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网页链接，提出了因为企业主的收入远超消费支出，因此形成的储蓄会给经济总需求制造需求缺口。
如果企业的股东不是本国人，而是外国人，比如德国大众、德国宝马，那缺口问题的弥补就更为复杂了。德国大众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赚取的投资收益，如果不扩产的话，这笔钱是不会在内地花的，而会汇回德国。这种外资股东将利润带出东道国的行为，往往会直接形成东道国的需求缺口。这种情形常见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在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会以FDI的形式贡献一次性的需求和GDP，等企业经营产生利润后，利润回流发达国家，就会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产生一个持续得需求缺口。
中国来自海外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可以根据历史累计FDI来计算，按照成本算超过了1.5万亿美元，按现价计算的价值，有专业机构估计是在5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些资本每年赚取的利润，一部分会继续在国内就地转化为投资。剩下的如果汇出境外，其带来的需求漏损，就需要我们通过贸易顺差去弥补。2020~2022三年间的贸易顺差将近2万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并没有增加，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跨国公司将投资分红出境了。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贸易顺差，那将会看到外汇储备的持续下降，同时伴随的就是总需求由于缺口而持续萎缩。
发展中国家为了弥补这种跨国公司造成的需求缺口，常见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办法，是通过贸易顺差，用净出口来弥补这个需求漏损。比如让德国人买中国的玩具、服装等工业品。从资金的角度看，因跨国公司利润流失出去的外汇，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回来了。
第二个办法，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钱，形成被动的外债。这就是很多非常努力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外债的阴影下，时不时陷入到货币危机、汇率危机之中，比如东南亚、土耳其、巴西、阿根廷、斯里兰卡等。
所以贸易顺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作用，是弥补因为跨国公司利润回流而带来的需求漏损。如果这个漏损的需求无法得到贸易层面的弥补，转而寻求金融层面的弥补，注定有算总账的一天，金融层面多数体现为金融危机、汇率贬值等，经济层面则经常被归结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看这个国家在贸易上是否有持续的顺差。比如韩国等东亚国家因为有足够的贸易顺差，不需要依赖于外债，所以汇率一直稳定，也顺利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汇率大幅贬值的发展中国家，多数是因为缺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不足，外债偏高所累积的风险，近的有斯里兰卡、土耳其等，远的有东南亚、阿根廷等。即使像俄罗斯被国际社会制裁，因为有能源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所以制裁的结果并没有体现为金融层面的严重后果，卢布汇率甚至比战前升值了。
对于拥有众多跨国公司的欧美发达国家，则没有发展中国家这种缺口的存在，反而存在巨大的投资盈余，途径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的FDI产生的利润，比如肯德基、星巴克在全球各地的分店，就在源源不断地为美国创造盈余，这些盈余对应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缺口。也许我们每喝一杯星巴克咖啡，就必须出口一粒纽扣，才能实现外汇平衡。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其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有11万亿美元，根据国际收支口径，这些投资的收益回流每年在6000亿美元左右，现金收益率为5.5%。这6000亿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一笔巨大的需求缺口，而对美国来说，则是需求盈余。这笔盈余都不一定需要汇回去，美国人就可以花，因为肯德基、星巴克的股票市值会上涨，为美国人的各种退休金、年金、基金账户充值，只需要美联储提供与市值匹配的货币即可。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只需要印钞，就可以一直在进口在消费，一直逆差好像也没事。虽然发达国家内部也会因为股东参与收入分配从而引起需求缺口，但可以依靠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赚来的巨额盈余，可以大大弥补其内部缺口，对需求萎缩起到缓解的作用。事实上，美国贸易逆差最高的年份也就是8000亿美元，多数年份在6000亿美元左右，靠其数量庞大的跨国企业在全球经营带来的投资盈余，基本可以弥补。这才是美国为什么可以持续贸易逆差，却不会出现发展中国家常见病，或者不会崩盘的主要原因。
全球经济存在一个PRC（produce、resource、consume）循环，商品从最初的中东澳洲等资源国，流向东亚这些制造国，最终流向欧美消费国。资金则反过来，从欧美消费国流向东亚制造国，再流向资源国，所以全球外汇储备基本上集中于制造国与资源国手上。如果循环如此简单，是无法持续的，因为资金不可能单向持续从欧美国家流出而不枯竭。实际上，存在一个更隐蔽的资金流向，就是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营，将东道国的利润回流欧美国家。所以，支撑PRC循环得以持续运转的，是背后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是欧美近代几百年科技文明的遗产。就像是祖上留给后辈的房产，可以让后辈们可以坐收房租，将发给打工人的工资再收回来。
