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各地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光景:人们提着油瓶，走上几里路，来到粮油店门口，排起长队，打上几斤过日子的散装油。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对生活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相应提高。
而这一阶段中国市面上充斥的是杂质多、油烟大、卫生安全无保障的散装食用油，符合卫生标准的小包装食用油市场还是一片空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金龙鱼品牌横空出世，在中国市场率先开始了小包装食用油的生产，面市的第一瓶"金龙鱼"小包装油就是非转基因产品，既满足老百姓的口味需求，又确保安全卫生，显著提高了百姓的生活品质，将中国人从食用散装油带入了食用小包装精炼油的时代 。
在华人眼中，一直将金龙鱼看做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这条充满幸运、高贵的"金龙鱼"从深圳南海出发，游进了千家万户中国家庭的餐桌，引发了厨房革命 。
2020年10月15日，金龙鱼在大A股市场创业板开启交易，短短1个月时间，截至11月17日，金龙鱼的价格已经从44元涨到74元，市值增长近1500亿，成功跻身创业板前列。
金龙鱼的背后是谁，而他又是从何而来？现在价格贵不贵？
这一次，我们将分期推出这名华商的智慧与韬略，和大家一起品尝金龙鱼背后的故事。
时间选择了郭鹤年
郭鹤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新山的一个华商家庭。
他的父亲郭钦鉴祖籍为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郭宅村，曾任新山宽柔中学董事长和福建会馆主席、新山中华公会理事，被柔佛苏丹封为准拿督衔。
1920年，郭钦鉴与来自家乡福州的郑格如结婚，先后生下了3个儿子。郭鹤年生于1923年10月，行三，上有两个哥哥郭鹤举和郭鹤麟。当时郭家已成为当地小富，因此有能力供养子女读书。郭鹤年兄弟三人都毕业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良好的教育为他们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父母对郭鹤年影响非常大，华商韬略曾发展文章报道说: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是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
郑女士对家族生意不管不学，却自幼劝告孩子要有商业道德，不要崇拜物质。在世时，她曾在铁板上刻下"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的金玉良言。郭鹤年非常孝顺母亲，说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而将郭鹤年引入商道的父亲也对他有着至深影响。
"由于父亲是一位商人，诸如'商业道德'、'诚实'、'一言九鼎'是他经常提到的词汇，这些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郭鹤年说。
不仅是直接的道德教育，父亲也以自己的言行对儿子们进行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理念，事业有成之后，郭钦鉴和他的兄弟们热心办学，为华人发展出力献策。
日本侵略中国之后，郭钦鉴更出任新山华侨筹赈委员会主任，和家族成员积极筹款，支援祖国。
1947年，24岁的郭鹤年只身赴新加坡，以10万元马币作资本，创立了他生平的第一家公司--力务克公司，经营商务、船务经纪、杂货业等。次年，郭父去世，郭鹤年返回马来亚新山，在母亲郑格如的建议下，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于1949年正式成立。
入股者除郑格如、郭鹤举、郭鹤年外，还有郭鹤青、郭鹤尧(郭钦端长子)、郭鹤景(郭钦仁长子)、郭鹤新及郭鹤瑞(郭钦宝之子)等堂兄弟。该公司联合郭家兄弟的资产，继承了东升公司的传统业务，经营大米、面粉、豆类、食糖等。
由于郭鹤年才识出众，被推举为公司的董事主席。
1952年，由于二哥郭鹤麟参与马共游击队而被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杀害，郭家受到当局的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郭鹤年到英国暂住和考察。他悉习研究了企业经营的方法和国际贸易知识，尤其对蔗糖买卖、经营作了深入的研究，深受启发。
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国独立。
郭鹤年敏锐地看到，随着英国传统经济势力的消退，马来亚国内消费品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真空。马来西亚政府急需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走上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郭鹤年毅然于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在槟城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炼糖厂，即马来亚糖厂。
他从泰国购入粗糖，在自己的糖厂加工后运销到各地，并通过设在香港的商品经纪公司销往中国。他还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在短短几年内，他就控制了马来西亚的蔗糖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被人们誉为马来西亚"糖王"。
