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七十年历程:每个人都想和命运比执着

注:新北市平溪线望古车站

“你觉得我应该选谁?"21世纪20年代开始的第一天我没想到会收到在台北的台湾友人微信,他一般用line和FB,很少上微信。

他的声音显得消沉极了。上次联系,还是我问他要一份台湾保险公司投资部资产配置的数据,那时他的情绪也不佳,不见了读书时候的朝气。微信里屡屡抱怨工作不好做,升职加薪遥遥无望。

“市场就那么点小,我能怎么做?”这是上次聊天,他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话。这次又为了什么情绪那么低落?

“什么选谁?”我急忙问道。

“11日那个啊。你说台湾90后这一代,从出生到现在,从没感受过八九十年代那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这些年,遇到的几个领导人,一个奸、一个贪、一个软、一个空。每次多是这种货色。这些年学历越读越高,工作越来越难找,工资不见长,创业只能搞搞鸡排奶茶店,投谁还重要吗?”

“原来你说的这个,选举我不懂。“想着前不久台湾刚通过的那个反渗透法,我怯弱了下,避开了话题。“经济、职业发展这个我倒是能说说,你当初应该好好学电机系,毕业后去台积电、联发科、联电和大立光也成啊,待遇福利和成长空间那么好,在台湾干什么金融啊。台湾本就是出口导向的浅碟型经济体,经济发展70年,早就处于后工业化社会,你看东亚模式下的日本和韩国也这样啊,年轻人早就洗洗睡了。”

“对!洗洗睡,我觉得今后更是。台湾金融业资产配置的大头全拴在了美国资本市场上,台湾电子业绑定的是Apple全球产业链,而台商依赖的又是大陆。现在这种局势之下…”

紧着上面那句话,他又问到“那你们呢,未来会怎么样?”

这位台湾友人,祖父是49年随军来台的小军官,祖母在太平轮事件中罹难。父亲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在大陆创过业,最后在台湾经营一家电子配件厂,在南京还有好几家珠宝铺子;母亲据说是五大家族之一的板桥林家旁系。

在台北时,我总说他:“你的身上有大时代的影子。我们每个人都想和命运比执着。



01 民族工商业迁台带来工业火种

一九四九年四月,战火进逼的上海人心惶惶。当时著名的宁波籍纺织商人张敏钰,仍照常每日在棉纱交易市场大楼(今延安路自然史博物馆)出现,与熟人聊天说笑。其实,他当时已打定主意逃到台湾,每天到这里露脸,是为了掩人耳目。

在此三个月前,张敏钰把家族旗下的纺织厂主要设备委托给两个亲戚,却因搭上著名的太平轮,不幸与近千名罹难者一同在舟山群岛附近遇难,这让他一度万念俱灰。但四月二十日,天还未明,张敏钰又悄悄离开家,搭飞机前往台北。不久后,在他的安排之下,家族纺织厂主要的八个技术师傅也由香港辗转来到台湾。不久后,凭借着纺织业在两岸积累的资本,张敏钰与人合资创立台湾嘉新企业集团,由于和当局的良好关系,拿到了50年代最赚钱的水泥行业的经营牌照而迅速成长为大型企业集团,

同时间,棉纱交易市场对面的古登大楼里,远东集团创办人徐有庠正急着卖掉棉厂、油厂、证券公司等产业,并将旗下最核心的远东织造厂的设备、物资迁台。诸项事物尚未处理完,时局近逼之下,他在五月十三日坐上飞往香港的飞机,而留在上海善后的弟弟徐渭源则在几年后从浙江辗转坐渔船偷渡到台湾。兄弟俩在台湾复业,凭借着先进的理念和机械设备,流落到台湾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远东集团的规模,而今的远东集团横跨石化能源、聚酯化纤、水泥建材、百货零售、金融服务、海陆运输、通讯网络、营造建筑、观光旅馆、社会公益等十余项产业,旗下有8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近千亿美元。

