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中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 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三 周纪三 ] 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此时，秦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态势。我们从张仪组织连横时有恃无恐地威胁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可看到这种态势，从苏秦、苏代策划合纵时对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亦可印证张仪的话并非空口讹诈。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见图2－1－2）
秦灭六国统一战争示意图（图2－1－2）
秦在取得统一天下有利形势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是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秦孝公时主要是在左侧翼山西方向打开局面，秦惠王时主要是在右侧翼汉中、巴、蜀方向打开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时期则在中原方向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 注：《汉书》卷十 成帝纪 ] 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政策倾向显示出秦、汉的统一中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一有机会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秦、西汉的统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历史更深刻的整合，则是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完成的。那么，在这种整合最终完成之前，对于天下的统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凭借关中的地理条件。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即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用以控制东部地区；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这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转输东部财赋以供给关中。
在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在战略上居枢纽地位的是一个以关中为重心、向两翼展开的弯月形地带。这个弯月的内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弯月的外侧，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弯月的内外两侧的边线上。如燕山山脉的山海关、居庸关，太行山一线的，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广成、轘辕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内侧边缘线上；陇山北端的萧关、南端的阴平关，四川盆地北部的阳平关、剑门关，巫山丛中的江关等，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外侧边缘线上。（见图2－l－3）
弯月形战略枢纽地带（图2－1－3）
这个弯月形地带内侧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控制东部平原地区方面；外侧的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防御少数民族入侵方面。在这个弯月型地带的内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为交通通道，确保内部联系。
这片弯月形地带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却是以关中为基础的，可以说是经营好关中地理形势所辐射出的一种势能。这片地域无论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进程中，还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枢纽性地位。
四 关中与西北
关中在中国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将眼光向西北延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天地对于关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国地理梯级地势的特征非常明显。自东往西，地势渐高。关中往西，又可分为几个层次，地势更是一级比一级高。关中西面是陇山高地，陇山以西，有陇西地区，历史上或称陇右，自陇西由渭水河谷下关中、由西汉水河谷下汉中，由白龙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势。
陇西再往西，祁连山以北、黄河以西，有河西地区，大体包括今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南，还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势都高于陇西；在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还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关中西北的这种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也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一）关中西北高地与关陇军事局势
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
这一带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关中腹地的几条主要河流如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于这里，而呈向心状汇流至关中平原腹地。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区与关中腹地之间的通道。经历代经营，形成一些军事重镇，比较重要的有庆阳、平凉、固原、泾州（今泾川）、陇西、天水、陇州（今陇县）。这些军事重镇一方面在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对关中的压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关中局势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响。
