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吐蕃王朝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算得上一个特例！
说真的，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能够称得上王朝的少之又少，但吐蕃王朝显然足以傲然在列。
一方面，它存在的时间足够的长，从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八月间，松赞干布统治下的吐蕃王朝第一次在松州（今松潘）城下和唐朝比划过一次后，直到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吐蕃王朝崩溃止，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吐蕃一直都是东亚、西亚结合部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另一方面，在和很多年代绵长但没有多少存在感的小国家相比，吐蕃王朝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然大物。
其疆域最大时，东方基本上与唐朝以陇山（六盘山）为界，河西走廊和陇右均被其鲸吞；
北部一直延伸到宁夏的贺兰山麓，与唐朝为争夺灵州（今宁夏吴忠市）进行过连番血战，甚至一度染指鄂尔多斯高原；
东南方向则收南诏（今大理）为属国，赐号“赞普钟”（赞普之弟），并攻下剑南的维州（今理县），时时威胁成都平原的安全；
版图西部，除了将唐朝在西域地区，以安西四镇为代表的羁縻州统治彻底瓦解后，还向中亚地区拓展，尽收当年唐朝的属国，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长期抗衡。在阿拉伯史料中，“吐蕃可汗”“吐蕃国王”是令其非常头疼的存在。
帝国正南方，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是种天然阻隔，湿热的印度次大陆气候也不适合藏族生存，但史料记载，吐蕃依旧至少两次派军队染指中天竺，爆锤当地国家于恒河岸边立铁柱标示领土边界。
难怪唐史记述，其领土“尽据象雄、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等州，南临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这足以看出，吐蕃在其国力鼎盛期间，疆域扶摇万里，东攻大唐、西拒大食，在亚洲地区堪称鼎足而三。
但就像题主所问，这样一个实力强横的大帝国究竟是如何崩溃的呢？
想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来分析解读。
先来说国际形势，在版图的东方，吐蕃和唐朝二百年的交往史上，见诸史端的战役多达一百九十多次，可谓无年不役。
公允的说，吐蕃强势期内确实把唐朝揍得够呛，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将大唐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大概也就只有吐蕃能够做到了。
以至于，每到秋季边境唐将都要大面积焚烧草原，以增加吐蕃骑兵补给压力的办法来削弱吐蕃的进攻，史称“秋防”。
但纵观两国的交战史，吐蕃之所以能够占据压倒性的战场优势，除了自然地理和兵种上的优势外，还有赖于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巨大消耗，是唐朝自己没玩好，被安禄山折了老腰，也怨不得别人。
其实，从唐太宗时的松州之战开始，直到玄宗天宝年间，唐蕃两国基本处于均势，吐蕃并没有取得绝对的战略优势地位。
虽然吐蕃军神论钦陵确实很能打，平生未尝一败，在“大非川、承凤岭、虎山”等地痛击唐军，数十万唐军战殁，唐史记载：“（唐军）尸骸高与天齐”。
但对于唐朝这种体量巨大的国家来说，一城一地之败并不足以让其伤筋动骨。这一点从唐早期，西域安西四镇屡废屡建便可见一端，唐朝并不是全无还手之力，武后朝唐将王孝杰、娄师德、黑齿常之都曾让吐蕃军队吃过很多苦头。
尤其是玄宗即位后，开元盛世让唐朝的国力急速提高，在与吐蕃的边境战争中也开始扳回一城，高仙芝、封长清、哥舒翰多有胜绩，尤其是哥舒翰硬拔石堡城的战例，足以说明天宝初年，唐朝已在河西九曲之地居于强势。
之所以回溯这些战例，并不是为了证明唐军有多牛逼，只是为了说明唐朝的战争潜力和国家韧性，这将是中晚唐时期，唐朝唯一能够依仗的优势。
但安史之乱的爆发逆转了两国之间的态势，之后唐朝只有躺在地上挨揍的份儿了。
但唐庭朝野也没闲着，他们也在时时刻刻琢磨如何削弱吐蕃的战略强势地位。德宗朝大臣李泌，便给皇帝献上了一条“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妙计。
难能可贵的是，居于中原的李泌，居然能够准确的判断黑衣大食的实力，并清楚的认识到大食和吐蕃的国家矛盾，他对德宗说道：“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并不是只有本朝用的顺溜，每个成熟的政治家都深谙此道。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法知道，这个战略联盟究竟是如何洽谈和协调的。但这个战略计划实施后，尤其是唐、回纥和亲后，回纥确实开始在西域和吐蕃死磕，而南诏国也如愿脱离了吐蕃的控制，重新成了唐朝的盟友。
