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幸福在哪里?彭凯平对话塞利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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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夏天,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和让·鲁什拍摄了一部名为《夏日纪事》的调查纪录片。

他们走上巴黎街头向路人询问:“你幸福吗?”

有人转身离去;有人驻足冥想;有人潸然泪下;有人脱口而出“是的,我很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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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塞利格曼曾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指数=先天遗传素质+后天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H = S + C + V)。

2010年夏天,湛庐出版了“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所著的《真实的幸福》一书。“反叛”于一般的心理学范畴——只关注心理和精神疾病,塞利格曼希望帮助人们追求真实的幸福与美好的人生

今天(3月20日)是第11个“国际幸福日”,想与你重温一场有关幸福的对谈

在往期湛庐大师行活动中,塞利格曼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以及正安康健创始人梁冬、湛庐创始人韩焱一起就“幸福”进行了探讨。

塞利格曼说不要将幸福浪漫化,让我们一起去直面有关幸福的困惑,遵循科学,试着在不同人生阶段去拥有更多幸福感。

耐心读完以下内容,至少,你能收获基本的“幸福指南”,确认自己与幸福的处境,找到更趋近“幸福”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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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幸福的人是幸运的,追求幸福的人是勇敢的,思考幸福的人是虔诚的,分享幸福的人是可爱的。

积极心理学是不是心灵鸡汤?

韩焱:2010年,湛庐出版的第一本积极心理学的著作,也是赛利格曼教授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真实的幸福》,这也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积极心理学?说白了就是因为积极心理学是一个关于幸福的科学。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积极心理学是不是幸福学?是不是就是心灵鸡汤换了个说法?彭老师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困惑吧。

彭凯平:很多人对积极心理学确实有误解,因为第一本引进到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的书是《真实的幸福》,第一门积极心理学的大学课程是哈佛的本·沙哈尔的《积极心理学》,但是被错误地翻译成了《哈佛幸福课》,所以很多中国人把幸福和积极心理学等同起来,其实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幸福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是心理学,研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也都要研究幸福的问题。

而积极心理学是积极心理学家研究幸福问题的一个学科。积极心理学家提倡用人类积极的心理力量——包括审美、感情、关系、自我成就等,去达到幸福的目的,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韩焱:梁老师您以前了解积极心理学吗?

梁冬:我一直以来都对心理学家有一种隐隐的偏见,我可能代表了很多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人。我觉得自从有了精神分析学家以来,精神病人多了,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但是后来,我看了塞利格曼先生的作品、研究了积极心理学之后,我发现,在心理学研究中,对心理疾病的研究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幸福。

直播现场

我以前是媒体从业者,我受到的所有训练都是质疑、批判、发现问题。后来我发现,这并不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世界变得更好,甚至有时候会创造一个不祥和的氛围,发现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韩焱:除了《真实的幸福》我们还出版了塞利格曼教授其他几本书,就是“塞利格曼幸福经典五部曲”系列。通过这几本书,我们能看出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日常总结,它真的是一门关于幸福的科学。幸福是什么,是需要重新被定义的,要有一个科学的定义。而且幸福这件事是可以被教授和学习的、是可以提升的。“塞利格曼幸福经典五部曲”里给出了非常多的科学解答。

彭凯平:塞利格曼教授有一个很伟大的贡献,就是从五个维度来定义幸福感。我们经常讲我们感到幸福,那它的原因是什么?机制是什么?效果是什么?塞利格曼教授提出了一个PERMA模型,PERMA正好是5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P是Positive Emotion,就是积极情绪。人在开心的时候,积极的时候,一定是愉悦的、开心的。就像感受阳光洒在身上、看见孩子的笑脸,听到美妙的音乐,这种身心愉悦的体验一定是幸福的感受,如果这种感受都没有,天天以泪洗面,还说自己很幸福,那肯定是虚假的。

E是Engagement,就是沉浸、投入。人在做一件事情特别幸福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沉浸的、如痴如醉的。这种沉浸感可以是与人的关系,也可以是与事件、与时间、与空间有关。

R是Relation,就是关系。幸福的人是愿意与人分享的,他是愿意让别人信服的。一个人很开心的时候,巴不得让别人都知道他很开心,他会打电话发信息分享自己的快乐。但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他一定是躲起来、藏起来、宅起来。

M是Meaning ,就是意义。你一定要发现意义,很多时候我们老以为爽就是意义,就是开心,就是幸福,其实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比如一个大胖子看见桌上的美味佳肴,肯定也流口水,也很爽,但他当想到自己已经250斤了,这个时候爽的感觉就没有了,对不对,一点快乐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对愉悦的体验,是来自于对意义的分析,意义是很重要的。

A是Accomplishment ,就是成就。幸福是有结果的,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的,是对人有好处的。很多人把成就理解为特别伟大的成就,比如说封侯拜相,其实任何时候你觉得自己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事情,这就是成就感。成就感不必和伟大联系在一起,有时可能就是小确幸的快乐与收获。

以上就是塞利格曼教授的贡献,所以定义幸福PERMA是挺重要的。

廉价的快乐算不算快乐?