庆阳、平凉、固原地处泾水流域上游黄土高原，从这里经泾水河谷下趋关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汉至宋、明，这里一直是抵御关中西北少数民族进犯的重地。西汉时，这里俱属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关中的安定系于此地。《读史方舆纪要》称庆阳“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夫庆阳有警，而邠宁以南，祸切剥肤矣，形援可或缓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 陕西六 ] 称平凉“山川险阻，控扼边陲，屹为要会。”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称泾州“山川环带，水陆流通。岭北有事，州实为孔道。“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在群雄争夺关中的过程中，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州和天水夹陇山东、西两侧而立，控扼沿渭水河谷穿越陇山之路。陇山本是关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种势力自陇西东逼关中，则关中形势不利，所以陇州和天水对于陇山形势的控制意义重大。《读史方舆纪要》称陇州“扼陇底之险，控秦、凤之冲，为关中重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 陕西四 ] 称天水“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屹为重镇。虞允文曰：关中，大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陇山以西，陇西（今陇西市）为一大重心。陇西在秦汉时为陇西郡，明代为巩昌府。《读史方舆纪要》称其“翼蔽秦陇，控扼羌戎。盖其地山谷纠纷，川原回绕，其俗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国也。诚于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今武都）、成（成县），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兰州）、会（今会宁），而河、湟之要领举。巩昌非无事之地也。夫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固陇右，巩昌岂非都会之所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关中的正北方向，其防护的屏障有两重，自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西接宁夏，东界黄河而接山西，此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区而阻黄河，此为第二重。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即秦汉时的上郡地区。秦、汉抗御匈奴、北宋抗御西夏、明抗御鞑靼，这里都是防卫重地。
上面是关中西北外围地理形势的大致情况。这一带均为高原山地地形，地势高峻，为关陇军事重心，对于关中的安全、关陇军事局势的控制意义重大。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王莽败亡后，先是绿林军拥更始帝入长安。刘秀在河北建立政权后，正值赤眉军西行入关，刘秀派邓禹分麾下精兵，西争关中。
邓禹进入关中后，未采诸将“径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引兵转略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说：“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邓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长安外围，利用关中西北高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屯粮养兵，蓄精养锐，且暂避赤眉军新胜之锋锐，观其后弊，待时机成熟，再乘势取长安，略定关中。邓禹以此一度占领长安。后来，赤眉军无粮，欲西犯陇上时，被隗嚣在陇坻（今陇县）击还。赤眉军无法在关中立足，出关后在宜阳被刘秀击降，东汉遂定关中。
汉建武六年（30年），刘秀初步扫平东方群雄，兴兵西讨，以图陇、蜀。这时陇西的隗嚣己背汉自立，其部将王元东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扼守陇山险要，以拒汉军。东汉诸将仰攻陇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陇分守关中各重镇，改取守势。次年，东汉将领来歙潜师袭据陇西战略要点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隗嚣随即率军全力反扑，来争略阳，攻打数月，未能成功；汉军这才透入陇上。不久，汉军又攻克陇上重镇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并与河西窦融的军队会师，隗嚣军溃败，关陇局势遂定。从这场战事的前后两个阶段看，陇山险要的控制实为关键。（见图2－1－4）
东汉刘秀平陇之战经过示意图（图2－1－4）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关陇地区也不例外。前秦统一北方的时候，曾将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数民族迁徙至关中。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坚自立，被迁关中的十余万鲜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领导下起兵反前秦，屯驻华阴。苻坚派其子苻叡领兵征讨，以羌人姚苌为其司马。时慕容泓闻秦兵来攻，已作计出奔关东，恃勇轻敌的苻叡却决心拦截打击。姚苌劝阻道：“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但可鸣鼓随之，彼将奔败不暇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五 晋纪二十七 ] 苻叡不听，结果兵败被杀。鲜卑人反过来围攻长安。姚苌因受苻坚之责，逃往渭北，被当地羌人豪族推为大单于、万年秦王，建立后秦。
姚苌建立政权后，部下们都建议“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姚苌却说：“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园，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六 姚苌载记 ] 岭北即今庆阳、平凉地区。姚苌对关中的局势和取长安的时机作了准确的判断。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策略与当年的邓禹颇有些类似。秦、燕相争，如同两虎争斗，自己避实就虚，移兵岭北，屯粮养兵，蓄精养锐，坐待秦人困弊、燕人东归的局面出现，再轻轻松松地取下长安。局势变化果如姚苌所料，燕人东归，苻坚也被姚苌擒杀，姚苌坐取长安，略定关中。
前秦的残余势力在苻坚孙子苻登的领导下，仍在陇西活动。对此，姚苌以长安、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形战略支撑体系：以太子姚兴镇守长安；让勇猛善战的姚硕德前出上邽，根据形势变化以窥进取；以安定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以此撑开全局，控制陇上形势。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后秦军频遭失利，大局却丝毫未受影响，正是得力于这种战略布局。几年的时间内，姚苌及其子姚兴逐次消灭了苻登、西秦和后凉，平定了关陇。
前秦瓦解后，从前秦控制下脱颖而出的还有匈奴人。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建国大夏，攻掠关中西北地区，占领高平（今固原）。部下们建议他建都高平，守险自固。赫连勃勃不从，他说：“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 [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 此后，赫连勃勃不断兴兵扰掠后秦安定、平凉、卜邽等地。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消灭后秦。随后，留兵镇守关中，自己回南方谋代晋。刘裕刚刚东归，一直雄据陇上、虎视关中的赫连勃勃采用谋士王买德之谋，攻取长安，占有关中。
赫连勃勃占领关中之后，群臣们建议他建都长安，勃勃又不从，他说：“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东晋）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东面的北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统万，在今陕西横山）才数百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 [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 赫连勃勃仍都统万，固筑城墙。他将统万城的南门名为“朝宋门”，东门名为“招魏门”，西门名为“服凉门”，北门名为“平朔门”，大有坐制形胜之地雄视四方之意。赫连勃勃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关中频经战乱，长安残破，关中之重已不在长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连勃勃始终以统万为都城，而以安定、平凉、上邽为重镇。后来北魏伐夏时，取长安。未能动摇夏的基业；破统万，夏犹有安定、上邽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占了安定、平凉等重镇，夏人才被迫西走，为吐谷浑所灭。北魏控制整个关陇地区。
