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高企透支了10年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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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 来源:财政部
设计虽好,但进展却非常缓慢。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组织自身。
改革开放四十年,管理的对象已经基本市场化了,而管理者还是计划体制,各级政府天然没有“分工”的概念。
上级发号施令,下级服从上级。
财政概念是从上往下的,基层政府不为老百姓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
逐级发号施令,层层转化,千针万线走基层,主要由基层政府负责事权的具体执行。
也就是说,改革导向是各级政府要关注治下的百姓甚过上官,要用自己的人,办好该由本级政府承担的事。
而非当好“二传手”,将任务层层转包。
很明显,相比其他财税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因为会触碰到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
它已超越财政部门职责,涉及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新构建,乃至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
办法也是有的,无外乎倒逼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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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层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而积极财政的落实无非通过四种:
1、扩大政府支出;
2、财政补贴;
3、发放福利;
4、减税降费。
扩大政府支出:实际上从08年就一直实行,支出效果边际递减不说,留下的债务隐患也越来越大。
补贴:实质是将其它行业创造的利润转移至补贴行业,人为制造贫富差距,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更何况在当前摩擦加剧的背景下。
发放福利:欧猪国家的殷鉴并不遥远。
虽然政府并不喜欢减税降费,但目前看来,一是老路难再走;二是形势不等人。
减税降费虽不如政府支出和补贴那么刚猛,立竿见影显政绩,却是悠长的治本之策,一种效率优先的正向激励机制。
对企业来说,它重在奖励优秀者,创造的利润越多,减税获益越大;
对居民来说,它重在奖励勤劳者,砖搬的越多,减税获益越大。
过去,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税基大,政府收入尚可,得过且过,缺乏动力改革折腾;
西部地区一方面多年“跑部进钱”,转移支付拿到手软;另一方面政府融资平台表外操作,暗渡陈仓,怕被揭“盖子”、“烂尾”,同样缺乏改革动力。
现阶段地方财政最大的弊病,正是缺乏财政透明度和制约机制,各级政府总是“量出制入”——钱不够了就想办法找钱,而非压缩开支。
有数据为证:
社科院数据显示,1994--2005的12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57%,税收平均增幅为18.35%,而财政支出的平均增幅 18.08% ,两者惊人的一致。
减税后,政府收入减少,想把日子继续过下去,必然就会求变,而变法不外乎三条:
一是政府收入的腾挪;
二是政府支出的优化;
三是政府的减政减权。
比如第一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市流通改革后,“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
就必然会推动更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针对资产征税的税制出台,例如房产税,给地方一个稳定的财源。
比如第二条,这两年“抖”起来的财政部,就砍掉过去一些行业部委给本行业的补贴(机场、光伏、电车)。
过去,一些职能部门有太多的财权,把精力放在分钱上,结果导致国家财权被肢解,事权也没有干好。
财税改革的重点之一,即严格划分财政和职能部门的权责,把财权统一到财政部门,职能部门只有事权没有财权。
要知道,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堪与国家财政权力相提并论,管住了财政权力,就在很大程度上管住了国家权力。
正所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就要将权力统一起来。
第三条更是不言而喻,应对缺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裁人裁机构,将更多环节交给市场。
这样,地方政府的改革动力会被“激发”出来,才会巴不得早日与中央达成“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共识,各管各家,各找各妈。
从而逐渐形成“分工”意识,从根本上促进政府向“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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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末大盘走出低迷以来,消费行业表现可圈可点,4月开始的调整,也表现出相当的抗跌性。
君临今年以来关注消费行业的系列文章,分析过的汤臣倍健、珀莱雅、百润股份、双汇发展、恒顺醋业、重庆啤酒、青岛啤酒、春秋航空。
从食品到补品,从酒水饮料到调味品,乃至廉航,普遍表现强势。
当然,消费行业因自身品牌号召力强、现金流好,得到持续流入的外资普遍青睐是一方面。
减税的逻辑,可能是另一被忽视,但绝对值得重视的原因。
今年两个减税降费的重磅政策:
增值税原适用16%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调整为9%;
社保中的大头——养老保险,从目前普遍的20%,降低到16%。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减税降费的目标规模,达到了1.84万亿,远超过市场预期的0.98万亿。
展望未来,增值税还要从三档并两档,还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而社保改由税务局征收后,征收力度将加大,意味着本就偏高的保费率还会有进一步超预期的下调。
增值税是价外税,政府少拿一点,商品和服务的售价就有空间调低一点。
社保降低一点,企业就有动力涨工资、扩大投资、增加雇佣。
君临始终认为,中国经济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中低端消费者。
为什么我们一直相信中国的前途,就是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累的民族之一。
每一天,中国人都在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辛勤努力。
这必然会催生出一大批优秀企业,进而,也会导致大量劳动者工资收入快速增长。
要知道,对高净值人群来说,每年多赚几百万,但其实消费数量增加不了多少。
而普通大众,每年多挣一万,就可能喝贵一点的啤酒,打更好一些的酱油,用上大品牌的空调,坐一次飞机去旅游。
这才是真真切切,可触摸到的需求,A股消费企业,长期的销量增长,依靠更广大的底层劳动人民。
有人说,现实的中国活在历史的中国中,我们难以逃脱历史死循环的地心引力。
而历史一再的周期性演变,让人们仿佛有一种错觉,错以为自己参透了历史的演进规律,洞悉了这个民族未来的走向和命运。
是啊,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总押着相同的韵脚,因为人性总是顽固的保持一致。
但别忘了,坏的制度让好人异化,好的制度也能让坏人变好。
人类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类能够抽象地创设出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良好的制度安排,从而更好的协调人类社会的协作。
从营改增试点开始,减税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而政府也在逐渐加码减税的过程中,遵循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顶层设计下,不断推进“好”的制度改革。
市场,就是最好的民主。
所以说,减税降费,不是领导的拍脑袋,也非权宜之计,而是在精心设计和论证下,在配套制度的逐渐落实下,在形势的推动下,所作出的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
分税制改革前,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政府能力不足”,所以力求增加财政收入;
如今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政府能力过度、民间能力不足”,惟有减税才是正确的出路。
作为财税改革中的突击部队,减税也会倒逼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动起来,以适应减税导致收入减少的刚性逻辑。
也就是说,它不仅会让我们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也具有相当时间广度的持续性。
回到本篇探讨的主题——现在是否到了战略性配置消费行业的时刻?
有了肯定的答案。
参考资料
1、《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秦晖
2、《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周学光
3、《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周学光
4、《行政发包制》 周黎安
5、《朱镕基讲话实录》 朱镕基
6、《楼继伟:改革者永不言弃》 财新特稿
7、《40年重大财税改革的回顾》 楼继伟
8、《财政补贴知多少?》 海通证券:姜超
9、《减税降费知多少?》 安信证券:韦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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