3万亿，这其中有3.8万亿市值是在2006年新上市的（占比46%），2007年上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进一步提高大到31万亿元，但其中有13.5万亿元市值是在2007年当年新上市的（占比43%），如图：
图1:2000-2019年上交所当年IPO市值与存量市值
从这些数据对比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2006年和2007年上交所高位上市的大量总市值，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一直在消化估值。相比上交所，深交所的情况要好得多，深交所在2006年和2007年当年新上市市值占年底总市值的比重只有5%和10%，远低于上交所，所以没有这么大的历史包袱。
第二个原因：总股本加权，掩盖中小盘真实表现
我的观点是：上证指数采用的是全部市值（对应全部发行股本）。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国有股上，有相当大比例的股份是不流通的，参与市场交易并定价的股份只占总股本很小的比例，这种情况下的定价可能是不充分或畸形的，但是，这个价格会作用到总股本并参与指数的计算，如果正好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很大，市值占了指数较大权重，则会明显作用于指数，盖过众多中小盘股的表现。
以最近交易日数据来看（2022年5月7日），上证指数的自由流通市值占比仅为37%，以市值TOP20为例，TOP20的市值占总市值比重为32%，自由流通市值比例为29%。
我认为这条规则是重点，且在当下以及未来都持续产生影响。
不过，《追寻价值之路》认为加权方式不是主因，原文观点：
本书认为，指数加权方式、新股纳入时间等对指数的长期表现会有影响，但这些技术上的问题，一方面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总市值、流通市值、自由流通市值加权、还包括股价加权、各国市场都有实践，并没有说谁比谁就一定更好），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原因也不是影响上证综指长期表现的主要原因。
首先讨论市值加权的问题。总市值加权和自由流通市值加权是最常见的两种市值加权方式。上证综指是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组成样本股，包括A股和B股，上证综指使用的是总市值进行加权。总市值加权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公司有部分股票不会在二级市场交易，所以会导致某些总市值很大但自由流通比例较低的公司，对指数有较大的影响。现实中，上证综指成分股确实存在不少这样的样本，比如邮储银行和建设银行，总市值非常大，但自由流通比例非常低。
实际上，为了解决“总市值加权”潜在的问题，我们市场上还有一个“上证流通指数（000090）”，“上证流通指数”的样本由全部沪市A股组成，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暂停上市的A股除外，以自由流通调整市值加权。上证流通指数以2009年12月31日为基日，以1000点为基点。在新股纳入指数问题上，上证流通指数和上证综指一样，都是凡有符合样本选取条件的新股上市，上市后第11个交易日计入指数，所以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两者收益率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市可以归因于“总市值加权”和“自由流通市值加权”的差异。
从历史数据来看，客观地说，上证流通指数成立后的十多年内，以“自由流通市值加权”的上证流通指数表现确实要好于以“总市值加权”的上证综指。也就说所谓的“自由流通市值加权”确实比“总市值加权”收益率表现得更好，但这个作用也不要过于夸大，因为上证流通指数2009年底1000点，到2019年底1149点，十年多涨幅15%，依然没有走出“十年不涨”的困境。
事实上，如果认为“自由流通市值加权”收益率表现要比“总市值加权”表现更好，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在押注“自由流通比例高”的股票收益率表现要比“自由流通比例低”的股票更好，这个逻辑并没有太强的理论和历史经验可以佐证。看海外指数编制的时间，美股表现最好的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恰恰就是总市值加权的，也没听说过因为指数编制用的是总市值加权方法就有“长期不涨”的问题，因此，综合来看，市值加权具体方式的不同，可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使得指数的收益率有所不同，但不会改变指数的长期表现趋势。
正好最近上证指数回到3000点（2022年5月6日收于3001.56点），将2009年12月31日设为基日，进行处理后和上证流通指数做对比，如图3。
图2:上证指数表现
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时间点对比二者点位及收益：
和书中结论一样：上证流通收益好于上证指数，但程度并不明显，依然没走出“十年不涨”的困境，十二年指数只涨了15%。
因此，此前考虑的主因，指数规则按总市值加权而非自由流通市值加权，是上证指数十年不涨的原因并不成立。上证流通指数就是按自由流通市值编制的，其规则与上证综指除了一个是自由流通市值加权，一个是总市值加权外，其余一样。自由流通市值加权规则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并没有明显跑赢上涨指数，十年也在1000点徘徊，这个角度上说明是否自由流通市值加权可能并非主因。
《追寻价值之路》将原因归为上面提到的消化“历史包袱”。这个包袱要多长时间消化呢？消化15年还未消化完。
我总觉得除了历史包袱外，还是有自由流通比例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
1、上证流通指数的表现长期好于上证指数，说明自由流通市值加权会优于总市值加权；
2、自由流通市值加权好于总市值加权，本质不是加权规则的优劣，而可能是A股特别是大市值国企很低的自由流通比例，导致的非充分市场定价或者畸形定价，从而导致无论是总市值加权还是自由流通市值加权，结果都一样。这个想法目前无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