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您转业后到达的城市，而且这些年来深圳的发展速度几乎和华为的发展速度一样。这样的新兴城市，对华为、对您有多重要？
任正非：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当时一批有志青年奔向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阵地，有点像五月花船到达美国。当然，清教徒在船上写了一些契约，而深圳当时是没有立法权的。深圳最先的改革就是要突破国家的一些制度。
深圳最早的改革是大泥头车，拉一车泥给两分钱的奖励，相当于 1/5 美分，效率大增。这在全中国引起了风暴，人们说这是资本主义产物，要消灭。
所以，深圳是在顽强地脱离旧体制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十分痛苦的。当时很多有功的干部犯错误了，但历史不能忘记他们。任何历史前进都要付出代价。
我是在中国大裁军时被扔向社会的，当时中国处于转型时期，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能走到今天，确实非常不容易。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将来转向像美国一样的制度有多难。
当我们转业走向这个社会时，实质上是被时代抛弃了，以前拿固定工资的时代结束了，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我那个时候竟然不知道什么叫超市。我有很多好朋友到美国、加拿大留学，回来拼命地赞扬超级市场，但是我怎么都想象不出来什么是超级市场。后来深圳有了超市，我已经明白了，但是我太太的侄儿到深圳来探亲，看到超市货架上的货物可以随便拿，还以为不要钱。
三十年前中国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肤浅程度，这样的描述一点都不夸张。但是我们已经被扔到市场经济的汪洋里，怎么生存呢？还有老婆和孩子，还要养活他们。
所以，在创业初期超级艰难。家里都是在晚上去买菜，因为菜市场的死鱼、死虾卖得很便宜，孩子不吃蛋白质长不好，所以要煮一些蛋白质给孩子吃。那时候吃鸡，是先把鸡肉啃了，把骨头拿回去再炖一次汤。三十年前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生活标准。晚舟也是这样长大的。
我们走到今天，应该说中国开放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还不够。三、四十年前，不要说像这样和您坐在一起谈话，也许我们只要握一下手，出去就被逮捕了。
今天在这里跟您长谈，不仅谈到美国的问题，也谈到我们的问题。中国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也做了很大努力，由于国民文化教育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因此进程比较缓慢，我们也是理解的。我们公司能够忍耐，国家没有法律这事就不做，国家有法再做。
—— 任正非｜《采访实录》，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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