扩展开来，将PRC循环与跨国公司合并起来，可以将全球的国家根据贸易与投资的情况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是靠祖上积累过好日子的国家，包括拥有众多跨国公司的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沙特、澳洲等资源国家，可称之为躺赢国家。第二类是缺乏资源，也放弃过好日子愿望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过着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生活，可称之为躺平国家。第三类是缺乏资源的国家，却想过上欧美发达国家生活，于是将人力资源当作矿产资源用，可称之为内卷国家，比如韩国。
PRC循环基本上是绕开了缺乏贫乏国家，这些国家自身没什么资源，靠自己是肯定过不上多好的日子。如果想享用飞机、5G、石油等现代生活，那就需要拿东西去换，首先是需要外汇。外汇要么靠贸易顺差，要么靠借，对于贫瘠的国家来说，都难。那就剩第三种路径，给富国打工，在无法移民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在本国造好，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卖给富国，形成贸易顺差。
根据韩国前驻华大使张夏成的专著《韩国式资本主义》与陶然教授的《人地之间》，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韩国貌似发现了国际贸易的窍门。通过尽量压低工业品成本，在欧美国家的需求面前，用价格竞争将躺平国家挤出去，像极了医药集采。至于压低成本的手段，通常包括出口退税，压低工业地价，汇率低估等政策，免除企业的税收、土地等成本，实现居民对出口企业的补贴。2021年的数据显示，几项补贴金额相当于出口额的30%，全国企业利润的50%，远远超过出口商的利润总额。而大量的资源贫乏国家，没有这么做，不是不想，是不能。发达国家依靠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坐收投资盈余，而顺差国家通过努力给发达国家打工，赚取收入，弥补跨国公司带走盈余造成的缺口。两者关系，类似于员工租老板的房子，辛苦打工从老板那里赚点工资，交下房租，又回到老板手上了。
从人均GDP数据看，韩国与意大利、西班牙相当，比沙特高了近50%，但GDP发展模式却不一样。就像两个年轻人都是年收入百万，一个靠打工来的，一个靠收房租来的，生活品质与压力差别还是不小的，这种差别最终反映在了生育率上。韩国的超低生育率，实际上是矿产资源贫乏国家，改用人力资源获得贸易顺差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说贸易顺差是需求缺口的一个治标药方，那低生育率就是这副药方的副作用。只是这个副作用相对隐蔽，历史上也不多见，不像货币贬值、地产泡沫、产能过剩那么招摇那么频繁。
用跨国公司与贸易顺差来理解发展中国家需求缺口的逻辑，也可以借用来理解国内的地方经济。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存在大量的企业总部，这些企业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将利润汇总到总部所在地。而在一个普通县城里的经济循环中，像电信、银行、肯德基等网点所赚取的利润，都被汇总到大城市总部去了，这就给原本能够封闭循环的经济出现了需求缺口。
要想弥补这种缺口，一个办法是贸易顺差，即将本地特产卖到外地去，实现资金回流。二是举债形成地方债务，来弥补缺口。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发达地区上交中央财政的资金，划拨到县城来，弥补差距。如果这些办法仍旧无法完全弥补缺口，那需求就会持续萎缩，本地从业人员的收入也会随之缩水。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迫移民，从小城镇移民到大城市去谋生，形成超大城市。例如汉城、雅加达、墨西哥城、开罗、达卡、金沙萨、卡拉奇等千万人口城市。
90年代国内兴起过乡镇企业热潮，乡镇企业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活动，将商品卖给城里人，获得收入，这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只是乡镇企业由于受限于自身资源禀赋，效率与竞争力不如城里的大企业，最后农民更优的路径是移民去城里的大企业打工，形成了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但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就没有移民去发达国家打工的自由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国际贸易赚取顺差一条路。只是国际贸易这条独木桥容不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挤满了内卷国家，挤不上的国家只能躺平。
移民与需求缺口的关系除了穷人的工作移民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是富人的移民，对于移出国会形成一次性的缺口。对于移入国则是一笔可观的投资盈余。比如2022年美国吸引的移民超过100万人，如果每人带来60万美元的资金，对美国来说则是6000亿美元的盈余，可以对冲其每年6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与之对应的，移出国则产生了6000亿美元的需求缺口。除了美国，还有现在的新加坡、过去的香港、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都是受益于这种带资移民的经济体。目前这方面的典型就是三亚，也受益于这种移民，对应受损就是东北三省。
总结一下，有跨国公司的国家可以躺赢。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必须内卷。两项都没有的国家，只能躺平。当今世界，想赚全世界的钱，我们需要贸易顺差，但更需要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