当时三十六岁,小张敏钰一岁、小徐有庠两岁的吴舜文,仍在上海为夫家看守泰利机器制造厂。事实上一年前她的丈夫、德国归国创业的机械博士严庆龄就已做了到台湾建纺织厂的决定,除了机器早已运往台湾,严庆龄也带着贵重的的纺锭设计图先一步抵达香港,她直到上海解放的前三天,才飞到香港与丈夫会合。到台湾后,严庆龄夫妇创立裕隆机器制造有限公司,逐步进军汽车制造和经销领域,而今成长为台湾唯一具有整车制造能力的企业。

在当年战乱中仓皇离开大陆的还有中兴纺织鲍朝橒、荣氏家族部分成员及太电创办人孙法民,六和棉纺宗仁卿兄弟、国丰实业陶子厚、大东工业尹致中的等山东籍商人。回首当年这群商人带着由大陆携出的黄金、机器、技术,辗转来到战后物资奇缺的台湾,这一段看似颠沛流离的大逃亡,反而使得这些企业劫后余生,这些迁台的大陆企业在台湾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早期扮演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也为其自身日后扩张成版图横跨海峡两岸的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奠下基础。除民营资本外,国民党控制下的大陆公营事业更是成批的迁台,涵盖了从金融、纺织、钢铁、 合成化学、 煤炭、 机械、 渔业到“国防” 产业。

1949年的台湾,刚脱离日本的殖民不久,日据50年期间台湾一直被日本当作掠夺物资的基地,日本人只侧重发展制糖业、农业,简单的食品加工业,一直到二战期间才被允许发展能够满足基本军需的轻工业。因而那个时候的台湾岛内并没有大型工业资本家,只有软弱的本土中小型地主及商人阶级。新海天然气名誉董事长郭金塔回忆当时的台湾经济:“根本没有工业,生意人多半也没受教育。”因此这些来自大陆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和国民党公营事业,虽然是流亡而来,但一落脚就注定会成为台湾当时的产业龙头。因为他们有设备有机械有经验有资金,产能最大、还有足够的知识背景。

江浙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和公营事业因为战争而大规模迁台,给台湾带来了工业种子的散播。以当时最重要支柱工业-纺织业来看,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国兴的研究,一九四八年时全台纱锭仅约一万五千余锭,但当年荣家就运入一万五千锭成立申一纺织、四九年严庆龄又加入一万锭筹备台元纺织,规模与早一步迁台的几家国营纺织厂相差不大。远东集团创办人徐有庠更以随同迁台的棉纱、棉布、汗衫等稀有物资转换为资本,成立远东织造厂,在十年之后便跃居为全台最大的纺织厂。

1949年,台湾当局逐步收回日据时期在台的43类约167大型工厂,以及近千家日本企业,部分企业被收归国有,部分企业被拍卖,这使得少数和台湾当局保持良好关系的台湾本土大地主得以迅速转型为工商业企业主,成为了台湾工业兴起的另外一颗种子。

从1953年就参与”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的台湾前经建会副主委叶万安曾经回忆到,当年随军来台的的有近万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百万的军人和家属,使得岛内人口激增,消费品需求旺盛,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供不应求。政府开始制定第一期经济建设计划,成立了经济安定委员会,由尹仲容担任召集人,并找李国鼎出任工业委员会的专任委员,利用美国经援,扶持创建台湾民生必需的食、衣、住、行以及进口替代工业,这是台湾工业兴起的第三颗种子。

美援对于当时台湾经济稳定、民营企业成长具有关键意义。包括裕隆、亚泥、唐荣、大同等企业,当时都曾得到美援在人力技术与资金方面的协助。但由于美援贷款对象必须由受贷者提供相等资金共同投入该计划,加上企业向美方提出的申请美援计划仍须经过台湾当局审核,所以当时的美援利于公营企业、大陆迁台的民族工商业,以及少数和台湾当局保持良好关系的台湾本土显赫的大家族。

本土大家族的企业外,台湾本土中小制造业企业的爆炸式崛起,还要等到60年代。随着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的温和有序、和平的土地改革后,本土中小地主手里的土地被逐步置换成实物土地债券、和几个大型工业企业的股票,中小地主阶级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小工商业企业主。

