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医药行业时不时冒出些新政策，但给我们的感觉是，2015年之后的医改基本上延续同一套蓝图，而且内在逻辑都是自洽的。

当前的核心大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主动去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积极地提前地为潜在冲突风险做准备。比如2015年起，医药制造行业就开始强调核心产品的自主可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真正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需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才有机会让世界格局真正朝着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去深度演进。假设前面逻辑成立，我们要相信“高质量发展”对于国内政策的绝对核心地位。

从海外先发国家的经验来看，在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动力衰竭之后，只有转型成为真正创新驱动的经济体才能开启有效的第二增长曲线，才能延续持续的经济增长。

于是，就有了之前在月报里探讨的：中国借鉴美国1980s年代前后的成功转型经验，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变革。按我们的理解，核心是3块：一是产业端改革，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让供给要素与产业更好对接，通过促进要素流通来促进竞争，通过促进要素重组来促进创新；二是科研端改革，通过类似拜杜法案这样的政策，将科研院校内庞大的“智力资源”与产业对接，为可持续的创新提供真正的不竭的后续源泉；三是金融端改革，通过改革资本市场、壮大股权资本发展，让社会资源更好地直接对接科创企业，为科创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社会资源支撑（金融能调动社会资源）。

但向创新转型是有代价的，创新转型的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制造“创富大潮”来吸引资源来科创领域冒险、探险。所以，美国1980s年代改革之后崛起的不管是信息技术浪潮、还是生物科技浪潮，都创造了一大批新富巨富，他们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国既想摸美国的石头过河，又想利用后发优势，避免美国的历史中展现的弊端，这就需要在坚定推进以“向创新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国策基础上，配套上“共同富裕”的追求。

为什么2015年的药监药审改革，一边逼着仿制药企去做一致性评价放进来一大堆竞品，另一边又是各种优先审评加速支持创新产品？一边是严查临床数据造假，另一边又是各种鼓励医院向药企研发开放临床资源开放？

为什么2018年后的医保支付改革，一边是仿制药1块钱1片的仿制药还要往1毛钱1片去降价，另一边是某些临床价值突出且格局良好的创新药医保局还是给了15万-25万/人年的定价？

这里的关键是：好的改革，既不是简单的“破”，也不是简单的“立”。只“破”不“立”，会引发行业的消极怠工和强烈反弹；只“立”不“破”，原有体系的惯性太大，追随意愿不大。

比如，美国1980s年代在里根任内推进的2项深度改革法案，奠定了现在看到的美国现代医疗体系的基础。这两个改革，一个是上游药监环节的“HATCHWAXMAN法案”，一个是下游支付环节的“DRG法案”，内容和机制都很不一样。但在“有保有压”或者说“恩威兼施”上是非常相似的。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制药行业和医疗机构，“自愿地”朝着改革意向的方向转变。

同样的道理，2017-2018年的时候，如果只是鼓励创新，效果大概率是打折的。但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破坏掉靠着简单的品牌仿制药就吃香躺平的可行性，产业界才会快速形成“只有创新才有未来的”强烈共识。

反腐也是类似逻辑。

政策如果只“立”不“破”。就算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别整天盯着渠道想着营销；要把资源和精力都放在产品上，放在临床价值上，放在为患者真正创造有质量的生存改善上。可如果企业好好做产品，还不如塞塞红包走走后门赚得更多更轻松，为什么要主动做“出力不讨好”的艰难转型呢？如果大家都在插队，为什么不也“一起去插队”呢？

这时候，就需要在政策上又“破”又“立”。不仅用政策扶持和鼓励那些真正追求临床价值的企业和产品，同时用各种制度和手段打压那些的偏门左道的盈利途径。那效果一定比“只立不破”要好得多。

“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就像2018年“仿制药集采+创新药扶持”两个政策一起用，才能让产业强烈意识到创新才有未来一定。现在的“反腐”和“鼓励临床价值”两个政策一起用，才能让产业强烈意识到追求真正的临床价值才能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