梁冬:我特别想请教塞利格曼教授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会借由一些药物来获得快乐。如果技术能够让人获得快乐,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更加廉价的、更加唾手可得的快乐和幸福呢?

塞利格曼:对精神疾病来说,我们可以使用药物和精神治疗,现在,我们有六成的把握可以用药物和精神治疗来舒缓痛苦。但是,没有病痛并不等于拥有幸福感。就像彭教授指出的那样,幸福感不只是说你不生病,而是你要拥有正向的情绪,有参与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生活中能感受到意义感,并且能够取得成就。

所以,我们就算知道药物可以解除痛苦,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药物可以帮助人们产生幸福。

如果你想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没有药可以给你服用;如果你想在生活中拥有更多的意义感,也没有相关的大脑的治疗方法可以运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想在人生取得成就,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积极心理学诞生的原因,帮助我们去构筑幸福感的方法与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积极心理学就是研究如何在生活中获得成就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意义感。这些都是可以达成的,但绝对不是通过药物。

彭凯平:我也可以再解释一下,人有一个心理特性,就是对真实性的偏爱一幅画,你说是人画的,我们就喜欢欣赏。虽然这个画同样漂亮,但是如果告诉你这是机器画的,你立刻会觉得不开心。你娶了一个美女,你很喜欢,但别人告诉你她整过容,你可能就不太开心了。

同样,药物有时不仅能让我们减少痛苦,也让人开心但当你明白开心是药物造成的,你立刻就会不开心了。这就是人类的心理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己产生的、内部产生的、个人产生的真正的快乐,才能够叫幸福;别人给予的、药物造成的、短暂的快乐,往往我们只觉得就是开心而已。

刻意地追求幸福会让我们

更幸福还是会削减幸福?

梁冬:我们中国人的幸福观和西方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彭老师,就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追求幸福时,对幸福是加分呢还是减分呢?比如说当我意识到痛苦的时候,可能我就没那么痛苦了;或者我在哭的时候,一对着镜子就哭不出来。所以当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追求幸福时,会不会反而削减幸福值?

彭凯平:梁冬老师的这种感受是完全正确的。心理学研究也证明了当人们刻意去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给人带来的快乐体验其实是很差的。所以说你刻意想发财可能就发不了财;刻意想成功也不一定成功;同理,当刻意想幸福时也不一定能获得幸福。

梁冬:那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呢?

彭凯平:把握这个尺度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信幸福的力量,做符合天性的事情。做人做得好的事情,幸福自然而然就来了。比如,人做得好的是思考,那就去思考;人做得好的事情是沟通、交流,那就去沟通、交流。

做你特别想做,善于做而且做起来痛快淋漓的事情,你一定是能够得到幸福的。而不是一直说我要幸福,我要幸福,我要幸福,这样是很难得到幸福的。

看到别人不快乐我反而放心了,

这种心态健康吗?

韩焱:我想问问梁冬老师,您研究健康这么多年,您对幸福有什么体验呢?

梁冬:我讲一些我的真实感受。这些年我采访了很多成功者,有很多人,你感觉他很幸福、很有成就,但当你深入地了解后,你会发现他并不快乐。我开始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略有些失望,后来就释然了。我看到连这么优秀的人都不快乐,我就放心了。

其实我不好意思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不够严谨,也不够伟大,还有点幽暗,但今天晚上我就想向彭老师请教,当我看见那些很伟大的成功者,他们也不是很快乐的时候,我就放心了,这种心理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彭凯平:这种心理感受其实是很真实的。这其实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向上比会让你产生行动的力量,产生追求的动机,向下比则让你感到快乐与舒适。我们人类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通过与别人比较,产生愉悦感与快乐感的,甚至是对自己的认识。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谈幸福确实有些抽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如何测量,更不知道自己的占位,但是当你发现人人心目中都认为应该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感、他的占位可能还没你高时,你会觉得我过得还不错,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肯定、鼓励与鼓舞。人有些时候需要一些自我确定,这种自我的确定能够产生自信、自尊、自爱。这也是挺好的。

幸福到底是主观还是客观的?