而60年代,随着台湾岛内工业品过剩,台湾当局开始从进口替代政策转而鼓励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策略,先后在高雄、楠梓和台中陆续成立加工出口工业园区,采取了一系列的出口补贴政策,从南到北,台湾本土中小制造业企业凭借着土地改革积累的资本和资金、以及政策扶持得以飞速发展起来,这是台湾模式区别于日韩财阀经济最大的不同,时至今日台湾地区企业结构仍旧是中小企业为主。

在这期间,大陆迁台企业也开始与迅速成长起的本土企业相互投资合作,最显著的例子是王永庆与温州帮的赵廷箴合创台塑集团。


02 无分贵贱,时代馈赠的财富

王永庆,贫苦茶农之子,台湾本土白手起家的工商业传奇人物。

国小毕业后,离开家乡到嘉义米店工作的第二年,王永庆央请父亲帮他借二百元,自己在嘉义开了家小小的米店。为了打开市场,王永庆开始估计客人家里的米是否快要吃完,主动把米送到那户人家,还免费为顾客掏出陈米、清洗米缸;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比其他米店每天要多营业四个小时以上,甚至顾客半夜敲门,他也是热情地起床做生意。

之后因为日本殖民政府实施配给制度,米的供应采取“共精共贩”的方式,王永庆的碾米厂只好关门大吉。王永庆也转而经营砖厂、木材等生意,慢慢由小商贩蜕变为大商人。

1954年,台湾工业崛起最重要的领航人、时任台湾经济部长、湖南邵阳籍的尹仲容听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的刘大中和蒋硕杰“芝加哥学派”的建议,主张“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不能一味发展公营事业,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和逐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希望利用美援扶持发展台湾的民营塑料工业,但原属意的永丰余纸业老板何义经过对美日德的实地考察认为台湾筹划中的PVC工厂生产规模太小而不足以赢利,选择婉拒尹仲容。尹仲容无奈之下,透过台银存款数据,发现嘉义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米商,竟拥有八百万元的存款,这人就是王永庆。

一个因缘际会,王永庆决定接受尹仲容的建议,投资PVC塑料业,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九五七年台塑高雄仁武建厂完成,每月产量只有一百吨,是世界规模最小的塑料厂,而且由于质量不佳,第一年差点倒闭,确实如何义所料赢利艰难,但王永庆没有放弃,他的一生就好像是不断挑战更远疆域的大将军,屡屡破局而出。

1973年,全球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上涨、物资短缺,导致各国通货膨胀。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叠加中美建交,为保持经济增速同时鼓舞士气、引导工业结构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计划”,除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还刻意重点扶持钢铁、造船和石化产业等重工业以及电子业,并刻意笼络台湾本土的企业。台塑集团在这一时期凭借前期的积累、政策东风得以迅速扩张。王永庆缔造的台塑集团使得台湾拥有了完整而且领先的石化工业体系。

历经一个甲子的风云,而今的台塑集团凭借石化产业起家,已经成长为台湾最大的工业企业集团,从台湾人衣食住行育乐各层面来看,包括身上穿的衣服,开车必加的汽柴油,家家户户随处可见的水管、塑料袋、塑料瓶,还是计算机主机上的电路板,还有保养品和长庚医院,通通都来自于台塑集团。

“一起齐心真正拼经济,否则政治问题将让台湾经济蒙上一层不确定性。台湾离不开大陆嘛!”这是王永庆先生去世前一直秉持的理念,他曾不顾李登辉的劝阻,多次斥资巨额资本在大陆各地投资。

注:台塑六轻厂,奠定台塑石化帝国

相比起王永庆的泥腿子出身,受到的教育较少却白手起家,缔造产业帝国。鹿港辜家在台湾百年近代史中一直是声名最显赫的。由北至南的五大台湾本土家族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陈家唯辜家马首是瞻。从日据时代的开业家主辜显荣,到九二共识重要推手辜振甫,以及活跃在各种国际场合的辜濂松,先后都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鹿港辜家奠基者辜显荣过世时,嫡长孙辜濂松才4岁,虽分得庞大遗产,但无法经营家业,于是辜家打破嫡传习俗,由20岁的亲生次子辜振甫接棒,那时辜振甫还是台北帝大(今台大)大一新生,便身兼七家公司的董事长。

