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一位多年好友 @勇敢的将军 一起探讨创新投资方法论，摘录留存双方探讨过程中的一些思考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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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观点：方法论需要建立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之上，要结合人生观、世界观，去理解价值观。有怎样的世界才有怎样的价值。
未富先老的中国，不创新不行，全球都在放缓，需要对增量价值而非存量价值建立投资的信仰。
“市场先生”+“内在价值”+“安全边际”，这个是共同的基石，但不同时代背景会推导出不同的方法论，比如：
1. 格老年代，信仰“资产的价值”，关心价格和价值的差异。
——1930s年代，活着就好，悲观中孕育希望，关心资产负债表和账面价值，无序的市场先生。
2. 巴菲特年代，信仰“已有需求的成长价值”，关心竞争性差异ROE和成长惯性。
——追求市场地位中隐含成长惯性的公司；1980s，美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美国公司市场增长和全球化拓展；“护城河”隐含了成长惯性的共性因素；“无形资产”带来竞争性差异ROE，比如“品牌与管理”、“技术与管控”。
3. 张磊、沈南鹏、徐新们的时代，信仰“发掘新需求的新价值”，关心新价值的创造。
——新世纪，互联网、科技应用爆发，叠加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理解驱动的关键因素和变量，顺势而为。
更好地满足存量需求，就是体现差异ROE。能满足新增的需求，就是把握行业发展脉搏和新技术打开新市场的可能。
我们的看法：从这个角度，我们之前所总结的医药行业断代史，可以被另一视角解读。
a、美国1960s之前，中国1990s之前，行业细碎而杂乱，未形成统一大市场。然后医改进行了规范化，规范化会带来统一大市场的问题，在统一大市场背景下，会有一波“品牌化”的集中的过程，因为品牌和规模可以提升社会整体效率，降低交易的摩擦成本；
b、“品牌化”在统一大市场的初期是效率的积极提升者，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品牌化和规模化带来的固化会成为社会效率进一步提升的阻碍者，美国1980s和中国2010s都推动了一次深度变革，核心就是推动“去品牌化”和“创新化”；
c、创新也许也会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和公平性的损失），但至少对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的世界和中国来说，创新是解决困境的核心思路。就像物种进化一样，生物体总是会找到更适应当下环境的方式来活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也是个有机体，它可能也会以类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适应当下环境来活得更好，来让社会效率不断提升。
一斑窥全豹，医药行业发生的变化，会不会是全社会变革的缩影？
很多行业只是没有医药这么依赖政策，靠市场自发行为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比如在一些消耗性消费品种，对消费者来说，随着社会整体制造水平的提升和整体社会规范水平的提升，对品牌的信任依赖在淡化，新品牌也有更多机会得到被初始尝试的机会。
同时人们在基础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延伸“更美好生活的需要”的问题，对性能提升的需求在提升，而品牌与规模的自固化倾向意味着在那些容易产出变化的领域，变革更可能来自新势力。品牌依赖下降而性能/体验诉求提升，在一些容易变革的领域，加速了“去品牌化”的过程，让行业核心逻辑由“品牌驱动”开始向“创新驱动”去转变——原来品牌集中就能体现效率提升；现在创新突破才能提升效率。
“品牌驱动”对存量王者更有利，核心逻辑是不变；“创新驱动”对增量新势力更有利，核心逻辑是变化。
这也是为何张磊说巴菲特投的是不变，而他投的是变化。
假设我们可以接受上述底层理念的转变，那问题就变成了该如何投资“创新驱动”。
1. 改变底层信仰——首先要把“品牌信仰”，转变成“创新信仰”。（关心格局的变革进攻者，而非格局的既得守成者）。
2. 调整核心工具——其次对核心工具进行改造，相应调整现金流折现模型，适应创新的远端不确定性和概率问题。比如创新药的峰值折现模型，它核心是为了解决每款创新药上市后只有5-7年生命周期（谁也说不清未来会变咋样），和在研创新药的成药概率（可能吃香喝辣-也可能喝西北风）。
3. 在变革信仰，调整工具的基础上，最核心的工作可能是选择方向和阶段——至少就这2年看医药创新的感受来说，雷军说的风口，张磊、沈南鹏、徐新一遍遍强调的赛道，可能确实是先决的关键。还未完成逻辑验证的领域，进去很容易成为先烈；而充分完成逻辑验证再进去，又可能成为跟风的泡沫，这里的“窗口期”似乎非常重要。好在创新是个典型“逆集中”的过程（至少医药创新整体是这样），不存在龙头垄断的问题，每次大的新技术突破，引领的基本全是新物种；然后创新点又多，所以机会是不断涌现的。越大的技术突破，越体现时代进步方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