为了彻底改变马来西亚糖业依赖进口的落后面貌，1968年，郭鹤年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位于玻璃市州约1.44万英亩的土地，开垦为种植园，种植甘蔗，并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从事蔗糖的种植和提炼。
马来西亚虽然土地肥沃、气候宜人，适合甘蔗生长，但却主要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等经济作物，很少种植甘蔗。
因此可以说，郭鹤年开创了马来西亚大规模种植甘蔗的先河。
随着甘蔗面积的扩大，郭鹤年糖厂的产量迅速增长，使马来西亚迈出了糖业自给的第一步。
1970年，他抢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投巨资于白糖期货贸易。随着糖价的上涨，他一举购进60万马元，震惊了国际糖交易市场。
郭鹤年的郭氏兄弟公司不但掌握了大马糖业市场的80%，而且通过多边贸易，每年控制的食糖总量达150万吨左右，约占当时国际糖业市场的20%。
年仅40出头的郭鹤年，又登上了 "亚洲糖王"的宝座。
一战成名
1973年4月，正值国际冷战期间，一通来自中国的神秘电话，让 “亚洲糖王”郭鹤年陷入了一场不可告人的商业行动中。
中国外经贸部所属的华润公司找到他，告诉他国家现在很紧张，大量缺糖，而且钱也比较缺，希望他帮忙，低价从国际市场买30万吨的糖，同时也买一些期货在行情波动时进行套利。
在世人传统的印象中，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几乎可以说是商人的身份特征。但是，郭鹤年永远记得自己是中国魂，为了助力国家发展，他甘愿将自己的生意冻结起来，专门用一两月时间来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
虽然郭鹤年当时已是世界顶尖的食糖贸易商，但即使他愿意低价，手上也没有这么多货可以卖给国家。
30万吨的糖，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中国买糖的消息走漏风声，会让国际糖价上涨20％到25％！
为了打赢这场商战，精明的郭鹤年制定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正是因此，这个生意必须绝密进行。
要在绝密中买够30万吨现货，还要同时买期货，这是相当高难度的事情，但听到是国家需要，而且这么信任他，郭鹤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个忙我一定帮，但我们都得非常之抓紧，要想得快，做得快。”郭鹤年还同时承诺，将把自己的生意冻结起来，专门用一两月时间来替国家做这个事。
为了避免刺激国际市场砂糖价格的上涨，他先和负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奔赴伦敦，在伦敦砂糖交易所购买了26 万吨期货，平均每吨 82 英镑。
紧接着，郭鹤年使用了一招“声东击西”的战术。
在日内瓦的郭鹤年，一边和国际同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虚情假意”，一边抓紧部署和跟进着巴西的行动，“每一天都很紧张，过得提心吊胆”。
巴西行动的关键期，一位英国商人还吓了郭鹤年一大跳。“他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和我讲：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两三个从来没见过的、很年轻的亚洲人，天天在糖区进出，好像有大事要发生。”
郭鹤年一阵心惊，装着很诧异也很重视的样子和对方说：“是吗？你还有什么行情、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转身，则是一脑门子冷汗。
“可见他们的情报好厉害。”
▲郭鹤年（左）与当年买糖的助手
第二天，巴西的年轻人给郭鹤年传来了好消息。“大会上，有人正演讲，广播传出一个声音，叫Robert Kuok，我的英文名，说有国际电话找。”
郭鹤年赶紧接了这个电话：“巴西的同事告诉说，我们有一点进展了。我说，你要快啊，要飞快啊。不然，消息出来要爆啊，而且这边已经知道一些苗头了。”
四天后，郭鹤年大获全胜了。
一战下来，他不但成功用低价为中国解决了30万吨食糖，还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了500万美金。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有数据显示，197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8100万美元。郭鹤年一战为中国赢来的500万美金，一下超过举国的外汇储备，绝对是雪中送炭。
但作为国际大糖商的郭鹤年，却没从这么大的行情中赚到一分钱，相反还丢掉两个月的生意。
“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挣钱。”郭鹤年说：“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就是对中国的不忠。这样说，可能太隆重。我的原则是，即使一个普通的生意，你答应了人家，也不应该跑两匹马。”
心路历程
2011年8月郭鹤年接受中国央视《对话》访谈，以下是部分对话：
当年您为什么那么绝决地提出要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炼糖业？
郭鹤年：食品方面除了大米、小麦，差不多砂糖是一个很重要的。小孩子，一两岁的，小孩子哭的晚上，你给他一点糖他就安安静静了，所以价钱可以抢的很高的，不然父母亲第二天没有精神去工作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生意真正可以做，就是讲市场最存在的，市场最容易的，不是卖好像化工品，石油化工的制成品，那种有时候有人要，有时候没有人要，那时候还没有到电脑电器的时代，所以简简单单的生意，最聪明的办法来抓便宜的原糖就可以发财。