1947年,辜振甫遭人举发“密谋台湾独立、分裂国土”,与板桥林家的林熊祥、林熊征、许丙一块被捕,被软禁在寺庙里吃了1年7个月的牢饭。出狱后,林熊祥介绍外甥女严倬云给辜振甫,两人结婚后便避走香港。

辜振甫落难离乡,因妻子严倬云是清末大思想家严复的孙女,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又和台湾另一大家族板桥林家为姻亲(林熊征娶晚清重臣盛宣怀之女,盛宣怀是辜振甫姑夫),使辜家的政商人脉和实力如虎添翼。

1953年,台湾当局开始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当局将从日本人那里接收的四大公营公司的股份给地主,以补偿他们失去的土地。补偿额是土地年产值的2.5倍,总补偿额接近22亿新台币。 其中约15亿新台币,也就是土地价值的 70% 兑付了10年期的实物土地债券(稻米和甘薯);其余30%(6亿新台币)以台湾水泥、 台湾工矿、 台湾农林和台湾纸业这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立刻偿付。

辜振甫意识到土地换股票、债券背后巨大商机,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巨大的转折,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质变,地主消失了,冻结在土地的大量资金被释放出来,是台湾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契机。辜振甫自港返台,率先响应,拿父亲留下的庞大土地(1085.58坪)换做了他认为四大公司中价值最高的台泥的股票,这一举动具有表率的作用,极大赢得了台湾当局的信任,辜振甫得以经济部顾问身份协助台泥转向民营,并出任台湾证券交易所第一任董事长。

5年后,辜振甫在亲家、台泥董事长林伯寿的声援下,击败高雄陈家、国产林家等山头势力,当上台泥总经理,取得台湾工业界最重要的舞台。

辜家在辜振甫当家下,凭借着和台湾当局良好的政商关系,事业从台泥、金融,一举跨向石化、电子、广告、传播、证券、观光、建筑等产业,90年代全盛期,和信集团旗下公司号称上百家,成为当时的台湾十大财团。而今台湾最大和第二大金控集团国泰金控和富邦金控也系辜家旗下最重要的产业。

家族事业到达颠峰后,辜振甫也全心追求历史使命,1993年以海基会董事长身分,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进行“辜汪会谈”,开启两岸对谈大门,攀上他个人生涯的高峰。

当时的海基会和海协会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半官方组织,台湾的海基会全称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虽然董事长是辜振甫,但是是在第一任名誉董事长孙运璿提议、运筹下设立的。

03 台湾核心资产电子业的兴起

孙运璿,山东蓬莱人,技术官僚,和籍贯南京的李国鼎一起,是台湾70年代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业兴起的重要推手,也是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者。

孙运璿出身在一个普通家庭,其父曾经在天津担任法官,在父亲“中国需要工程与俄文人才”的想法影响下,14岁的孙运璿考取了哈工大预科。而李国鼎出身在一个上海富庶的商贾之家,曾经就读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物理系。

1934年,从哈工大毕业后,不愿意为伪满洲国效力的孙运璿乔装打扮成商人回到关内。1936年,孙运璿因发表于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的论文《配电网新算法》受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的电力专家恽震赏识,而至南京加入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筹备与建设,十几年内孙运璿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里为中国修造了一座又一座电厂。

巧合的是,差不多和孙运璿同时,当时已得到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奖学金的李国鼎决定放弃学位返回战乱中的中国,为国效力,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技正,并参加防空照测部队及战时钢铁改良、生产工作。

1946年,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孙运璿被指派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此后二十年余年,孙运璿一路做到了台电总经理。两年后,1948年李国鼎也被派遣来台,担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

1967年底,以技术官僚身份受高层重视的孙运璿在严家淦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开始由商入政。同期。李国鼎也从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的任上步入政界,先后担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经济虽然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产业结构以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加工出口业为主,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产业结构迫切需要升级。孙运璿、李国鼎踏入政坛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台湾产业结构产业升级的方向,引导民间资本投向。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产业升级的正确方向是什么?能不能成功?现在看起来顺风顺水的事情,在当时全是未知数和摸着石头过河。

