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海狗短暂且轻微的跌破了13元，ccfi再涨3.3%，scfi下跌132.42点，已连续两周下跌，看来，运价的拐点将至，是保持在这高位震荡一阵呢？还是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呢？夏天还没过完，多事之秋就到了。
本篇文章超级长，也没什么可看的，建议你要是不愿意看外面的鬼故事，可以过来打发打发时间。
上周发文，《水手都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陈sir的评论挺有道理的，我截图发出来。
很多时候我都提醒看我文章的人，我持有海狗的成本是很低的。但其实，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当你买入之后，何时卖出以及该不该继续持有都和买入的成本没有任何关系。这话不仅仅是陈sir说过，很多投资大佬都说过，比如巴菲特。
忘记成本才是理性的选择，但是，人真的可以理性吗？大A真的有理性吗？又有几个人能真的做到忘记成本呢？如果有？那么本周涨停的川大智胜又如何解释呢？曾经的小作文选股，如今的川大智胜，都真切的告诉我们，大A投资者非理性的占多数，大部分人都是用直觉做判断，用理性给直觉找个合理的借口。所以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大A还在3000点附近。
不过，即便我知道持有和成本没太大关系，但我在加仓的时候，也从来不往成本最低的那个主力仓位加，都加到别的账户。因为这样，即便海狗大幅下跌，那个账户永远都是盈利百分之几百，而别的账户我可以不打开。看到下跌，恐慌才是一种常态和正常反应。就好比，你要抵御诱惑，最好的办法是远离，而不是考验自己。
因为：非理性，才是人类的常态。人性之中有理性，但不可能将理性变成所有人性。
试想这样一个问题，保释官在审阅保释申请时，什么因素会对他的判断造成显著影响呢？是申请的内容？还是阅读顺序？亦或是阅读申请所用的时间？
以上这些可能的答案也许你的脑海中早已浮现过了，但很显然，它们并非我要讲的正确答案。
有专家对此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选择了8位不知情的以色列保释官作为受试者。
这些保释官每天都要审阅保释申请，而且不是按这些保释申请的时间顺序审阅的，他们在每份申请上所用的时间很少，平均只有6分钟。（弃权相当于拒绝保释，只有35%的申请能获准通过。这些保释官作出每个决定所用的时间都有精确的记录，而且他们一日三餐的餐歇时间也有记录，分别是早餐时间、午餐时间和午间休息时间。）
这项研究的设计者对两次餐歇间所能获得批准的申请数量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每次用餐过后，获得批准的申请数量都会增加，有约65%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在保释官下一次用餐前的约两个小时内，批准率就开始稳步下降，在用餐之前刚好达到零。
如你预想，这种结果令人难以接受，但各位设计者已经认真审核并排除了很多其他的原因。对这个数据最合理的解释却带来了负面信息：又累又饿的保释官容易否定保释申请。疲劳和饥饿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决定。
这个结果是否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呢？谁会想到有关保释这样重大的申请，其通过率居然和保释官的肚子有关。
下面来看一个简单的问题。别费力去分析它，凭直觉做做看：
球拍和球共花1.1元。
球拍比球贵1元。
问球多少钱？
你可能会马上想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当然就是0.1，即1毛钱。这道简单的难题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能引出一个直觉性的、吸引人的但却错误的答案。
计算一下，你就会发现。如果球花费0.1元的话，总共就要花1.2元（球0.1美分，球拍1.1元），而不是1.1元。正确答案是5分钱（即0.05）。
不知道你是否回答正确了，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多年前就有教授对众多大学生进行了测试。上万名大学生都回答了这个球拍和球的问题，其结果令人吃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中50%以上的学生给出了这个直觉性的错误答案。在声誉稍差一点的大学里，则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验证答案就脱口而出。
从这两个案例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似乎人类的思考、判断在第一时间都是使用直觉的，同时人的直觉貌似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还会被一些看似无关的因素所影响，这其实和多数人炒股是一样的。
很多人对于股票的判断是基于直觉的，而不是理性分析。很多时候你看他给你分析了一堆，其实就是感觉来了。用自己的理性强行为自己的直觉做辩解，仅此而已。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从这本书中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它就是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