梁冬: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塞利格曼教授提问。如果满分是10分,你感觉自己有7分的幸福,结果用量表测出来,你有9分的幸福;或者如果你觉得自己有9分的幸福,但测出来结果的比较低,就是说自我感受和量表的结果不一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塞利格曼:我来对梁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回应,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意识到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的,而这个意识对我们的幸福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PERMA有五个要素组成。梁先生刚刚提到幸福感的时候提出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也就是一个人是否感到满足,是否能够露出微笑,是否有如PERMA中的P所代表的有正向积极的情绪。

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控制去调节P,我们无法控制调节自己的主观情绪感受,甚至可以说,想直接调控自我的主观情绪是无用的,在很大程度上,它甚至会阻碍我们的幸福感。但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控制PERMA中的其他4个要素:E、R、M、A。

生活中有一些技巧是我们可以用来锻炼自己控制后4个要素的能力的。比如,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去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还可以训练自己去找寻生命中的意义感和目的感;我们还可以帮助自己和孩子在生活中成就更多的东西,产出更多的东西。

塞利格曼在直播现场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调控E、R、M、A来间接提高P,也就是提高主观的、积极的情绪。

韩焱:谢谢塞利格曼教授。那么彭老师您有什么要给梁老师的建议吗?

彭凯平: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的时候怎么办呢?

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三种解决方法:一种方法是改变其中一个认识,比如说测的不准,结论不靠谱,这是一种方法。看你选择认为哪个不靠谱,一般来讲是选择低的结论不靠谱。这个心理测验不准,其实我挺幸福的。

另外一种方法是创造更强大的自我认识。就是说,虽然我的测量得分不理想,但我事业很成功,我有很多资产,我赚了很多钱,或者出了很多书,当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很强,那么比较也就不算什么了。

第三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贬低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刚才第一个方法是贬低数值的真实性,贬低话题的重要性就是说幸福不重要,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也是一个方法。

上面说的是如何应对认知失调,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认知失调呢?这实际上是因为人类的期望阈值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反差,往往会产生特别强烈的心理反应。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了价值方程的不对称,也就是得到的东西,其实不如失去的东西对人的影响大。

换句话说,就是你以为是9分,结果只是7分,与你以为只是7分,实际是9分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你觉得自己没有想象中的好,这个打击就特别大;而如果你自己比想象的要好,很快就会忘掉了,你会很容易适应。

所以,赚很多钱的时候你会觉得钱还不够,还得赚更多。但如果丢钱了,那丢的每一分钱对你来讲意义都特别重大,所以心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是尽量别往上比,产生落差。

东西文化差异对于幸福的定义有什么区别?

梁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塞利格曼教授,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您怎么看待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幸福感的差异呢?

塞利格曼:这个问题非常宏大,我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我可以做一些推测。东西方有一个区别可能是在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上,在西方过去的500年里,强调的是个人成功与个人效能,而对于集体成功与集体效能,则是不那么看重的。

在我看来,西方需要通过增加集体效能来达到更多的幸福感,而东方要想取得幸福感的话,可能需要把天平朝着与西方相反的方向去调整。我也想听听在座几位的看法。

彭凯平:确实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幸福感很多是和孩子、家庭连在一起的。你问一个中国老太太,她这一辈子活得幸福不幸福,她说很幸福。你再问为什么?她会说儿孙绕膝、四代同堂。

但如果问一个美国老太太,她一定不会谈到这一点,她会谈自己的经历。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另外,中国人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也和关系有关,我们比较强调关系,就是我自己幸福不幸福也要看周围的人。如果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别人不开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开心,那很难,也很别扭。这就是集体主义的能动性。

还有一个深刻的文化差异可能是西方学者不太容易理解的,那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禅、道、辨证思维、阴阳概念。我们没有把幸福当作一种绝对的、终极的、唯一的目标,我们觉得生活里一定有苦难,甚至说没有苦难,就没法幸福。

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中特别明显的文化差异,甚至我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没有苦,幸福就来不了,而西方的线性逻辑思维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吃苦达到幸福,他会认为你吃这么多苦,怎么还会幸福呢?这是比较大的文化差异。

别把幸福浪漫化

梁冬:我觉得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提及的不是幸福。也许我追求的不是幸福,我追求的是没有不幸福。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觉得能做到大部分时候没有痛苦就不错了。我对幸福的期望值是不是偏低了一点?我想向彭老师请教,我是不是有毛病(笑)。

韩焱:彭老师不是在序言里说了嘛,我们不能不要不幸福,我们要更幸福,是吧?

