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听“命”“势”“能”“运”这个说法是用于算命。算命，其实就是在预测未来，这与时间套利中的预测未来是一回事。
这是投资有意思的地方，也是很多人觉得投资很玄妙的地方。
“命”“势”“能”“运”这四个维度存在确定性逐级降低的关系。
对于一个人来说，“命”指的是内在客观的因素，通常是无法改变的，比如性别、身高、智商、颜值等。比如牙买加人天生跑得快，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有的人天生聪明，不管是生于战争年代还是商业社会，人生都不会差。
“势”则是指外在客观的因素，通常作为个人只能接受，也是无法改变的。比如书生如果碰上战乱时期，就没机会考秀才了。1978年的恢复高考与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下海潮”，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浪潮，这些对于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改变但可以抓住的机会，所谓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就是这个意思。
“命”是内在客观因素，“势”是外在客观因素，两者都是客观因素，个人通常只能接受而无法改变。
与这两个客观因素相对应的，则是体现个人主观因素的“能”。对于个人来说，所有主观上可为的因素都包含在“能”内，一般也称为主观能动性。比如，很多人从内在客观角度看是挺聪明的，外在环境方面，各种考试选拔也相对公平，有些人因勤奋上进考上了好大学，有些人因贪玩落榜了，差别就体现在主观能动性这个维度上。
过去20年互联网浪潮带来的机会对很多人是一样的，有的创业者就抓住了，有的创业者就无视了。电动车带来的机会对于车企也是一样的，比亚迪、吉利、长城等企业就努力抓住了，而更多企业就放弃了。
最后一个维度是“运”，即运气，代表的是一种偶然性。
“命”与“势”是客观的，“能”是主观的，三者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再加上代表偶然性的“运”，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释与预测体系，可以用来解释预测一个人的过去与未来，也可以用来解释预测一个企业的过去和未来。
如果说对于个人来说，“命”是指性别、身高、智商、颜值等与生俱来的特质，那么，企业的“命”，则是商业模式。我们要在“命”“势”“能”“运”的框架下，解释清楚企业的商业模式及其重要性，需要先理清“命”与其他三者的界限。
在研究企业的时候，有的投资者说投企业就是投人，看好企业家就值得投，没有夕阳企业只有夕阳产业。有的投资者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好的赛道胜过一切，比如互联网、新能源等。而教育、房地产遇到的政策红利与政策风险，都说明了时代的一粒尘埃就是企业的一座大山，大势面前企业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企业的管理层多数相对稳定，不光团队稳定，团队能力也相对稳定，不太会出现经营能力突变从而导致业绩出现显著变化的情况，于是，投资者将预测的重心大部分放在了“势”这个维度，比如预测行业景气、监管政策、技术变化等方面。
比如iPhone流行之后，投资者想到的往往是找谁给苹果公司供货，然后选出立讯精密来。这就是典型的在“势”这个维度的研究，其实iPhone蕴含了更大的机会，成就了一些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型，比如微信。微信流行之后，投资者会从“势”的维度，找受益于微信生态的企业。如果从“命”的维度可能就会发现，微信成就了更多的新商业模式，比如拼多多，进而还有极兔快递。
从iPhone到微信，从微信到拼多多，再从拼多多到极兔快递，这就是典型的从“命”的维度研究企业；而从iPhone到立讯精密则是典型的从“势”的维度研究企业。
在股票研究中正确的研究顺序，应当是沿着“命”“势”“能”“运”的顺序依次展开。
只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其商业模式基本不变，而外在环境变幻莫测，使得投资者经常忘了应当首先关注商业模式。
就像对于很多人来说，性别、身高、智商、颜值这样的内在客观因素根本无法改变，最多也只能从“势”的维度想一想选择比努力重要的道理。比如，苏宁的商业模式在2010年以前有很强的生命力，后来其商业模式逐步被互联网削弱了，再好的团队来也没有用。互联网对线下零售的影响就不只是“势”的维度了，而上升到了商业模式再造，想想那些消失了的机票、火车票代售点，我们就更好理解了。
理解这四个维度的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解释企业的成功与失败。比如格力电器过去的成功，抛开制造业商业模式稳定不考虑外，到底是搭上了地产大势，还是管理层的优秀？显然首先是前者更为重要。千万不要把格力的成功仅仅归结为管理层的优秀，从而迷信这种优秀可以弥补地产的大势已去。
诚然，王石、董明珠、马云等企业家都非常优秀，但对应企业的成功，则首先是因为商业模式好，其次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大势好，再次是管理层优秀，最后是他们也有点运气成分。如果王石带领的只是一家给开发商干苦力的建筑公司，董明珠只是管理一家家电零部件商，马云只是创立了一家快递公司，他们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有如今的成就。
所以，我们在总结企业成败和预测企业未来的时候，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命”“势”“能”“运”的逻辑中，不要高估低维度的因素，也不要低估高维度的因素。
正所谓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个人来说，因为大家内在客观的“命”早已注定，所以多数人很难从“命”这个维度做努力，只能在“势”“能”“运”的维度努力。所以经常听到“选择比努力重要”，体现的就是“势”处于比“能”更高的维度。而“运”的维度则经常被演绎成寻找贵人。
