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用人卫社的教材
当初我在买入中国科传时,也是出于对其旗下的科学出版社的认可。从公开信息中我了解到,科学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先后荣获国家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称号。1997年,科学出版社进入高等教材出版领域,并于随后进入“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委员会,与各学科教指委合作密切,多个学科成为联络员单位。“十一五”期间(2006-2010)出版了国家级规划教材 789 种,在全国排名第三位;“十二五”期间(2011-2015)出版了国家级规划教材 253 种(本科),在全国排名第二位。近年来不断提高教育领域出版业务的质量,出版范围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经管法律、人文等各个学科。
从科学出版社汇编的《2021-2022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出版社的高等教材涵盖了数学、物理、生命、化学、地学、电类、力学机械、经管、高等医学、中医药、卫生执教等多个学科大类,每种学科都配备了几十上百本的各类教材。具体教材名目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查看:网页链接
由于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近年来在校大学生数量也与日俱增。因此,高等教材出版业务不同于中小学教辅教材业务,具备朝阳赛道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材出版存在一定的行业壁垒,因此行业整体的竞争态势较中小学教辅教材也更温和一些。
为了全面提高教材治理能力及现代化水平,2019年12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设立全国教材建设奖,分设优秀教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三个奖项。其中,全国优秀教材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简称“职继教育类”)三个大类。由教育部组织评选,每4年评选一次。此举受到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梳理首届获奖教材书目及其出版机构(下图)可以发现,科学出版社名列前茅,且如果仅看科学类高校教材细分领域的话,科学出版社能排在第三(前两位分别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机械工业出版社),这个排名和科学出版社历年来出版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数目排名是类似的。
正是这样一个具备充分的行业竞争力、且未来发展空间极为广阔的业务,却并未在中国科传的报表上单独列示,管理层也从未介绍过这块业务的发展情况。
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中国科传的报表极难解读,因为科传本身涉及的业务领域非常宽泛(中小学教辅教材、高等教材、科普类图书、科研类图书、科学类期刊、贸易业务等等),但在报表列示时却糅杂在一起,难以分清各条线具体的情况。除此以外,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后的定期报告中,对于业务条线的划分归纳也不相同。单看图书和教辅教材业务,招股说明书列示时按照“科技高教类"和“中小学文化教育类"两类进行划分,而定期报告中列示时按照”自编教辅教材"和“一般图书”两类进行划分。
由于本文仅探讨“高等教材出版业务”,因此就需要明确“高等教材出版业务”在上述分类中归纳在了哪个项目中。
首先看招股说明书对分类的词条解释:
---科技高教类图书主要为高校教材和专著类图书;中小学文化教育类主要为中小学同步教辅。因此,高等教材出版业务在招股书中是纳入“科技高教类图书”项目中的。
其次看定期报告对分类的词条解释:
---教辅教材出版业务:公司教材教辅出版业务主要是出版发行中小学教辅和面向职业教育、本科及研究生的教材,其市场需求与学生人数以及国家有关教育方面的政策紧密相关。公司全资子公司龙门书局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在市场上具有较好的品牌效应,如“黄冈小状元”“启东中学作业本”等一系列产品受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喜爱,市场占有率也排名前列。公司出版科技、经管等多个学科方向的教材,很多入选了国家级规划教材,长期为高校师生所认可和使用。很明显,按照这段释义,高等教材出版业务在定期报告中是放入了“自编教辅教材”项目。
根据上述信息总结一下便是:定期报告中的“自编教辅教材”项目,包含了招股说明书中的“中小学文化教育类”项目,又包含了一部分原先在招股说明书中列示在“科技高教类”项目的“高等教材出版”业务。
至少,从中国科传现有披露的公开信息看,就是这么个情况。问题在于,11月12日中国科传召开的第三季度业绩情况说明中,管理层对此又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中小学文化教育类为招股说明书中名称,自编教材教辅为上市后采用上市公司行业指引名称,二者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同样的,招股说明书中的“科技高教类”与年报中披露的“一般图书”的统计口径也是一致的。目前年报中的自编教材教辅即为中小学教育板块对应数据,年报中“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主要业务板块概况”中都有披露。
很明显,管理层的解释与先前公开信息披露的解释又是违背的。
事实上,管理层的解释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通过观察招股说明书和定期报告,他们在2015年的数据产生了勾稽关系:
通过标红的数据可以看到,招股说明书中列示的2015年营收与2016年年报中列示的去年营收是能对应上的,营业成本对应不上,各差了400万,应该是调整了某笔成本,但关系不大。因此,如果2016年以后的年报都按照2016年口径披露,则管理层说的就是实际情况。
但真实情况是否的确如此,还有待科传管理层的进一步解释。
年报中对于“自编教材教辅”的定义引发了歧义,同时也影响到了我对企业的判断。从开始研究中国科传时,我一直认为“自编教材教辅”是包含高等教材出版业务的,从而使我得出了“中小学教材教辅业务并没有实际看上去的那么多”的判断。但事实上,确实就是这么多,而且三季报也就是这块业务造成了影响。
其实,我无意去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我确切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对我最后的投资决策可能也不会产生影响。说白一点,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中国科传的“中小学教材教辅”到底占比多少而影响我投资中国科传的决策。
我想阐述的重点是,作为股东而言,我对科传管理层是不太满意的。报表披露层面的内容先不谈,至少在投资者交流互动方面,就无法做到隔壁中信出版管理层那样“打开天窗说亮话”。中信出版三季报电话会议录音我也听了,首先管理层交流态度就很诚恳,无论是在说明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是遇到的困境,都非常客观地展开阐述(甚至有些地方说的过于客观,会让投资人产生较为负面的理解,这可能也是随后几天机构用脚投票的原因之一)。另外,中信出版在交流中传达的行业情况和企业经营数据也非常详实,真正做到了与投资人交流互动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在中信出版上的套牢幅度超过了中国科传,但我对中信出版的持股信心反而比中国科传更坚定的原因。
反观科传,网络业绩交流会的效果真的一言难尽,解答完了一些问题,同时让投资人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中国科传和中信出版都是国企,为啥在对待资本市场的态度和投资人交流的风格上差异这么大呢?
最后再回到本文探讨的内容,即中国科传的高等教材出版业务。我对这块业务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期待他的发展态势。但无论是管理层交流,还是投资人之间的讨论,好像都没有明确提及到这个业务。因此我感觉非常纳闷,我还是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科传管理层能够单独披露一下这块业务的营收情况,让我们投资人进一步了解这块业务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