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根据统计数据对2019年年初启动的一波大的反弹行情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这波行情的上涨幅度之大、上涨速度之猛、成交量之大均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投资者和专业机构的预期。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可转债市场的整体表现与股票市场的走势基本同步，涨跌方向相同，但整体涨幅明显低于股票市场。
这波行情基本上从2019年1月3日开始止跌，从1月4日开始启动，到4月22日开始步入全面调整。我们分析了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22日之间可转债及相关股票指数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最大涨幅，得出的结论是：从最大涨幅看，
证券ETF（512880）＞深圳成指（399001）＞创业板指数（399006）＞中小板指数（399005）＞深圳成指（399001）＞沪深300指数（399001）＞上证指数（99999）＞中证转债指数（000832）
上面的数据表明，可转债的最大涨幅比所有的股票指数都低。
本文将深入分析可转债价格上涨的背后推手，找出可转债的上涨幅度主要与哪些因素有关，这些因素究竟有多大影响。
我们知道，可转债的“债性”只能保证其抗风险程度，保证投资者有一个保底收益，对可转债价格形成“债底”的托举作用。可转债要实现超过普通债券的超额收益，关键在于其看涨期权价值，即转股性。
可转债进入转股期后，可转债持有者既可以将手中所持的可转债在二级市场卖出以实现获利套现，也可以按照当期转股价转换成股票后卖出以实现获利套现。所以一旦正股价格大幅上涨，超过当期转股价，可转债价格也肯定会跟随正股价格一起上涨。
所以说，正股价格上涨是可转债价格上涨的原动力和最大的推手。现在的问题是，与对应的正股价格涨幅相比，可转债价格的涨幅究竟有多大？
为了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引出一个概念：可转债弹性系数k。我们将可转债弹性系数k定义为一段时间内的可转债价格涨跌幅与同期所对应的正股价格涨跌幅之商，用公式表示就是：
可转债弹性系数k =可转债价格涨跌幅/正股价格涨跌幅，它反映了可转债涨幅跟随镇股涨幅的紧密程度。
我们把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22日之间具有完整交易记录的110只可转债作为分析样本，按照可转债发行的时间先后顺序将这些可转债价格在此期间的最大涨幅、对应正股价格的最大涨幅以及可转债的弹性系数进行列表，然后用统计工具进行系统分析。
通过对上述表格的统计数据（110只样本）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可转债价格涨幅与正股价格涨幅呈现强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相关系数为0.6945，接近强相关。110只样本可转债与正股的上涨方向一致，没有一只可转债涨幅与正股涨幅出现相反方向，即可转债弹性系数k＞0。
一方面，正股最大涨幅前10名的平均值为139.07，对应的可转债价格最大涨幅的平均数为77.21%，比全部110只样本平均水平可转债价格最大涨幅的平均数36.09%高出113.93%，高出将近1.14倍；正股最大涨幅后10名的平均值为28.37%，对应的可转债价格最大涨幅的平均数为18.89%%，比全部110只样本平均水平可转债价格最大涨幅的平均数36.09%低出47.66%，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另一方面，可转债价格最大涨幅前10名的平均值为89.92%，对应的正股最大涨幅平均值为111.46%，比全部110只样本正股最大涨幅平均数69.91%高出59.43%；可转债价格最大涨幅后10名的平均值为13.92%，对应的正股最大涨幅平均值为46.85%，比全部110只样本正股最大涨幅平均数69.91%低出32.99%。
由此可以看出，可转债的上涨幅度与与其对应的正股股价走势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正股涨幅愈大，可转债价格的涨幅一般也越大。但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只是一个大的概率事件和统计规律，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两者涨幅并不完全同步。可转债价格最大涨幅的前10名和最小的后10名与对应的正股最大涨幅的前10名和最小的后10名其实并不完全重合。
一般而言，可转债弹性系数k并不为常数。每只可转债的弹性系数都不相同，但一般会满足0＜k≤1，即可转债的涨幅会与正股涨幅方向相同，但上涨幅度会明显小于正股涨幅。但由于正股有涨跌停板制度，而可转债没有，遇到重大信息的时候或者市场处于明显的多方市场，投资者强烈看好正股的未来走势，在一定时间段内，会出现k＞1的时候，即可转债价格涨幅＞正股价格涨幅，但高出的幅度不会太大。