从此后，虽然唐蕃交手，吐蕃依旧处于进攻者的优势地位，但向关中拓展的态势，不论是强度还是烈度都开始逐渐削弱。
公允的说，虽然吐蕃东挡大唐、西拒大食、北抗回纥、南迫南诏确实很豪迈，但双拳难敌四手，再好的身板也架不住一群饿狼上来撕咬，再说了吐蕃的身板也没那么好。
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始终都是吐蕃王朝的硬伤，当吐蕃疆域急速扩张之后，吐蕃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仆从部队。这些仆从部队自称“温末”，由唐人、吐谷浑、白兰羌等民族组成，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吐蕃藏族，人数多达数十万。在长期协作的过程中，各种族放弃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族群观念，开始以“温末”族群自居。
“温末”的形成足以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吐蕃军力已经捉襟见肘，藏族士兵不足以支撑其国家迅速的扩张，不得不以其他民族士兵进行补充，以解决一些低等级的军政工作。
除了军中仆从部队“温末”外，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唐蕃西川之战（渡泸之役）中，被唐军俘获的吐蕃俘虏中，就有“黑衣大食等兵”。
这说明吐蕃和大食在中亚确有战争，被俘的大食士兵被押解到川西军中继续服役。由此也可以看出，吐蕃军队人力资源匮乏的状况。
另外，这些自称“温末”的族群并没有很好的融入吐蕃社会。
虽然“温末”其中不乏吐蕃人，但显然这些人处于吐蕃社会最底层，并不完全认同吐蕃社会的统治。
这也正是，吐蕃王朝崩溃后，国家控制能力减弱，席卷全藏的庶民大暴动会在边境“温末”中爆发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从外部环境上说，吐蕃是被唐朝、黑衣大食、回纥、南诏拖垮的。
当然了，上述四个国家都和吐蕃有国家结构性的矛盾，因此，李泌的合纵连横之计，才是不折不扣、堂堂正正几乎无解的阳谋。
那么，吐蕃国内的形势，又是如何一步步推着这个庞大帝国走向悬崖的呢？
首先，吐蕃国内一直都没有很好解决王权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地方势力集团权势过重一直都是吐蕃王权的隐忧。
即便强如松赞干布，也不得不在其任内用大量的时间巡游四方，处理国内各地的矛盾和政务，更不用说其他后代赞普了。
在吐蕃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多位赞普无端死于非命，便能清楚的看到其国内政治斗争炽烈的端倪。每当政治矛盾不可调和，总有豪族大臣谋图以处理掉赞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足以看出地方豪强势力联合兴风作浪的威力。
而吐蕃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建立在王权和地方势力联合的基础之上，王权不可能脱离所有地方豪门的支持独立存在，因而地方豪门势力不过是兴替而已，并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式微。
更为严重的是，吐蕃的地方势力不但拥有广袤的封地，可以世袭罔替，而且在封地上还有相对独立的私人武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掌握了吐蕃边境军队的指挥权。
这导致，凭军功谋图朝中更重要的地位和通过战争掠夺为家族获得人口、财物资源成了一个可以通天的金光大道。
吐蕃晚期，以赞普和大论（宰相）为首的国家顶级官僚并不是不清楚，穷兵黩武已经导致国家内部入不敷出、满目疮痍，为此吐蕃多次和唐朝会盟谈判也是试图以此来给国家争取缓一口气的时间。
但作为边境将领来说，这无疑与其家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相悖，因而唐蕃两国出现了，国家层面使节往来热络，和平修睦之言甚嚣尘上，而边境线上依旧刀兵不断、烽烟四起的怪异现象。
除此之外，吐蕃国内出现了另一个显著的政治表象，这就是政权和教权之间的联合变得无比紧密。
说实话，我十分不愿意讨论涉及宗教的问题，因为总会有人无端和我辩论宗教如何伟大、如何博爱。
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但我相信所有开明的政治家都不会有意识的推动国家政体走向政教合一的方向，除非他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
当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后，国家的政治体制一定会固化到僵直的程度，这一点古今中外有很多非常明显的案例。
很遗憾，吐蕃中晚期的政治也走上了这一迷途，藏传佛教在桑耶佛诤中，先是斗败了原始的苯教，而后又将汉传佛教的顿悟派（禅宗）摒弃出局，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