北魏收拾十六国的混乱局面，统一北方。北魏后期，六镇流民起义；关陇地区也爆发起义。尔朱荣击灭葛荣后，派尔朱天光、贺拔岳、宇文泰等前往关陇镇压。尔朱天光奇袭安定，击破平凉，击败起义军主力，大体控制关陇局势。
尔朱荣死后，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留其弟尔朱显寿及贺拔岳守关中。宇文泰见天下将乱，建议贺拔岳说：“今灵夏、河西，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引军近陇，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漠，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 贺拔岳接受宇文泰的建议，引军上陇，西屯平凉。果然，陇上各州郡纷纷来附，受贺拔岳节度。
不久，贺拔岳在高平被侯莫陈悦刺死，部众散还平凉。侯莫陈悦没有乘势进兵平凉，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肃庄浪附近）。贺拔岳手下共推宇文泰继统贺拔岳军。时宇文泰在夏州（今横山），僚属们建议宇文泰“留以观变”。宇文泰说：“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退还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 遂星夜驰赴平凉，安集部众，进兵击灭侯莫陈悦。然后，入据上邽，遣诸将分镇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陇西）、秦州（天水），征诸州之粟以给军用，遂得以安集秦、陇，抚定关中。
宇文泰先是建议贺拔岳西屯平凉，扼守要害，招附陇上各州郡；贺拔岳死后，他又急据平凉，分遣诸将镇守陇上各重镇，遂得以控制关陇，成就大业。故而史称“宇文霸业，集于平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北宋时期，西夏割据宁夏，不断侵扰北宋关陇地区。宋夏之间时战时和，交兵近百年。宋廷曾分陕西为四路以拒西夏，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县一带）、环庆路（今环县－庆阳一带）、泾原路（今泾川－镇原一带）、秦凤路（今天水－扶风一带），置为重镇，围堵西夏。
这四路基本上是关中西北黄土高原及陇山一线的战略要点，足以扼守西夏下冲关中之路。庆历初年，朝廷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置司泾州，总四路之事。范仲淹曾上书请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以韩琦兼领秦凤路，自己兼领环庆路。泾原有警，则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经原之师为援。韩、范二人在泾州选将练兵，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名重西陲，夏人不敢犯边。当时边地之民传诵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范二人经营四路的时期，是北宋对西夏战争中形势比较好的一段时期。
（二）陇西、河西与关中
如果说关中对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那么陇西对关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实际上，陇西不仅仅是据关中之上游，它对汉中、四川也拥有上游之势。
渭水、白龙江、西汉水等河流均发源于陇西。渭水东流，经过关中；白龙江南流，经过四川；西汉水东流汉中。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陇西与关中、汉中、四川之间的往来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汉中和四川，自关中、汉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却较易。
因此，对于关中、汉中和四川来说，无论哪一方，如能取得陇西，便取得了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三国时蜀魏在陇西的角逐、南北朝时刘宋与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都是出于上述思路。
陇西在关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陇西之西。如果说陇西对关中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河西对陇西同样拥有地理上的优势。陇西足以制关中，河西则足以制陇西。以关中而欲图陇西，可以联结河西，利用河西对陇西的地理优势，制陇西之后，夹击陇西。刘秀之结好窦融、李渊之结好李轨，就是出于这种策略。
东汉初，两方主要有三支势力：陇西的隗嚣、河西的窦融和益州的公孙述。隗嚣表面事汉，实谋割据一方。其部将王元曾建议他说：“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蓄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 窦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风俗人情。更始初立，窦融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因，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遂求出凉州。窦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过是自保之计，但他在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很得人心，东方流民避难者，归之不绝，遂为河西诸郡所推，而据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孙述则恃益州地势之险，在益州帝制自为。
刘秀专心对付关东群雄之时，对于西方的处理策略是以陇制蜀。当他洞察隗嚣的真实意图后，转而结好河西的窦融。与此同时，隗嚣也在试图拉拢窦融。隗嚣派辩士张玄去窦融处游说，宣扬其保境割据之谋：“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与陇、蜀合纵，高可为六国，下不失为尉佗。”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窦融与其部下倾向于刘秀，遣使至洛阳试探。刘秀礼遇来使，并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气概，赐书窦融，指明形势：“今益州有公孙子阳（述），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纵，亦宜以时定。”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窦融等为刘秀的气度、明见和诚意所感动，遂专心事汉。刘秀授窦融为凉州牧，专制河西。
刘秀略定中原后，兴兵西讨。窦融则率河西五郡太守，厉兵秣马，耀兵河上，给隗嚣很大压力；后又亲率步骑数万，与刘秀会师于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嚣。隗嚣穷蹙无计，投靠公孙述，不久败亡。
在刘秀取陇定蜀的过程中，河西的窦融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诸将初攻陇西之时，隗嚣部将王元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诸将仰攻陇坻，大败而还，不得已改取守势。足见陇西在地理上对关中所据有的优势。这也正是刘秀倾心结好窦融的原因所在。窦融拥河西归汉，遂改变了东汉面对陇西的战略态势。
东汉时期，利用河西与关中、陇西的这种地理关系以安定西北的史实还有东汉中期平定羌乱过程中虞诩关于凉州的战略策划。