这绝对是一本重量级的书，因为不仅它的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本书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年出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54年毕业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获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
2002年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8日15时30分，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教授卡尼曼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Vernon L. Smith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尼曼是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得奖。Vernon L. Smith是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而得奖。
丹尼尔·卡尼曼的主要成就是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
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
卡尼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
卡尼曼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他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下面就来讲讲本书对我的启发。我将从书中的主线内容开始，一步一步来进行阐释。
基础定义——决策系统是什么？
想弄明白一件事，当然要从它的最底层的定义讲起，于是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决策思维系统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只有在了解了这个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去阐述接下来我们所面对的种种决策行为。
不少科学家对于人类思维模式都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作者引入了“系统1”和“系统2”来描述人类的决策思维系统。
系统1：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
系统2：是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系统2的运行通常与行为、选择和专注等主观体验相关联。
下面举个例子，比如说识别一张人脸的表情，正常人几乎不需要任何思考，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表情是什么了。这时用到的就是系统1，正常人是不需要进行复杂思考就可以感觉到对方表情意义的。
但如果是涉及到类似67×87这样的复杂运算，靠系统1显然无法给出准确答案。这个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对问题进行计算，然后给出答案。而这正是系统2所擅长的事情。
不过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事情，它们一开始依靠系统2，但后来转变为了依靠系统1。
比如开车这件事。老司机可以很熟练的应对各种情况，但新手却很容易手忙脚乱，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老司机已经将开车的各种操作活动归入了系统1的管理范畴，在大脑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可以完成操作。而不是思考之后才进行操作。
但新手仍然需要调用自己的系统2来分析各种情况，从表面看就是不熟练的迹象。
总结来说，系统1和系统2的主要区别在于注意力的调用。系统1无需集中注意力，而系统2刚好相反。
同时，由于系统1是无意识且快速的，所以系统1是始终处于待机状态的，这意味着它没有开关，随时启动。而系统2却刚好相反，它需要调用你的注意力，所以通常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火力全开。
换句话说，当系统1遇到麻烦的时候，系统2才会启动。就像刚才所说的乘法题，系统1无法给出答案，这时候系统2就会激活。另外，当你遇到反常的事情时，系统2也会激活。比如遇见了会飞的狗，一蹦一跳的乌龟。
协作模式——偏见产生的根源
当我们对大脑思维模式进行了定义之后，接下来就该了解一下这两个系统的运行模式，看看这两个系统是如何分工协作的。
这里先要阐明一点，系统1和系统2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系统，只不过是为了大家理解大脑运作方式而虚构的一种方法。
既然系统1和系统2是描述人类大脑思维决策模式的，那么它就离不开大脑这个实体。而对于人类大脑来说，它就像汽车的发动机，它的正常运转是需要耗费巨大能量的，同时它的运行速度是有限的。
