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与监管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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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将从根本上重构金融

科技,对于金融的影响和改变是根本性的,将重新定义金融。这种改变是一种基础、微观和根本层面的,总体趋势是纵向与横向的专业化与碎片化,不断突破金融的传统范式。金融的基本结构,如集合、信用和风险,将被科技根本改变,不仅是效率与可能,更有定义、形式、实现、存在与意义

当今,无论是对传统金融,还是对“互联网金融”的观察和研究大多是基于中观的“粗糙”,常常陷于思维定式,就事论事。因此,得出的结论总是非绝对和不彻底的,于是,就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更重要的是基于这种结论,往往容易陷入一种纠结、困顿与迷茫。解决问题,需要回到更根本的单元,包括对象、行为和功能进行观察,并重新定义金融。基本路径是回归根本、清晰诉求,明确功能和界定对象,在一个更根本和更高的层次重新认识并理解金融及其社会属性。

此外,科技,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使得“货币”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久前,FACEBOOK推出的Libra引发了对“币”的新一轮关注、讨论和争论,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继续着人们对这个领域许多基本问题的模糊和混淆。

首先,林林总总的“币”之所以能够鱼目混珠,瞒天过海,巧取豪夺,大行其道,是因为社会的“常识危机”。于是,就陷入了“此币”与“彼币”的模糊与混淆,忘却,或错乱了货币的常识。因此,人们需要回到根本,从“以货易货”出发,重新认识货币,包括货币的逻辑、本质、职能和存在。知道“什么”和“如何”是“法币”,货币与公共信用的关系,货币与电子货币的关系,货币与支付的关系,理解货币的本质是一套“记账系统”,更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人说货币是“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乎天下也”。

其次,货币,尤其是国际货币远不是“教科书”讲得那么“单纯”,利率和汇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鲍威尔话属于“一语泄露天机”,让世人依稀看出了美元、石油美元和数字美元的轨迹与心机,其实,明眼的人早就看出,“国际美元”也许就是这个世界不太平的罪魁祸首。因此,面对“货币”,别太天真

二、回望金融的初心

金融,最需要解决的是“不忘初心”。金融的“初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回答“为什么”和“为了谁”,这是金融的根本和出发,但现在的金融,却有点渐行渐远的味道,这也许就是“脱实向虚”的原因所在。二是回答“怎么做”,在科技变革的背景下,金融的基础逻辑、制度与技术,这一切均被改变,因此,不能就事论事地讨论,需要回到原点,带上科技赋能的新地图重新出发,实现“再存在”。金融的结构、市场和机构只是实现“初心”的手段和途径,其根本诉求是功能和作用,因此,要重新认识金融的职能,以及公共性、普惠性和效率性,理解什么是公平与正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金融的数学化和工程化成为了一种流行,甚至是“时髦”。客观讲,量化金融是一种发展与进步,本无可厚非。但今天那些被曲线、模型和工程“包裹”下的金融“创新”和产品,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总觉得有点像是金融机构的“自娱自乐”,但仔细想想,好像问题又没有那么简单,于是,老百姓不禁要问:金融产品真的需要那么复杂吗?谁在舞剑,谁又是“沛公”?金融的那颗“初心”还在吗?还有,中国人讲大道至简,金融不能背“道”而驰,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

金融的本质属于认知科学,认知科学的本质属于计算科学。科技,特别是计算科学的发展,将带来了认知科学领域的迭代性进步,因此,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智能投顾”技术,它将财富管理从“金牌基金经理”时代带到“算法时代”。因此,未来的决定力量是数据、算法和算力,算力,即权力,其背后是“资本富集效应”,决定着财富再分配的结果,挑战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拷问金融的“初心”。

三、金融风险防控新思考:一体两翼

金融风险防控,尤其是金融监管,诉求和目的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是实现逻辑、路径和技术,背后是社会总效率。简单的“外向”思维值得商榷,由内而外、内外兼修与内圣外王是解决之道。

要构建“一体两翼”的金融风险防控框架,所谓“一体”是基于公共和基础的风险管理架构和数据标准,提炼风险共性特征和基础单元,形成简单的广谱的评估逻辑与体系;所谓“两翼”是基于内外两个视角的应用,即内部的合规和外部的监管,核心是解决同与不同。在此基础上,清晰、结构并明确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的关系,关键是“求大同存小异”,形成一种有效关联、互动与共享。在这个过程中,“内圣外王”是管理和技术的逻辑基础,同时,文化共识是自觉、改进和协同的基础,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四、金融监管的“愿”与“事”

金融,尤其是保险,一个重要初衷是管理社会风险,但有的时候,往往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很好地管理风险,还带来了新的风险。金融监管的初衷是确保金融稳定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但这个初衷,往往面临着求真务实的挑战。

自从“金融危机”出现之后,强化监管和审慎监管成为全球共识,以“巴塞尔”为代表的监管制度在越来越完善的同时,也越来越复杂,且监管符合成本,包括内外部成本越来越高,即使这样,金融危机,该发生时,还是发生了,让人们质疑这种监管模式的有效性。同时,“合规成本”的最终买单人还是消费者,因此,监管需要关注社会总效率,需要换一个视角看问题。

面向未来,金融业的科技化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同时,大多数的金融创新依托的是科技力量。因此,推动金融监管的科技化是不二的选项,并实现“以技制技”,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简单的投入不是根本解,监管科技,要防止陷入“军备竞赛”的误区。

金融监管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因此,无论是制度监管,还是技术监管,要旗帜鲜明地强调“公共精神”,基本诉求是公共利益和社会总效率,因此,要更多地以公共利益之名,以公权力为依靠,强化涉及公共利益的基础风险信息的公开和共享,确保社会总效率。很多时候,过分强调“商业秘密”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秘密”。透明度,针对的不仅是风险,更有良知。

我国的金融监管已探索了“网联”和“中保信”等两级结构模式,搭建“准公共平台”,一方面确保涉及公共安全和金融风险的数据能够实时共享,形成有效监控;另一方面能够为金融行业提供专业和高效的服务,降低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合规和运营成本,逐步形成了科技和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的“中国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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