在孙运璿、李国鼎的主持和引导下,多方奔走,台湾立法院仍旧质疑台湾发展电子业的能力,“加拿大和英国都试过并失败了,我们怎么能够成功?”,因而否决了成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的提案,之后经过顽强的游说,到1973年才重新得到通过。工研院是台湾制造业研发和人才的储备库,四十多年来累积了近3万件专利,并新创及培育273家公司。

1974年2月,在台北市南阳街小欣欣豆浆店中,聚集了当时台湾地区政界商界重量级人物。时任经济部长孙运璿出资请客,行政院长费骅、、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交通部长高玉树、工研院院长王兆振、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渊作陪。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进行早餐会报,在讨论之中决定了以集成电路技术作为电子业发展的突破口,勾勒出台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并决定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自美国寻求合作伙伴,引进集成电路研发、制造、封测等技术,以争取时效,这次简陋的早餐会议奠定了台湾电子业发展的战略轮廓。

同年10月,孙运璿、李国鼎召集海外华人在美国成立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参与评估技术转移的战略方向,广泛的参考学界和企业家意见。李国鼎的这一举动曾经招致非议,台湾社会怀疑其中有利益输送。蒋经国询问李,什么是半导体?李回答,不知道。蒋经国让李国鼎弄清楚了再说。李国鼎坚持,就是因为不懂才要设立科技顾问委员,最终得到了蒋经国的认可。

1997年,孙运璿协调国防部,征用位于新竹的军事用地,兴建日后和硅谷齐名的台湾新竹科学园区。

不管是孙运璿、还是李国鼎,为官一任,清廉自洁,改善营商环境,引领产业升级方向,干的是实事,岂因祸福避趋之。李国鼎曾说:“回顾一生我很满意了,从21岁开始为国家效力,期间无私心、也不谋私利,每事皆以国家民族为念,论寿命比尹仲容、陶声洋都长,若即死对国家民族也无愧”。

从带动台湾经济崛起的尹仲荣、再到引导台湾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孙运璿和李国鼎,这样的技术官僚不是台湾能培养出来的,他们是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历史背景下造就的士大夫。这其中李国鼎的个性更为鲜明,除指定产业政策,协调各方势力和资源外,他还亲力亲为,喜欢和海外技术型人才交流,并去美国把张忠谋请了回来。

张忠谋,台湾电子业教父,1931年出生于宁波,父亲张蔚观是宁波鄞县(今宁波鄞州区)的财政处长,少年时的张忠谋一直饱受战乱的漂泊,居住过6个城市,在10个学校念过书,他曾在自传中感叹:“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其悲哀与激昂,都不是非过来人可以理解与想象。”直到抗日胜利后考入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才贪得几年在大陆的稳定生活。

然1949年,张忠谋又不得不离开上海,离开大陆前,他曾写下:”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埔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他本就不是一个传统的理工男,个性里从小就酷爱文学。

在父亲的建议下,张忠谋从香港赴美国学习工科,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MIT。学校毕业后的张忠谋一度发展不顺利,一直到1958年加盟德州仪器后,事业才出现了转机,亲眼见证美国硅谷的崛起,自己也一路做到德州仪器集团副总裁。

1984年,台湾工研院接下「超大型集成电路(VLSI)计划」,决定自行投入研发。隔年,李国鼎邀请张忠谋来台,担任工研院院长。

为更好发挥实验工厂(联华电子)的经济效益,在张忠谋建议下,以及李国鼎的支持下。1987年台湾成立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台积电早期没有人看好,筹资极其困难,最终飞利浦公司出资占比27.5%、政府出资占比48.3% 、再从民间募集了剩余资金,台积电才凑满初始资金。

新成立的台积电在张忠谋的带领下,很快发展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晶圆代工厂,并彻底改变原来的产业生态,电子业逐步走向垂直分工模式。有别于早期半导体公司以IDM厂居多,自行包办从IC设计到产品制造的所有程序,台积电开创的晶圆代工模式成功后,设计公司只要专注做好产品设计,再委托代工量产即可,不必投资设立花费甚巨的晶圆厂。

一个50岁之前从不曾踏足台湾土地的宁波人,终究成为了台湾制造业的“工业民族英雄”。但一个人走得更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那么大的电子业中光有一个真命天子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群英雄。