大脑无疑是人体耗能最大的器官，这个体积重量占比并不大的器官，却要耗费人体总能量的20%以上。耗能如此巨大的系统当然需要有一种节能模式，这当然就是系统1随时待机且无开关，系统需要特定时候才能启动的原因。
由此我们会发现，大脑运行的最好方式就是：能不用脑，就不用脑。
所以，对于我们的大脑系统来说，系统1才是真正的主角，系统2才是名副其实的配角。日常中大量的判断与决策我们都是靠系统1来完成的，很多事情一开始依靠系统2，但随着熟练度的逐渐增加，这项工作就会交由系统1来全权负责。
而这背后是人体对于大脑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
系统1虽然有不耗能、随时待命的优势，但它并不能处理复杂问题，同时它自身也容易出现偏见和误差。
直觉容易出错的情况，相信多数人都经历过。比如说下面这幅图。
乍看这幅图，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两个不同长度的线段，以及线段两端有不同的箭头符号。
但如果你曾经见过这幅图，就会认出这便是那幅著名的缪勒–莱耶错觉图，要证实这一错觉很简单，只需要找把尺子量一量，你就会发现其实两条水平线是等长的。
这便是系统1经常容易犯的错误。
当系统1出现这样的错误时，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启动系统2，系统2可以对系统1的错误进行纠正。但系统2并不是可以时刻启动，同时系统2在启动的情况下，也会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
系统2受限的最直观的一个现象就是：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十分有限，且当一个人专注于某件事的时候，他会忽略其它事物。
这一点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多多少少的意识到，比如即便是老司机，如果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或是跟邻座的人聊天，那么也极有可能发生事故。
这说明，系统2可以调用注意力，可以从事多项复杂的任务，但这一切是有上限的，同时在系统2专注工作的时候，会根据它所处理的任务的难易程度来占用系统1的资源。
比如，你当然可以一边聊天一边走路，聊天和走路的同时进行也意味着系统1和2同时运行，但如果这时候你不是在闲聊，而是谈到重要的问题，你走路的步伐一定会放缓。就如同，一边跑步一边计算2+2等于几，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计算142×89这样的问题时，你可能不得不停下脚步来思考。
在《看不见的大猩猩》一书中，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尔·西蒙斯两位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具戏剧性的证明。
他们设计了一部两队传篮球的短片，其中一队穿的是白色球衣，另一队穿的是黑色球衣。观看短片的人需要数出白衣球队的传球次数，忽略掉另一队传的球。这个任务比较困难，需要完全投入才行。短片播到一半时，一个套着大猩猩服装的女人出现了，她穿过球场，捶着胸，然后继续走动。这只“猩猩”出现了9秒钟。上万人看了这部短片，其中约有一半人并未注意到有什么异常。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计数任务——尤其是那个忽略黑衣球队的要求——造成了这种屏蔽。若没有那项任务，所有观看短片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只“猩猩”。观看和定位是系统1的自动功能，但在执行时需要将一些注意力分配给相关的刺激物。
该书的两位作者提到，在这项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知道结果后的吃惊反应。那些没有看到“猩猩”的观众刚开始就确信场上没有“猩猩”——他们很难想象自己会错过这件吸引人眼球的事。
这个关于“猩猩”的研究阐述了与我们大脑相关的两个重要事实：我们会忽视显而易见的事，也会忽视自己屏蔽了这些事的事实。
由此可见的是，系统1与系统2虽然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这套系统并非无懈可击，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偏见的来源。
表现形式——理性终究不存在
当我们了解了运行模式之后，就需要分析一下在这种运行模式之下，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对我们常犯的偏见进行总结。
将作者在书中所列举的偏见进行归类，我们大致可以看到7个基本偏见，你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七宗罪”。
第一种是典型性偏见。
琳达，31岁，单身，一位直率又聪明的女士，主修哲学。在学生时代，她就对歧视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较为关心，还参加了反核示威游行。那么，琳达更像一名（普通的）银行出纳，还是更像一名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
披露的细节越多，大家就更加倾向于选择琳达更像一名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但问题来了，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的集合包含在银行出纳的集合之中，因为每个持女权主义理念的银行出纳本身还是银行出纳。