之后的赞普开始在吐蕃国内大力弘法，相继出台了“七户养僧”等优待僧伽的制度，规定“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摇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甚至颁布了，“凡辱骂僧人者割其舌，以恶意指僧者断其指，怒视僧人者剜其眼”的律条。
尤其是赤祖德赞（热巴巾）时期，以娘•定埃增、贝吉云丹为首的钵阐布（僧相）成了朝廷中一言九鼎的大相，代表着佛教势力达到了吐蕃国家政治权利的顶点。
虽然，赤祖德赞（热巴巾）凭借其任内的“七户养僧”、“寺院属民”和“国家供养”（所谓“供养三宝”）三大制度，被后世所有教法史料交口称赞，得以和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并称为“吐蕃三法王”。
但公允的说，这些全力倾注佛教建设的国家政策，对吐蕃王朝的肌体是有害的。大量青年劳动力出家，以及巨量资金用于寺院建设，使本就岌岌可危的国民经济更加不堪重负。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在各种势力诉求之间游走，并谋图（王权）利益最大化是不二的法门，既所谓“平衡之道”。绝对不会有哪个君主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去平衡另一条板凳的事情。
就以松赞干布为例子来说，很多人都天然的认为，他是一个虔诚佛教信徒，因为是他修建了大小昭寺，供奉了释迦摩尼等身像。
但其实，他在修建大小昭寺的同时，还为另外三位王妃分别修建了寄托信仰的拜堂。
藏文史料记载：“为生育王子，松赞干布又娶象雄妃黎娣缅，弭药王之女茹妃洁莫尊、堆龙芒地尚论之女芒妃尺江，共娶王妃五人。五妃中的尺尊公主建大昭寺、文成公主建小昭寺外，象雄妃建青浦果巴寺、芒妃尺江建嘎泽寺与扎叶巴寺、弭药妃洁莫尊倡建的查拉如甫寺。”
这其中，象雄国所在地是苯教的发源地，很难想象象雄妃会信奉佛教，因而象雄妃所建应是苯教寺院无疑。
另外，为了平衡国内的苯教势力，松赞干布在建设大小昭寺时，特意在昭寺内外绘制苯教题材的壁画，添加具有苯教意味的宗教符号。
这才是成熟政治家的平衡之道，他本人确实需要通过引入佛教势力来消弭苯教势力过大的权重，但在手段上是以春风化雨、不动声色的妥协姿态完成的。
而不是，凭借王权的强势以扶持一方，砸碎另一方的方式来施行。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后世子孙不如乃祖多矣！
赤祖德赞（热巴巾）“暴力弘法”的结果，不但造成了国家资源的大量消耗（人力也是古代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也让国内同情苯教的势力极度抵触。
感觉被佛教动了奶酪的地方豪门势力再度联合起来，趁赤祖德赞巡游期间喝高了，拧断了他的脖子，终结了他的性命。
吐蕃三法王壁画
赤祖德赞被杀后，因其没有子嗣，其弟被参与谋杀的大臣扶上了王座，这就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国家内部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当他开始大规模推动灭佛后不久，便被刺身亡，据说动手的是一位佛教徒。
之后的事情，就和历代王朝落日没有区别了。朗达玛死后，二子分立，形成了两个王权政治集团互相攻击。
随着席卷藏区全境的庶民大暴动兴起，两个吐蕃王系各自凋零，散落各地形成了一系列地方小政权。其中，便包括著名的古格、拉达克、亚泽、芒域贡塘（今吉隆沟）、拉加里等小王朝，以及青唐（今西宁）的唃厮啰政权。
最后，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一个大帝国的崩溃必然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就像自然界的定律“动物不会因为个体的自然死亡，而导致种群灭绝”一样，大帝国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也很强。唐朝在历经安史之乱后，还能步履蹒跚的支撑一百五十多年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用将近五千字的篇幅，不过是将吐蕃王朝崩溃最明显的表征陈述了一下，一定还有很多导致其脆亡细节没法详述。
必须要明确一点，历史是有逻辑性和惯性的，如果吐蕃能够成功打破李泌的合纵连横是不是吐蕃就不会灭亡呢？
一定会的，因为这几个国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既都有向外扩张诉求。
那如果赤祖德赞（热巴巾）没有“暴力弘法”或者朗达玛没有“灭佛”是不是吐蕃就不会灭亡了呢？
答案还是一样会灭亡，因为吐蕃当时已经陷入了，对外扩张导致民生凋敝但可以获取财富和疆域、平衡和笼络地方豪门的精神需要佛教势力、兴佛耗费的社会成本又需要对外扩张来弥补的死循环。
当时的吐蕃，就像是一架狂奔的马车，谁都知道狂奔不能持续太久，但狂奔的动力还在，那狂奔就是可以接受的最佳选择，因为遽然刹车必然导致四分五裂。
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性和惯性，即便把末代赞普换成松赞干布也不一定能够逆转这种局面，就像曾有人假设把崇祯换成朱元璋是不是明朝就不会灭亡了一样。
当一个国家内部矛盾尖锐到，以刺杀赞普为解决手段的时候，估计就是再英明神武的君主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