注:台湾电子业研发人才的摇篮:台湾交大

1976年4月,台湾政商界决定招募培训19个年轻人赴美国的RCA公司学习技术。这群3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不负所望地将集成电路技术成功带回台湾地区,如今,他们皆成为台湾地区电子科技业中重量级人物。

第一批台湾的RCA成员先到纽泽西的RCA研发中心集训,随后就分成三队,分成纽泽西的IC设计组、俄亥俄州的CMOS制程组,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内存相关制程组,展开为期约一年的受训。现任台积电副董事长的曾繁城,为当初第一批赴美的19人团队之一,他回忆道,“当时我们很都年轻,怀抱着无比的热情,想要把台湾的集成电路技术做起来。”

这批19个人中,还有现台湾光罩总经理陈碧湾、前联电副董事长刘英达、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胜华董事长黄显雄等人。

作为一个后发者劣势的后发地区,从执政者有意识的规划和扶持,到引路人的带领,再到一帮少年激昂的创业家群体,走过了多少路,熬过多少苦难,台湾才实现在电子业上的追赶和超越,这是几代人接力的追求,也使得全社会受益。台湾90年代经济虽然出现降速,但居民所得却没有降低,这仰赖于台湾电子业的崛起和近二十年保持高速增长。

时至今日,台湾地区的电子业仍旧在全球电子业产业链中保持着极强的竞争力和护城河。

2019年,台湾加权指数、尤其是代表电子业的台湾资讯科技指数的走势第一次脱钩了苹果产业链的影响,而更多是受益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去美化和5G订单,历史以这样的方式让两岸在资本市场上首次握手。台厂在中国大陆这一波“去美化”、“电子业国产替代”中占据了较好的位置,中国大陆地区现在很多芯片不跟美国拿,转而更为依赖于台湾的电子代工和制造能力,这为台厂业绩和二级市场预期带来了乘数效应,例如占据台湾资本市场总市值将近1/4的台积电大幅度增加资本支出至140-150亿美元,较先前预期大增40%,加速先进制程,很大一部分也是受惠中国大陆华为供应链的崛起。

这一波台湾股市的万点牛市行情不仅仅台积电、联发科受益,更是台湾整个电子产业链的受益,包括台系射频IC设计、高频零组件、手机散热业者等,囊括砷化镓及功率放大器厂稳懋、散热模块厂泰硕、射频组件厂立积等,今年以来股价上涨一至两倍。很多台湾电子业厂商在这波行情中涨幅巨大。


04 台商西进大陆的缘起和脚步

台湾电子业虽然在八九十年代得以被培育出来,并蓬勃发展,但台湾传统制造业和原本陈旧、腐败、低效的金融体系却在九十年代后遭遇到了重挫。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当局多次指责台湾操纵汇率,逼迫台湾当局让新台币升值,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新台币的升值预期使得海外热钱大量涌入岛内,加之台湾地区多年经济发展储备的高额储蓄也因为银行存款利率的走低而不断从银行体系内外流,当时的台湾投资渠道又匮乏,流动性最终涌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台湾90年代初完整经历了资产泡沫从诞生到顶峰、最后破灭的全过程。股市的台湾加权指数从1985年的600多点暴涨到1990年初期的12682点,5年间涨幅整整20倍。随后一路崩盘,一直跌到2485点,跌剩高点的1/5。

另一方面,台湾房价指数在80年代暴涨将近10倍后,90年代进入了有价无市的阴跌状态,房地产市场高位盘整、行情低迷。

此外,1994年到1999年台湾地区出现大量金融机构被挤兑和倒闭的事件;1998年爆发由企业危机导致的本土性金融危机;2006年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又爆发“卡债危机”,拖累当年银行业历史以来第二次出现全行业性亏损。台湾地区的银行业从1994年之后5年内陆续爆发83起金融挤兑事件,既包括主流的民营商业银行,也包括基层金融机构,如信合社、农会信用部等。