因此，琳达是位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的概率，就一定比她只是个（普通的）银行出纳的概率低。当你想更加详尽地说明某个可能的事件时，只能降低其概率。因此这个问题使典型性直觉和概率逻辑两者对立起来。
这便是典型性偏见，我们通常会所认为的大概率，其实和真正的概率结果正好相反。
第二种是可得性偏好。
在这种偏好的影响下，我们通常只会看到眼前的现象，而忽略了背后的原理。
比方说最近刚刚发生了一起空难，大家便会在出行时尽量避开乘坐飞机，但其实从总体的事故概率来说，飞机远比汽车等交通工具更加安全。
对于这个偏见利用最好的是恐怖主义，这可能有点超乎你的想象，但事实确实如此。恐怖袭击对人们带来的恐慌是十分巨大的。但如果从概率的角度出发，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数也远少于交通事故身亡的人数。
在这里我们会把容易出现和概率较高相混淆，从而造成误判。
第三种是因果性偏好。
对于人类来说，明确的因果关系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动脑去理解，当然这也就符合了我之前讲到的人类用脑原则（能不用脑，就不用脑）。
所以系统1对于因果关系的渴求可谓是偏执。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忽略概率而被虚假的因果关系所蒙蔽。
比如很多人就喜欢给随机独立事件找因果关系，比如一枚硬币连续抛出了10次正面，问它下一次是正面的概率大还是反面的概率大。对面这个问题，很多人会从直觉出发认为反面概率大。但其实抛硬币这件事，每一次都是独立发生的，所以不管之前有多少次正面，下一次正面和反面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错误的将相关性理解为因果关系。比如按时运动的人，身体会更加健康。所以运动有益于健康。这个道理可以说没有什么人会不接受，但仔细想想却很难证实运动就是健康的原因。
因为对于一个每天能够按时运动的人来说，这也同时意味着他有稳定的收入，自律的生活节奏等因素，你无法将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而这些因素对于一个人的健康也是有促进作用的。试想一个朝不保夕的人，健康程度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第四种是光环效应。
简单说，就是当我们对一件事有了一些信息后，这些信息就会影响我们随后的判断。
如果你赞同一个总统的政见，你可能也会喜爱他的声音及着装。喜爱（或讨厌）某个人就会喜爱（或讨厌）这个人的全部（包括你还没有观察到的方面）这种倾向就叫做光环效应。
所以这个偏见也可以叫做爱屋及乌。
你在某派对上遇到了个名叫琼的女士，发现她既漂亮又善谈。现在，她的名字再次出现，并有可能是被叫去捐款。你知道琼有多慷慨吗？
正确答案是：你事实上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理由可以让你认为善于社交的人在慈善方面会表现得慷慨。但你喜爱琼，当你想到琼时，那种喜爱的感觉会再次涌上心头。
你自己慷慨，也喜欢慷慨的人。通过联想，你预先倾向于相信琼是慷慨的。现在，你认为琼是慷慨的，你可能会比以前更喜欢她，因为你又增加了一条令她讨你喜欢的特点。
这就像，提起乔布斯古怪的脾气，大家总是更容易包容，甚至认为这是他的优点。
第五种是锚定效应。
这个心理偏差在我之前的文章中也介绍过，它是指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的特殊价值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
作者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将一个刻有0到100标记的幸运轮盘进行改造，使指针只能停在10或65的位置上。然后召集一些学生来做这项实验。
作者会站在一个小组前面，转动这个幸运轮盘，并让小组成员记下转盘停下时指向的数字，当然了，这些数字只可能是10或65。
之后，作者问了他们两个问题：你刚才写下的关于非洲国家占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百分比的数字大还是小？你认为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最有可能是多少？
幸运轮盘的转动根本不可能为任何事情提供有用信息，即使没有经过改装的轮盘也不可能，实验的受试者应该忽略它的影响，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些看到10和65的人的平均估值分别为25%和45%。
这便是锚定效应，而我们在生活中其实随处可见对这种效应的应用。比如很多具有诱导性的问题：甘地去世时比144岁大还是小？甘地去世时多少岁？显然这个144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为大家种下了一个锚。
各类电商网站在搞降价促销的优惠时，一定会显示产品的原价，这也是为了抛出价格的锚。
第六种是框架效应。
同一信息的不同表达方式常常会激发人们不同的情感。从而也会导致人们对此作出不同的决策。
“手术后一个月内的存活率是90%”的说法要比“手术后一个月的死亡率是10%”更令人安心。同样，说凉菜“90%不含脂肪”要比说“10%含有脂肪”更具吸引力。
很明显，前述每组句子的深层含义都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人们通常能读出不同的含义，而且觉得自己的所见就是事实。
第七种是禀赋效应。