当然，如果存在能够改“命”的机会，大家都会重视，体现在商业层面的特点就是暴利。比如，常说的给小孩卖补脑品的，给女人卖美容美颜的，给老人卖延年益寿的，就属于简单粗暴的改“命”生意。
从命、势、能、运的逻辑来看，好的投资，应该是从商业模式出发，选择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是在趋势向好的阶段，选择管理层优秀的企业进行投资。
像iPhone、微信、拼多多这种属于全新的商业模式，大家知道商业模式的重要性。但对于大多数企业，商业模式是稳定不变的，是否还有必要从商业模式出发呢？简单来说，商业模型决定的是企业赚的是什么钱的问题，再传统的行业和企业，商业模式也存在着很多维度的区别。
比如，在整个地产链条中，开发商是利润分配的主宰者，建筑商、建材商、装修公司、设计院等单位是被主宰者。在大势向好的时候，被主宰者喝点汤，肉留给开发商了。如果大势不好的话，被主宰者就变成了被赖账的，汤都没有。还有一个典型是苹果公司与其供应商，利益分配存在典型的优先、劣后特征。当手机销量好的时候，供应商们拿优先，赚点辛苦钱，大头都留给了苹果公司。当手机销量不好的时候，苹果公司变优先了，先保证苹果的利润，供应商们这时变成了劣后的亏损户。所以会出现手机销量好，供应商股价涨不过苹果公司，手机销量一旦变差，供应商股价跌得比苹果公司快多了，成了典型的光有贝塔没有阿尔法的股票。
这几年A股流行价值股、白马股投资，大部分长期涨得好的公司，其实在商业模式上多数是利润分配的主宰者，比如伊利股份、海天味业、恒瑞医药、海康威视、万科等。而被它们主宰的公司，长期大牛股出现得并不多。像东方雨虹、立讯精密这种被主宰者模式的优秀企业，对管理层能力的要求比前面这些主宰者模式的要求高多了。只有像重卡行业的枭雄谭旭光，做到了将潍柴从中国重汽的全资子公司变成了现在中国重汽的控股股东，也做到了发动机厂商成为主宰者而整车厂成为被分配者。因为汽车行业一直以来都是整车厂作为利润分配的主宰者，所以A股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和汽车经销公司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大牛股。在这种模式下，如果出现了“逆天改命”，从被主宰地位变成主宰地位，那一定是值得珍惜的机会，比如宁德时代、恒立液压、福耀玻璃等。
企业在不同阶段，“命”“势”“能”“运”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或者说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里，主导因素会发生变化。
在早期创业阶段，主要矛盾是“命”，即探索商业模式，努力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是创业企业的头等大事，至于管理、绩效、KPI等不至于要命，但商业模式没找到，就真的是要命了。
企业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就要考虑发展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努力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也就是尽可能地乘风破浪，才有可能快速成长。待企业足够强壮，比如可以IPO了，甚至成为行业主流后，管理、绩效、成本控制、企业文化等精细化管理就成了主要矛盾。因为外部市场能赚到的钱，大部分都被企业赚到了，接下来就需要向内部要效益了。
这样就可以理解，一级市场投资者关注商业模式更多一些，而二级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治理、管理团队更多一些。或者说，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对外传递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比如，与创业企业交流的时候，创业者应该不太会谈及成本控制、KPI等问题，因为他的精力主要在商业模式的搭建上，管理上的问题还没有精力去想。而大型上市公司，管理层已经到了精细化的层面，他们也不会去谈及商业模式，因为商业模式早就已经定型了。比如，上海机场、长江电力、格力电器、伊利股份、万科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都已经定型了，但并不是真的就只需要看管理了。从商业模式出发去研究企业，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商业模式没有万年不变的，创业企业前赴后继，成功者都是在颠覆前人的基础上崛起的，这就是破坏性创新。比如电商对苏宁等零售业商业模式的破坏，微信对电信运营商模式的破坏，iPhone对手机、数码相机、收音机、导航、手表、计算器、录音笔、MP3等的商业模式的破坏。机会与风险，就孕育在这些破坏性创新里面。
最后提一点，投资的时候大家比较关注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无论是在媒体层面还是在研究层面，货币政策被谈及的频次要比财政政策更多一些。如果从“命”与“势”的维度来看，货币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势”，而财政政策则更容易影响甚至改变企业的“命”，即商业模式。比如，财政补贴让新能源汽车的商业模式得以成立，关税的调整则会改变免税行业的商业模式。还有未来需要格外关注出口退税的存废，会影响到更多企业的商业模式。财政政策波及面不大，但影响深远。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波及面广，影响有点像撒胡椒面了。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注需要区别对待。考虑到现状是投资者们过度地关注了货币政策，所以建议投资者们可以适当地增加对财政政策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