除金融机构外,台湾地区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90年代也极其困难,并于1998年爆发了本土性的企业集团连环违约事件。在1998年这一年内,台湾地区先后有将近20家大中型民营企业集团出现财务危机和恶性贷款违约事件。这些企业集团普遍是从事传统制造业,财务杠杆比率过高,碰上经济不景气、股市惨跌,另外公司治理欠缺,众多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涉嫌财务造假、掏空上市公司。这其中,东隆五金范芳魁掏空公司88亿元,新巨群吴祚钦、国产车张朝翔掏空公司金额高达百亿,其中最恶劣的是东帝士集团恶性债务违约,公司被掏空,集团债务规模高达700亿元。受累于1998年的企业违约风潮,台湾地区当年GDP仅实现增长5%,远低于年初预期的6.2%,创下历年新低;累计工业生产增加值仅4%,远低于去年的7.86%;对外贸易更是出现了同比89%的大衰退。

台湾传统制造业在岛内遇到挫折的另一个光景,就是虽然李登辉当局推行“戒急用忍”的政策,仍旧挡不住大批台商在90年代开启西进大陆的投资,尤其是1996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

注:富士康在深圳早期的厂区

1994年,深圳龙岗,郭台铭站在一片荒地中,对着比人还高的野草大手一挥,“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从1988年开始,他就在深圳投资设厂并逐步加码,最终崛起成为世界电子代工巨头。而在台湾岛内,成名已久的施振荣的宏碁,华硕、台达电子等台湾老牌3C产品制造商90年代中后期也逐步进入大陆市场,而今大陆出口额前十大的企业中有四家是台湾电子业企业。有“大陆半导体之父”之称呼张汝京则在2000年带领大量的台湾半导体工程师,来到上海,创立中芯国际,而今中芯国际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电子业的核心资产。2010年,王永庆之女王雪红创立的宏达国际电子(HTC)宣布由代工转型做品牌,并正式进入大陆市场,曾经风头一时无两。

90年代初,35岁的蔡衍明生意在台湾岛内已相当成功,但台湾市场局限性太大,“不够刺激”,他把目光投向了大陆,成为湖南首家台企。产品在大陆投产后,蔡衍明参加郑州糖酒会,收到了300多份订单,过后却没有经销商来交钱提货。第一炮没有打响,眼看食品就要过保质期,情急之下,蔡衍明决定将产品分送给学生试吃,结果孩子们爱不释手。蔡衍明抓住时机狂投广告、建品牌、铺渠道、扩充产能和品类,“你旺我旺大家旺”的广告词很快大江南北人尽皆知,可爱的旺仔贴画更是全国随处可见。最终,投产当年他就创收2.5亿人民币。

和旺旺集团差不多同时登陆的台湾同行、还有魏家四兄弟的顶新(康师傅)集团、高清愿的统一集团分别在济南、秦皇岛、通辽、天津和新疆投资设厂。无论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还是旺旺的雪米饼,其产品弥补了当时内地市场的空白,依托大陆的内需市场,这三家企业建立起庞大的食品和零售帝国。

此外,世界级服装和鞋业代工巨头,宝成工业(裕元)、丰泰、儒鸿等也于90年代初期低调的陆续前往中国内地设厂,凭借大陆当时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茁壮成长。

除制造业企业老板外,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大陆也曾刮起过一阵港台文化风尚,80年代的邓丽君、琼瑶,费翔,到新白娘子传奇、包青天,再到任贤齐、周杰伦、S.H.E、蔡依林、五月天,很多人是借此了解的港台。台湾凭借当时相对领先、又同文同种的文化娱乐产业,向大陆输出了大量明星、歌曲、影视剧、电影、游戏(大宇公司的仙剑奇侠传)和传媒人才等。

90年代末期,台湾本土狭小的市场和制造业(代工)文化使得和硅谷连接密切的台湾并没有出现互联网的热潮。电子业的大获成功,使得岛内各个产业的利益格局固定,同时无形中影响着企业家和创投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起家于制造业的老一辈企业主更热衷于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主,比如工厂、硬件、生产线等固定资产,而对以卖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的互联网公司很排斥。