东汉中期，陇西的羌人爆发起义。汉军镇压不利，羌族豪右乘胜深入关中、益州，进击河东、河内，汉廷震恐。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邓骘打算“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放弃凉州。
郎中虞诩听说放弃凉州之议后，力反此议。他对太尉张禹说：“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兵所以推锋执锐、蒙石矢于行阵、父死于前、子战于后、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日：'中国弃我于夷狄！'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恨。如卒然起谋，同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挡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者三也。”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虞诩反对放弃凉州，战略上的考虑是：若放弃凉州，则必以关中为西部前沿，以关中御陇西，形势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弃凉州很可能引起凉州的反叛，以“士风壮猛，便习兵事”的凉州，起而反汉，利用羌、胡鼓行而东，则关中亦必非东汉所有。以虞诩之意，不但不能放弃凉州，相反，还可利用凉州，以制陇西。他进一步建议：“收罗凉土豪杰，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诸府各辟数人，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在张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诩之议，安抚凉州。经过苦战，东汉王朝终于平定羌人，保持了国家西部边陲的完整。
西晋末，张轨统制下的河西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张轨在晋末“以时方多难”，怀着与窦融一样的动机，“阴图据河西”，于永宁初出任凉州刺史。张轨到河西后，讨平了鲜卑的反叛势力和各地的寇盗，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乱”时，北方纷乱。东羌校尉韩稚袭杀秦州（治天水）刺史张辅，欲以割据陇西。张轨自河西遣军讨之，韩稚被迫归降。事后，张轨遣使报镇守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司马模甚悦，以晋帝所赐之剑赠张轨，并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 [ 注：《晋书》卷八十六 张轨传 ]
洛阳陷没后，秦王司马邺入关，重建西晋行台，张轨遣宋配将步骑二万至长安护驾。这时，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舆又据险断使，欲割据陇西。张轨再命宋配率军讨破之。在西晋末年北方纷乱的局面中，关陇一带稍稍安定，河西凉州更是流民避乱的一个乐土，其中，张轨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纷乱时，关陇局势又与东汉初年略略相似。李渊初入关中时，陇西有薛举建立的西秦政权，河西有李轨建立的凉政权。李渊刚克长安，薛举亦急谋东进以争关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举亲率大军在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击败李世民所率唐军主力。唐军与战不利，被迫改取守势。
李渊为挽救颓势以图强敌，也采取了跟刘秀一样的策略，以河西制陇西。他遣使潜赴凉州，谋与李轨共图秦陇。唐、凉联袂，对西秦形成夹击之势。不久，西秦的临洮（今甘肃临潭）、枹罕（今甘肃临夏）、饶河（今甘肃临夏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对陇西的包围态势。唐军反攻，在浅水原大破西秦军，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灭亡，关陇遂定。
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面说过，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这种层层递推的逻辑在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
秦在其东进的过程中，仍未忘拓边西北，巩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尽并义渠之地为二十五县，置为北地和陇西二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加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陇西。
秦末天下纷乱，著名的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首次统一，称雄塞北。西汉初年，国力尚弱，只得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边郡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但和亲政策只是缓和而未消除边患。匈奴仍不时攻掠西汉边地。
到武帝之世，西汉已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达到鼎盛，遂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出击。汉武帝前期的几次大的战役，除寻机直捣匈奴单于本部外，均以廓清关中西北外围为重点。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率军予匈奴以歼灭性打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余部降汉。这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后来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后之筹边者，均以汉置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四郡的设置加强了西汉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使关中西北安全得到进一步巩固。（见图2－1－5）
汉击匈奴河西战役示意图（图2－1－5）
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又推进至西域。还是在大举击匈奴之前，汉武帝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以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其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到汉宣帝时，汉廷派遣官员，监护鄯善以西数国。起初，西汉还只监护西域南道，未能尽并北道，匈奴形势已处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单于降汉，汉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降，汉廷“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护治乌垒城，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这便是西域都护的源起。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开经营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后，东汉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明代设立哈密卫、清前期平定葛尔丹叛乱、后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设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以保障西北边疆的永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