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性乃是一个具有直观属性的事实，因此具有充分的经验感受性。就规模这个概念而言，人们通常的经验感受就是体积或数量的巨大。因此，当多数人在观察和讨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时，它多数也是指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然而，空间意义的体和人数意义的量，二者并非总是一致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空间意义上，从国土面积来看，俄罗斯差不多是日本的四五十倍，但二者的人口数量却基本上在一个等级。此外，即便同时在体量方面占据优势，也未必就意味着规模优势。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艰难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如果纯粹从体量规模的角度观察，在制度和实力的较量中，日本应毫无资格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事实上，以战争这种最极端方式所展开的综合国力较量中，中国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绝对劣势。这促使当时的军官黄仁宇围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展开了痛苦的反思和再观察。
黄仁宇因此更强调规模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与复杂性。许多人在观察和思考中国的超大规模时，往往也特别受此种观察视角的影响。例如，他们指出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导致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种族、宗教、文化、经济、生活方式、道德等方面差异极大，从而大大增加了治理难度。
在此种视角中，空间规模被类比于动物体积，而各种组织，尤其是政治组织，则类似于动物的骨骼结构。因此关于规模对治理的挑战所形成的规模负荷，就类似于动物之骨架所承受的身体负荷。所以，通过此种视角的观察所形成的结论，首先是规模的不可能性，但是如果当超大规模已经变成不容否认的事实时，则不得不将其理解成某种不正常的病态。此时，规模的发生并非基于内部发展的正常需要，而是迫于外部环境压力与情势下不得不然的被迫接受。
此种研究的基本范式，就是用正常组织社会学的各种既定标准，来勘测超大规模在正常组织的正常承受能力和功能发挥方面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大量的中国特殊论，基本上也都是在此种思考范式的基础上的各种发挥和延伸。
二
此种关于中国超大规模性的理解，尤其适合组织社会学层次的分析。它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时面临的诸多内外部约束和挑战，特别具有启发性。但它也有自己的缺陷。因为在此种分析框架中，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基本上是被作为约束性的规模负荷而发挥作用，因此它就解释不了中国超大规模性的另一面，即中国超大规模性带来的并非仅仅是规模负荷，同时它也是造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重要因素，并且恰恰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为中国庞大的消费人群和市场规模的优势提供了基础。
通过中国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所带来的规模优势，来解释中国晚近四十多年经济增长的奥秘，这当然没有错，但失之于宽泛。因为，即便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其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也已经远远超过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但这并没有在中西竞争中带来比较优势。
光靠统计数量仍然解释不了中国发展的奥秘。数据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信息，隐含在数据之中，甚至逃逸于数字之外的结构问题，才是解释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