但这不妨碍出身台北知名律师世家(原籍上海)的蔡崇信眼界开阔,懂互联网,愿意放弃投行的高薪,义无反顾的来到杭州,不领工资加入初创的阿里巴巴。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说:“你可以贪恋原本舒适的生活。但看看马云,本可以好好当个老师却出来创业。我是真的很想和他们一起做这个事情,而且我承担的风险很小,失败了我大不了回台湾做律师而已,但那种互联网创业热潮带来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托福于蔡崇信,新成立的阿里巴巴不仅拿到了软银至关重要的一笔投资,并且迅速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架构。而阿里系也成为了BAT中唯一一家和台湾政商界有密切联系的互联网巨头。

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的这些经贸往来不断,台商这些年来也逐渐在厦门、苏州、珠三角等地形成了聚集和群落效应。中国大陆地区很多产业背后都能找到台资技术和设备的影子,比如保险、医疗、机械制造、食品、零售、文娱传媒等。尤其是电子业,两岸现在更是互为依赖而存。

依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的统计,1991-2019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累计接近2000亿美元,在大陆有近10万家台资企业。

就算是采用台湾地区经济部的这个数据,台商对陆的投资仍旧是远远低估的,为了规避台湾当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台商投资的限制,大量的台商绕道香港、开曼群岛等地设立公司,再到大陆投资,这部分的数据没办法统计但规模巨大。近年来,更有部分在中国大陆地区长大的台商二代三代开始接班家族企业和资产。

那台商这些年在大陆的投资,资本形成几何?究竟积累了多大规模的财富,以及在陆资产?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预估,这几年台商海外(主要是大陆)赚的钱超过新台币30兆元,即约1万亿美元,这个数据并不夸张。依据《台湾大型企业集团企业研究》(2016)资料验证,台湾大型企业来自大陆的一年营业收入总额就达到4106亿美元。

如果去苏州的昆山走一走,这座连续15年雄踞百强县榜首的地方又被称为“小台北”,截止到2019年底,昆山市台资企业超过5000家,投资金额约600亿美元,有10万台商台胞长期在此工作、生活。

再看看沪深股市前二十大市值的企业中就有一家是台资企业,总市值达到3618亿的工业富联。除此之外,台资在监管还没放松时,就已经有30余家企业在沪深股市上市,近百家台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

金融业来说,两岸之间交流摩擦出的火花并不少。从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早期高薪从台湾挖了大量的保险、消费金融人才登陆。再到台湾地区的几家巨头,比如蔡家的国泰金控、富邦金控逐步在大陆布局,在上海不难见到富邦华一银行、陆家嘴国泰人寿的招牌。台湾租赁业的市场领导者中租迪和旗下的仲利租赁在大陆租赁业内颇有口碑。宝来证券缔造者白文正一手推动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台湾期权市场也为而今的大陆期权圈贡献了数不甚数的专业人才。

以上文几点推断,台湾地区的台商在陆的资产规模(企业、房产等)总计应该能超过1万亿美元,而台商在陆的这些资产积累,形成了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也是切不掉、搁不下的民意基础。

于右任老先生晚年在台湾曾写下:

2020年1月初,于西子湖畔,秋瑾墓旁,百年劫波度尽,愿和平永伴两岸同胞。


参考材料:[1].郑宏泰、周文港,危机关头家族企业的应对之道,2015[2].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缘起,2014[3].王振宝、温肇东,百年企业和产业百年,2011[4].高淑媛,台湾工业史,2008[5].陈飞宝,当代台湾媒体产业,2013[6].巫永平,谁创造的经济奇迹?,2017[7].丁志可,王永庆全传,2006[8].王拥军,台湾十大企业家财富传奇,2011[9].张忠谋,张忠谋自传(上),2001[10].台商杂志社,春华秋实-大陆台资企业品牌实录,2010[11].施振荣,宏碁的世纪变革,2005[12].林华生、黄枝连,东亚经济研讨会论文集,2005[13].张厚明,两岸投资与产业合作研究,2014[14].财讯、天下等台湾财经杂志历年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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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评论

lumooncake2020-01-06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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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ooncake2020-01-06 23:30

台湾市场一定有很大潜力

阿花哗啦2020-01-06 21:12

值得一读!

红旗大街12342020-01-06 15:34

第一段写的太真实了,和我认识的台湾社会差不多,后面就是一般历史记录$北京君正(SZ30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