您做糖都一帆风顺吗，还是当中遇到过大的困难？
郭鹤年：大多部分是很顺利，但是1963年，我胆量太大，我记得好像是五六月份，我就把现货抓了十几二十万吨，也到期货市场，我本来以为看得准，市场会涨，会赚大钱，想不到七八月份，它不但没有稳定站住，还大下降，假如资力不够的话就破产了，当时也没有办法补救这种危局。8月底，一个很凶的台风打到古巴，古巴的甘蔗园、砂糖业遭到大破坏，国际市场的糖价一直上涨，这没有想到，好像是老天要帮我的，可能时机方面有一点特别吧。
做生意更多的是要靠我们的智慧，还是更多的要靠运气？
郭鹤年：肯定90%以上要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要不断地搜集信息，研究各方面，供求问题，生产消费问题，运输问题，有的船载糖要五六个周，所以一个国家如果缺糖，你不能等一个多月。看清楚以后，马要跑得快，因为别人也会像你一样看。
你在糖这个领域战胜那么多对手，你靠什么？
郭鹤年：我那时候比较年轻，满口英语，那些商人在伦敦在纽约都是用英语的，他觉得很奇怪，一个中国人又年轻，英文讲得这么好，所以我很容易上他的门口，经常每天白天在他们的办公楼跑五六家，这家跑完再跑到ABCDE家，晚上就请一家出去吃饭，在吃饭过程中把他脑中的看法都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回去再研究一点，写电报回去新加坡，睡觉的时候差不多要半夜一点了。我相信比我聪明的对手有好多，但是有的人聪明，他的夜生活比较乱，等到第二天可能我不会睡觉，他们也会睡觉，所以我马就跑得快，大概是这样。
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但是假如有危险你就怕，就走开，假如还有别的更好机会，那走开也不是问题，就抓第二个机会，但是假如每一次都胆量太小，那就永远是穷人了。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有胆量，但是胆量要对生意，不要用胆量对人。
1973年，中国政府请您帮忙，您是如何帮中国买糖的？
郭鹤年：我到香港之后就约了这两位华润集团，就是国家那时候叫外贸部，现在叫做商务部，里面的两位高级经理、中高干，他们一坐下来就讲，国家现在很缺糖，同时钱也比较缺，这种困难要想和我商量一下，我就问需要多少糖，我记得好像30万吨左右，那时候30万吨是比较大批的货，等于现在贸易差不多100多万吨。他讲也有砂糖的期货，这个消息一出去会震动国际市场，也要求我帮他们搞一些期货，这种消息一出去，糖价在我本人的估计会跳20%-25%，一个食品价格能跳20%-25%，是很凶的，不是一般的。我就讲你们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帮，那种的环境，所有事情想得快做得快。
所以我就对二位讲，我只能够把我的营业的账口冻结起来，我会五六个周之内，专门替国家做事情。我讲这个事情，我随时要回去新加坡，我会派人去巴西，只有巴西有这一批货，别的国家没有什么货。再过两三个周，在日内瓦有一个国际糖的会议，我就特地去报名，就是在那边天天跑来跑去，有人想（可能是）我去巴西买糖，（但是）看我在瑞士，（就会认为）那不是我，大概是别人，我是用这种的想法，去保护我们的队伍去巴西买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和巴西做过出口糖的生意，那时候不像今天，巴西的砂糖进出口是官方控制的。
我在日内瓦的时候，我的英国商人朋友走过来讲，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日本人，年轻的有两三个天天在糖区，我说是吗。第二天大会有人演讲，突然间一个声音讲，国际电话找RobertKuok（我的英文名），就是巴西我的同事打来的，他讲我们有一点进展了，我讲你不但要进展，要快，这边开始有震动了，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会爆出来，我那边还做期货，还没做得够，我讲你要快，我去加快多买一些期货。然后再过了三四天，他们就签了合同，我之后那几天在英国期货市场，纽约期货市场，连巴黎白砂糖的期货也抓，他们签完过了几天全世界知道了，市场一直涨，一开始涨我就脱掉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到高峰全部卖完，所以一路一路脱，一路一路卖，然后就赚了一些钱，四五百万美元左右，同时巴西一听是中国买，给的优惠的价钱，要做朋友的态度。
当时你知道中国希望购买30万吨白糖，你在帮中国买糖的同时，自己的公司也加入其中，也来做一笔生意，不是可以挣得更多吗？
郭鹤年：那没有办法加嘛，这是不忠对中国，这句话太隆重，就好像你答应了一个客户，你不能跑两只马。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不是一份特别厚重的礼物？
郭鹤年：我也没什么特别感觉，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赚多少是看市场的涨跌。
让你成为“糖王”的这段日子，你自己总结一下，能够成就这么一大番事业，主要靠什么？
郭鹤年：一定要专一，不能花心。
回忆这一段在国际糖业市场打拼的经历，郭鹤年曾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表示，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他通向世界的重要法宝。
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改善他的沟通技巧，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加靠近他。
"因为早期在华文和英文学校的学习背景，郭鹤年不仅同时具备了英文和华文的沟通能力，还和很多马来西亚日后的政界要人成为了好友，这些都非常有利地支持了他其后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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