禀赋效应是指我们会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作出过高的定价，从而高估其价值。
假设你手里有一张票已售罄的演唱会门票，这是一个著名乐队的演唱会。这张票你是以200美元的价格买下的，而你又是个狂热的粉丝，即便是以500美元买下这张票，你也愿意。
后来你从互联网上看到有更有钱或更狂热的粉丝愿意花3000美元买下门票。你现在手里有票，你愿意卖吗？如果像票已售罄的各种重大活动中的大多数观众一样，你就不会卖。你的最低卖价也要在3000美元之上，而你的最高买价只是500美元。
类似的情况在二手交易市场可谓是比比皆是，一旦我们拥有，物品立马就价值连城了。想想看，你觉得海狗有价值，究竟是它真的有价值，还是因为你持有。这个问题，很interesting。
以上便是从书中总结出来的常见的心理偏见，这些偏见得以发生的原因当然离不开系统1与系统2的运行模式，同时由此可见的是，人类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处于一种非理性状态的。
这也正是卡尼曼获得诺奖的原因，因为他推翻了传统经济学中对于“经济人”的理性设定。
终极启发——适者生存与错配
为何我们会有如此之多的偏见呢？为何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但在心理方面却丝毫没有什么进步呢？为什么我们都认为理性重要，却又选择了非理性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光知道系统1和系统2的运行模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去找答案。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这一现象毫无疑问的证明我们是具备巨大优势的，但在进化过程中，优势与劣势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同时大自然的法则是适者生存，而非强者生存。
适者生存的底层原理意味着进化是个随机的过程，任何生物都是通过基因的重组与变异产生了新的性状，而这些性状中适应环境变化的就会被保留下来，剩下的则会被淘汰。而不是说我们会进化成一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生物。
但基因的改变是非常慢的，而人类今天的社会环境的变化速度已经超过了基因的改变速度。
比如说减肥，减肥的难点在于管住嘴，但人类爱吃的天性是很难克制住的，同时我们爱吃的东西都毫无疑问的含有高热量。既然高热量的食物会导致肥胖，进而导致心血管等众多疾病，那么我们为什么爱这样的食物呢？
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在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并不十分容易获得食物，食物是稀缺的，尤其是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如果一个原始人不喜欢这种食物，那么他早就被淘汰掉了。
就拿我们国家来说，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也仍然有大量人民都吃不饱饭。但短短几十年后的今天，多数人都营养过剩了。但我们的基因以及印刻在基因中对于高热量食物的偏好，却没那么快就能改变。
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类发展中的错配问题。
比如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家长为此苦恼不已。甚至有些家长还买药物来让自己的孩子提高专注力。但如果从错配的角度出发，你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道理。
能够心无旁骛的做事情究竟是不是优势呢？这要看环境是如何的。
对于我们那些狩猎生活的祖先来说，专心致志是不行的，你要时刻留意身边的风吹草动才可以避免被野兽吃掉。所以，那些干起事情来心无旁骛的人，在复杂的狩猎环境中早就被淘汰了。
但是，正如减肥一样，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原来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在行为经济学中，损失厌恶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偏见。简单的说就是对损失的反应比获得更强烈。换句话说，就是失去1元钱的痛苦需要获得2元钱才能抵消。
这看起来显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资源匮乏的时代，对于损失的厌恶恰恰是十分必要的。那些对损失不敏感的人，恰恰才是要被淘汰的。这同样是错配的产物。
在今天的生活中，股票市场、产品定价、广告营销，这些方面无疑都存在许多的心理偏差，但这些背后都是错配的原因。人类社会的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的（比如股票市场）都是以前完全不存在的东西，这时候我们的心理与生理都不会那么快的就适应。
总结一下，我们的决策思维系统可以用卡尼曼的系统1和系统2来定义解释，而这两个系统的运行模式则是以系统1为主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判断都是直觉在先，理性思维在后的。这样的运行模式无疑导致了我们具有很多心理偏差（即7中常见的偏见）。
