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者互动中更多依赖于情境化的互相感知与预期，因此拒绝沟通的机会往往被严重限制，很多时候拒绝沟通就意味着强烈的冲突。而不在场者借助于文字等远距离沟通媒介的帮助进行沟通时，因为时空的分割与距离的存在，非在场沟通者就有了冷静反省的机会，各种怀疑和拒绝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强。拒绝的能力和手段都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在主流社会之外，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和非主流就有了更多的容身之所。这就给社会的演化储存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中国社会的演化中，印刷术并未发挥出其在西方社会演化中的作用。但最近四十年间迅速普及的各种新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媒介，也许将发挥当年印刷术在西方社会演化中发挥过的作用。全国性沟通网络的涌现，不但带来诸多经济和发展红利，以及各种规模优势，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风险和挑战。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系统对个体的赋能同时伴随着对个体施加各种规范性束缚的神圣传统的消解，这就意味着，个体正不断走向自我化，从而越来越成为进行理性计算、自我决策的个体。更抽象地说，当要素之间联系起来之后，各要素都是自我决定的，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超大规模复杂的社会，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风险社会。
这样一个分布式计算的超大规模风险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非一目了然的社会。无论任何人，无论身处社会的何种位置，都很难真正做到居高临下地俯瞰整个社会，并将整个社会一眼看透。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导致了社会的各种不透明出现。这对于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来说，当然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个人日益从各种各样的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出来，从而越来越面临着孤独地面对整个抽象现代世界的生存处境，孤独和竞争性焦虑变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在这样一种处境中，如何可能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人的个体伦理学，从而实现当代中国人的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成了一个非常艰巨而又重要的问题。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沟通媒介，尤其是各种传播性的沟通媒介对于这个正在出现的超大规模复杂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性媒介乃是这个社会出现的根本原因或唯一原因。
社会演化的复杂性往往远远超过我们的观察和估计，多数时候，社会的演化和变迁往往是多种原因、多个因素、不同面向的事实非共谋地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例如，居民身份证制度对于中国内部人口流动的意义显然并不弱于交通媒介的作用。而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义务教育系统的建立和成功，由此导致我国人口基本素质大幅度提升这一因素也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