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的于向东对中国八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一个观察和解释就特别有意思。当我们观察和解释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合法化等重大政治决策的做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此之外，于向东还观察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县乡级公路网络的建设和完善。他指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这一条条乡村土路的开辟与互联，像毛细血管一样，使得当时乡镇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农产品能够以初级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的方式连接到更大的经济网络之中。
这个解释富有启发性。如果人口与人口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不能够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进一步连接到更大的经济网络中，则由这些人口和地区所并列组合而成的数字的庞大就没有经济的意义和重要性。恰恰是此种人口与人口之间的连接可能性与连接的形式，对我们观察和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成长更为关键。
可以进一步说，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口、地区性资源等生产力要素被更快和更好地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多层次的互相作用的经济网络，中国的体量规模潜力才真正被释放出来。
于向东的观察特别着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面向，但中国社会四十多年的演变，并不局限于经济面向，而是全面的社会变革与演化。因此，该观察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释经济发展，更可以启发我们观察中国近四十多年来社会整体的演化。
由于传统中国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局限，以及编户齐民等户籍制度的作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性并不强。这就意味着，在传统中国，大量的沟通都是本地化的沟通，那种跨地域的、远距离的沟通，往往局限于官僚系统、宗教系统、文人系统等狭隘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演化的诸种特征与局限性。
晚近四十多年，此种状况发生了激烈变化。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初级乡村公路系统的建设，在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经济的振兴中发挥了非常关键而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航空运输系统、高速公路系统、电子通信系统的快速发展，已经进一步将中国社会不同地区和个人关联起来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史家和媒介理论家哈罗德伊尼斯早期的一项研究。哈罗德伊尼斯在研究加拿大铁路网的历史时，并不仅仅将铁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放到经济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将其看作是某种运送人口和货物的方式，同时也将铁路网看作是传播信息的沟通媒介。
因此，在哈罗德伊尼斯的视野中，铁路网的建立和完善，也有着远超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启发了后续学者对媒介的理解和研究，让许多学者都看到了诸如铁路等交通运输系统对社会演化结构的潜在巨大影响。
三
那么，铁路、公路、航运、通信、互联网等演化成就的涌现，除了在经济层面释放中国的规模潜力，形成中国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之外，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化究竟有何重要作用呢？
答案当然是复杂的，因为社会演化的复杂性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观察，也远远超出本文容量。尝试给出的一个大为简化的答案也许是：它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