在上述110只样本中，可转债弹性系数k最大值为1.07，最小值为0.16，平均值为0.56，中位数为0.54。这组数据大致可以概括为，在2019年年初的行情中，可转债的价格涨幅相当于正股价格涨幅的56%左右。
（2）可转债最大涨幅与行情起始日的价格无关。
我们将110只可转债的最大涨幅与行其发动时的最低价格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相关系数为0.00283，提示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即行情发动时，可转债价格高低与未来可转债的最大涨幅不存在任何联系，可转债价格底的也可以涨的很高，价格高的也可能涨的很高。既然如此，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还是建议投资者选择买入价格低的可转债进行投资。
年初最波行情发动时，可转债最低价格平均数为96.658元。而根据统计资料，已退市的可转债最低价的平均价格为102.143元，所以本轮行情发动时，市场上可转债的交易价格已明显低于历史上可转债的平均价格，已经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最高价格从表上看，最大涨幅最高的10只可转债在行情发动之初的最低价平均值为98.204元，而最大涨幅最低的10只可转债的最低价平均值为98.027元，两者之间的最低价平均值相差不大。
（3）可转债的最大涨幅与行情发动时可转债的起始日（2019年1月2日）转股溢价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774，数据表明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但之间的相关度并不大。
110只可转债的2019年1月2日收市时的转股溢价率平均值为34.16%，在2019年1月1日——2019年4月22日之间可转债最大涨幅的平均值为36.09%
一方面，可转债最大涨幅前10名的可转债的涨幅平均数为89.92%，对应的转股溢价率平均数为16.26%，比平均水平低出52.40%；可转债的最大涨幅后10名的涨幅平均数为13.92%，对应的转股溢价率平均数为67.59%，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说明可转债的最大涨幅高的与转股溢价率呈现负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转股溢价率最高的前10家名可转债的转股溢价率平均值为127.63%，对应的可转债价格的最大涨幅平均值为25.25%，比全部110只可转债最大涨幅的平均值36.09%低出30%；转股溢价率最低的10家可转债的转股溢价率平均值为-2.85%，对应的可转债价格的最大涨幅平均值为50.37%，比全部110只可转债最大涨幅的平均值高出39.57%。
上面的数据充分说明可转债的最大涨幅的与行情发动时的转股溢价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就个别样本而言，行情发动时可转债转股溢价率越低，不一定暗示可转债未来的价格涨幅越高。但从大数据的统计规律和概率论的角度来看转股溢价率很高，说明可转债价格相对于其转股价值（评价）已经明显高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形成了一个黑洞。未来正股价格上涨效应中很大一部分要用来填补这个的缺口和黑洞，消耗相当大的能量，然后才能充分的体现在可转债价格的上涨上。
总体来说，行情发动时，转股溢价率低的可转债未来的可转债上涨幅度一般会大于转股溢价率高的可转债，转股溢价率高的可转债未来的价格涨幅一般都不会太高。虽然也有一些例外，但从统计学来说大概率是如此。
从追求更高投资收益的角度看，投资者应该在行情发动时尽量选择转股溢价率低的可转债品种。
（4）可转债弹性系数k与行情发动时可转债的转股溢价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根据上面的数据，我们计算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211，说明两者之间有较强的负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远高于可转债价格涨幅与转股溢价率之间的相关性。
因为可转债具有看涨期权价值，而且竞争性市场存在大量的套利资金，一般情况下，在可转债的转股期内，一般会有：可转债价格＞转股价值（平价），所以可转债的转股溢价率＞0。但考虑到T+1交易制度的限制，可转债当日转股后不能立即卖出，必须等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套利行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转股溢价率可能出现＜0的时候，但不会偏离太大。如果可转债刚上市不久，还未进入转股期，转股溢价率有可能持续出现＜0的时候，特别是在股市极端低迷的时候。
将上述几个因素综合分析一下可以知道，可转债上涨的最大动力还是来源于股市整体向好和正股价格的上涨。从投资获利的角度看，投资者应该尽量选择正股上涨空间大、转股溢价率偏低、转债价格低的可转债投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