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原因在于错配。从错配的视角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人类的心理偏差，理解我们所出现的各种偏见。
错配还意味着，我们曾经的优势在时过境迁之后会成为劣势，我们引以为傲的长处也会因岁月变成短板。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改变、需要适应、需要终生学习。
这么一来，理性似乎是人类制胜的法宝，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理性在人类手中也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正好周末，顺便给水手们安利一部老电影。
这部1964年上映的黑白老电影却似乎恰到好处的用一种黑色幽默为我们预言了今天的一切。我只想说，真的很难相信，这是一部上世纪60年代的作品。
一个疯狂的美国军官下令发射一颗核弹攻击苏联，命令无法撤回。总统及其顾问与苏联大使在作战室会晤，同时打电话给苏联领导人，尽力说服他们，即将发生的攻击纯属意外，希望苏联不要报复，结果却得知已经太迟了。苏联已经安装了末日武器：一套地下核弹网络，一旦该国遭到攻击或者任何人试图拆除它，这套系统就会自动启动。放射性坠尘将会摧毁地球上所有人类和动物。苏联安装这套装置是因为这比精确制导导弹或轰炸机的成本更低廉，还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可能已经建造了一个同样的系统，所以想赶上末日武器的差距。
这样的装置存在吗？这个方案可行吗？影片中利用总统和奇爱博士的对话回答了所有观众。
“但是，”穆夫利总统说，“它真的既可能被自动引发，同时又不可能被不引发吗？”
奇爱博士立刻说：“完全正确。总统先生，这不仅是有可能的，也是最关键的。这正是这种机器的核心所在。威慑的艺术就在于使敌人产生害怕而不敢攻击。所以，正是因为这种自动而不可撤回的决策过程排除了人的干涉因素，末日武器才这样令人恐惧，易于理解，并完全确凿可信。”
······
穆夫利总统说：“但这真不错，奇爱博士。它是怎么被自动启动的呢？”奇爱博士说：“先生，这样做非常简单。你只要掩埋核弹，没有数量的限制······掩埋好后，将它们连接到一个巨大的复杂计算机系统。将核弹爆炸的具体而清晰界定的环境条件都设置到内存记忆储存带里······”
奇爱转过身来，以便直接看着苏联大使。“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大使先生。如果你们把末日武器当作秘密而不公之于众，那就丧失了它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你们不昭然天下呢？”
大使转过身。他轻声但清晰地说：“我们本计划在周一的会议上宣布。你知道，总理喜欢惊喜。”
最后，在大家想尽办法的努力下，发动攻击的飞机被召回，还有一些被苏联击落。但遗憾的是有一架飞机被打伤但并没有被击落，而它完成了对苏联的攻击，于是末日武器启动了。
影片用夸张、幽默、讽刺的风格演绎了一出有关核威胁的闹剧，但黑色幽默的背后却蕴含哲理，以至于美国国际安全及军情分析大腕约翰·派克曾说，“关于核战略的所有东西，都可以从《奇爱博士》学到。”该片也成为大学国际政治与核战略研究的教科书内容。
为什么这个疯狂的军官要下令核攻击呢？
因为他认为在自来水中加氟是苏联的阴谋，这样的水会让他们（那时的美国人）的精神被污染。美国自来水曾经大规模加氟，目的是为了应对居民的蛀牙问题。
这个看似可笑的出发点却意味深长，军官相信水加氟是来自共产主义的同化其实暗指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阴谋论。
比如曾经在网络中很流行的大棋论，以及这次川普的遭遇是不是自导自演。阴谋论在人类社会中总是有着一席之地，其原因在于它能将复杂的事物简化。在《货币战争》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对于复杂的货币和金融世界，人们找到了一个简单的理解模型，全世界的金融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背后操控，你举出任何反例，他都可以用你根本不知道水有多深来回答。
阴谋论只是一个引子，它的作用是抛砖引玉，随后的问题则更具深度。
一个美国军官能够下令核攻击呢？
在影片中是因为：“R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本国遭到攻击后，以核攻击作为报复。为了防止高层官员已经遇难，或者他们与将士直接的通信被破坏，所以普通军官也能够发起这样的指令。
这和片中苏联末日武器的逻辑一样，让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假如你的国家被核武器攻击了，你有一个按钮，按下它就可以向对手投掷一枚核弹作为报复。那么问题来了，你应该按吗？
你的政策是应对核攻击要采取同样的手段予以报复。政策的设计是为了威慑攻击者，如果你不实施的话，这种威慑就沦为一种欺诈。另一方面，你在考虑，损害已成事实。杀害几百万敌国的人也不会令几百万死去的国人复生。核弹还会增加大气中的放射性沉降物，伤害自己的国民。而且你还将成为历史上一位最残暴的大屠杀凶手而遗臭万年。现在的报复纯粹是泄愤。
然而，正是这种思维逻辑使得敌国敢于进攻。他们知道一旦投下原子弹，你进行报复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认为你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所以你最好进行报复，告诉他们你不是在虚张声势。
但进一步说，现在证明你当时不是在虚张声势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无法影响过去。事实仍然是如果你按下按钮，你将使数百万条生命毫无理由地消失。
