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自媒体缺乏明确的标识,甚至通过擦边球命名等方式来刻意诱导普通网民,引导一般网民认为这些自媒体账号也是有很强社会公信力的正规新闻媒体。
具体到操作层面,“黑公关”事件背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职业分工。首先是金主委托相关机构制作“种子稿件”,借助一定的平台传播,并进行外围的传播主体助攻,最后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进而在部分网民中形成对竞争对手的负面的刻板印象和认知框架。
研究指出,“传播种子”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寻找公信力弱、需要流量的自媒体账号,二是伪装和收买新闻媒体的记者洗稿,比如,有职业公关伪装成媒体公职人员如通讯员等身份,以发布新闻稿件的名义发布“黑稿”。
▲公开资料显示,有职业公关以“通讯员云谷”的身份绕开新闻采编流程,在新闻网站上发布关于竞争对手的“假货洼地”等负面稿件,制作“传播种子”,用于后续炒作。
而日常的互联网恶意推动传播中,始作俑者多半均为竞争对手。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九成以上“黑公关”事件均为市场中的头部竞争对手在捉对厮杀。
报告以“黑公关”为关键词抓取2019年一整年的微博数据,得出100个高频词。刨除“黑公关”,提及频次最高的词依次为恶意、美团、黑稿、抹黑、捏造、抓获、王兴、水军和公安机关。其中,“美团”常被认为是“黑公关”受害代表,媒体此前曾多次公开报道,美团对外公布过一份抹黑美团及其CEO王兴的价目表。
策划新闻冲热榜,“黑公关”涉嫌网络黑恶势力犯罪
报告选取2018年以来“黑公关”事件的多家受害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部分公开案例作为样本,分析研究其传播特点及传播规律。
通过媒体公开报道,报告还原了“黑公关”的两种典型手法:一是自上而下模式,即通过策划新闻,将新闻报道洗稿到白名单网站进行传播,从而以假乱真、混淆民众视听;二是自下而上模式,即通过雇佣水军,一哄而散,制造规模优势,希望获取新闻媒体的报道,进而形成新闻事件。
第一种模式有四个阶段:做种子、洗白、转载和发酵。比如,去年5月拼多多扶贫项目疑似连续遭受有组织、有预谋的造谣抹黑和舆论攻击。该事件最早发布在一个没有ICP备案的山寨非法网站,后来通过专业推手以层层转载方式“引渡洗白”,误导更多媒体以“正规信源”名义继续推送,使得该造谣内容的话题热度不断上升。
▲报告援引媒体报道及数据显示,在2019年拼多多遭遇的系列黑公关传播背后,存在明显的人为干预证据。有网络推手替客户进行下单传播,发布一条抹黑性内容只需20元。
第二种模式是通过营销号水军大量炒作,例如冲上微博热搜或知乎热榜,继而影响主流媒体和舆论。以去年12月拼多多遭遇的“假酒”事件为例,该事件疑似被旧闻新炒,成为攻击竞争对手的“靶子”。
据媒体报道,去年9月,在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协助下,执法机关查处了一处制造销售2000瓶假酒的违法窝点。但随后却有部分媒体却将执法机关的通报进行断章取义,将矛头刻意指向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实际上,拼多多平台早已和执法机关合作对该店铺进行了查处,实际商品仅仅售出3单,但黑稿却将2000瓶假酒与拼多多进行强行捆绑,以达到“拼多多被曝售卖假洋酒”的黑公关目的。
报告由此构建出了“黑公关”事件的传播模型:线下主由职业公关伪造身份或收买媒体制作假新闻,炮制黑稿发布,线上空间则作为“黑公关”主战场。通过正规网站做种子,通过社交平台散布放大。这是整个黑稿流通的最重要环节,也应当是技术识别黑稿的关键环节。
“网络黑公关行为,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的一个毒瘤,涉嫌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应予坚持打击”,报告呼吁,应该像打击黑恶势力一样打击网络“黑公关”,既要纳入商业竞争的法治渠道,也需要归入净化网络舆论环境的治理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