彭凯平:一般来说,大家说不是不幸福就很满足了,这也是我们调查出来的结果,在30多个工业化国家里,对幸福的追求和欲望,中国人是最低的。我们会觉得幸福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我只要家庭和睦、儿孙健康、工作稳定,有一定的收入就满足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丑妻薄田破棉袄”,这就是一种比较低的防御机制。

中国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比较强烈的自我保护思想,别受伤害、别受打击、抱残守缺、稳定前进,这是一种民族的智慧。我个人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肯定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环境产生了这样一种集体智慧。

梁冬: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此显而易见、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彭老师他们看来却有如此大的差异性。在彭老师他们的眼中可能会觉得难道追求幸福不应该吗?但可能在我看来,过得还行,这就不错了,苟且也挺好,我的意思是,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彭凯平:我个人认为我们要防止把幸福的概念浪漫化。我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把自己喜欢的概念神圣化、抽象化、高尚化和浪漫化。我们觉得幸福一定是一种特别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撕心裂肺的感受,但可能事实不是这样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幸福有时就是一种放松、一种淡定、一种悠然之乐,它不是极其热烈澎湃的。

比如爱情,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有爱情,但是你要问他你是不是爱对方,我们就会把爱情想象得和电影一样,同甘苦、共生死,像《泰坦尼克号》男女主角一起要跳下水里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是过度的浪漫化、书生的抽象化、行动的极端化。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心理学,我们对幸福的解读没有那么强烈。那是文人、诗人、浪漫的人描述出来的,你很幸福,但是你没有他们说的那种“幸福”。

塞利格曼:我们看到农业方面的进步,比如说饥饿,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几乎都已经绝迹了。当然还有技术方面的、医疗方面的,还有艺术领域、科学领域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所有的这些进步和财富都意味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都看到了痛苦在减少,人类取得了更大的长足进步。

过去的痛苦与幸福感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人们的痛苦和饥饿越来越少了,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地追问自己,如何能够更加幸福,如何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获得更多的满足感。积极心理学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如何能进一步地去减少痛苦,如何能更加幸福,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如何在老年阶段保持幸福?

韩焱:塞利格曼教授,您觉得我们如果到了老年,怎么才能像您这样幸福?塞利格曼:我想在你年岁渐长的时候,想要获得幸福的一个秘方就是问问自己,在PERMA的五个维度当中,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如果你想在进入老年的时候有更好的生活,那么你需要强化自己最在意的那些维度,而不是刻意去修正自己的那些弱项。

彭凯平:我们曾对清华大学退休的教职员工,两千多位老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询问他们如何在退休之后获得幸福感,我们发现有6个生活习惯挺重要的。

第一是运动。运动不只是健身,也是“健心”。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易于产生积极心态。

第二是读书。可能这是清华大学教授们的特点,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中能够产生愉悦感。因为老年人行动不便,书籍能带来丰富的精神世界。

第三是心流。任何事情,千万不要停停走走,也不要浅尝辄止,要做到真正地沉浸其中。每个人可以沉浸其中的事情也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听音乐,有些人可能是走路或者是打牌,只要是能让自己产生心流的事情,都可以。

第四是关系。刚才塞利格曼教授说了,就是一定要有一些闺蜜、兄弟、哥们儿,老年人不幸福,最大的一个伤害来源就是没有朋友。

第五是与年轻人为伴。多去看看年轻人,别老去老年活动中心。虽然和老太太们一起跳广场舞也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还是和年轻人一起跳拉丁舞更好。

第六是要改变信念。人老,老的是心,不是身体。很多人以为一退休就老了,其实你也可以像塞利格曼教授这样,退休后继续学习,重新开始另外一番事业。

韩焱:感谢塞利格曼教授的分享。那么最后希望三位嘉宾给我们的观众一句幸福寄语,一句总结。

彭凯平:我就祝福大家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因为我觉得flourishing翻译成丰盛,有点太文绉绉的,我觉得还不如把它翻成咱们中国人熟悉的心花怒放,所以祝大家心花怒放。
梁冬:道家有句话叫我命在我不在天,我们以前以为道家是很消极的,其实大家一直在追求着生命的积极进化。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规划出一个更积极的未来,然后,在追求积极未来的过程当中,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塞利格曼:我要给大家的寄语是关于中国的。在我一生当中,我眼见的经历的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就是中国的进步。中国成为了富裕、安宁、秩序和进步的代名词。中国在消除人们的痛苦这件事情上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现在是时候了,中国人民要去追寻更多的幸福感。积极心理学以及相关的教学,对于中国人民在未来取得更多的幸福,构筑更加幸福的社会方面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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