敌国知道你在他们揭露你虚张声势后再证明自己没有虚张声势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在虚张声势。正是因为你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一事实才引起了这个灾难——所以你不应当用这种方式来思考。
你的困境源自你的自由，你有选择进行报复的自由，而既然报复对你无利，你可以选择不去报复，正像敌国预测的那样。要是你无可选择就好了！
而这，正是影片《奇爱博士》中苏联所采用的末日武器的方式。
大众有一个认知误区，以为胜利会落在智力最优秀、最自利、最冷静、选择最多、权力最大以及沟通最清晰的一方。但所有这些优势在策略竞争中都可能成为不利条件（这与机遇、技能或力量的竞争相反），在这种竞争中，要根据估计另一方将如何做出回应而对行为进行计算。
赢得有利地位的要诀在于“一个自愿的、不可逆的、对选择自由的牺牲放弃”。只有当威胁者别无选择、只能实施，而且被威胁者也知道这点时，威胁才是可信的。否则的话，被威胁者可以反过来用拒绝遵从来威胁威胁者。末日武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十几岁少年比谁胆儿大的游戏中（两辆汽车相对着以高速冲向对方，谁先偏离方向谁就丢脸认输），一个获胜的好方法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拆除你那辆车的方向盘，然后把它扔一边去。
想想看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是否真就有一天我们会见到核战争呢？
在影片的最后，苏联引爆了末日武器，而此时奇爱博士开始为总统讲述如何利用现有矿井来建造地下宫殿以躲避灾难，拯救多少的人口以及按多少的男女比例进行拯救才能够在今后恢复人口······
这个结尾在表达什么呢？
我想，这就是影片的核心主旨：理性将人类推向毁灭。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理性的推理下完成的，看似夸张、无厘头的行为背后都是严谨的理性推理，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影片能够成为教材的原因。据说在拍摄该片时，库布里克看了50多本有关核战争的书。
在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奇爱博士的一只手是机械臂，这只手似乎总是不太听话，所以奇爱博士会用另一只手来按住这只手。其实机械臂就寓意是人类的理性、是科技，它们可以帮到人类，比如你没了手，给你来一个再生的。但是它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从而逃离人类的掌控。
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发条橙》和《2001太空漫游》被称为“未来三部曲”。在这三部曲中人类都是在毁灭的边缘，而毁灭人类的几乎都是理性的力量。
在《奇爱博士》上映四年后（1968）的《2001太空漫游》中，人类最终被自己发明的机器所毁灭，机器即工具，它代表了绝对的理性。这和奇爱博士这种疯狂的理性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随后的1971年，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发条橙》中，政客们出于降低犯罪的目的而将人洗脑，这种精神控制在理性的目的掩饰下成为合法手段。政客操纵民众，这对执政者来说本身就是最理性的选择。
《奇爱博士》中的核威胁与今天紧张的国际形势；《2001太空漫游》中毁灭人类的“哈尔9000”与今天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发条橙》中对罪犯的洗脑与如今脸书操控选举的实锤。我想，这些无疑都证明了所谓的“未来三部曲”并非浪得虚名。
那么，如果理性会将人类推向灭亡，那么在危机中什么才能拯救人类呢？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世界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次危机——古巴导弹危机。
那个在1962年10月27日飞往北极执行采集空气样本任务，却误入苏联领空的美国U-2侦察机飞行员是否很像《奇爱博士》中那个听信阴谋论的疯狂军官？无论是肯尼迪还是他的那些顾问，都对这架在关键时刻偏离航道的U-2侦察机一无所知。他们同样不知道的是，事发之后，苏联派遣了几架米格战斗机，试图击落这架迷路的U-2侦察机，而美国空军在仓促之中竟派出载有核武器的F-102战斗机飞往白令海峡应战。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这样把世界带到了灾难的边缘，但他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懂得在为时已晚之前各退一步。这场危机教会我们人的品格是多么重要。古巴导弹危机证明了在政治中，人的品格有时候可以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在1962年担任美国总统和苏联总书记的是其他人，那么结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拯救人类的从来都不是理性，而人也并非生来就是理性动物，最终能拯救我们的只有人性。
最后，祝每个水手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