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美国上世纪火热的社交俱乐部逐步走向衰落的故事。
美国曾经是一个俱乐部的国度，从中构建起来的社交网络为美国的进步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过去的50年里，这种由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组成的传统俱乐部不再深入人心，取而代之的是基于阶级的新兴、高奢社区。这一切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
重现社区俱乐部，重建包容性群体环境，是改善公民生活、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如今的美国社会现况是否想致力于托克维尔式社会呢？
斯科特·蒙蒂（Scott Monty）是一家战略传播公司的CEO，痴迷于各种社交俱乐部。年轻时，他是国际青年领袖俱乐部德莫莱（DeMolay）的成员。当他的事业在波士顿刚刚起步时，蒙蒂又加入了阿尔冈昆俱乐部（Algonquin Club）。这是一个面向商界人士的社交俱乐部，其会所是一栋美轮美奂的建筑，蒙蒂甚至在这里举办了婚礼。
蒙蒂对俱乐部的喜爱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波士顿读高中的时候。作为一名福尔摩斯迷，当时蒙蒂决定写一篇关于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的研究论文。蒙蒂的老师鼓励他与当地的福尔摩斯俱乐部联系。蒙蒂找到了离他最近的分会负责人的号码，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那次通话让他铭记至今。蒙蒂回忆说：“他花了一个小时，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和细节，分析夏洛克·福尔摩斯多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后来，蒙蒂来到吉列城堡，参加了福尔摩斯俱乐部两年一度的聚会。会上，他结识了50个不同年龄的人，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纯粹是出于对这位虚构侦探的热爱。
他说：“上至总统，下至水管工，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只是碰巧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回想起来，那确实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社交网络。”
俱乐部的国度
事实是：共济会已经减少了380万名会员。曾经拥有6位总统的麋鹿俱乐部（the Elks），其成员规模缩减一半。
不久前，美国社交生活仍然以小团体为中心，人们因相似的社会兴趣聚集在一起，有些团体需要缴纳会费，但会费都很低，主要用于支持运营，还有很多是完全免费的。
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列文尼（Peter Levine）说道，“它们属于地方，同时又结成了联盟，把美国人团结在一起。整体而言，它们在性别和种族上是隔离的，但又跨越了阶级，建立了跨阶级的团结统一。”
列文尼指出，过去的俱乐部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在许多其它方面仍然具有排他性。不少俱乐部的有性别隔离：男性通常加入商业组织，女性往往选择缝纫和慈善俱乐部，以及后来的妇女选举权团体。直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俱乐部仍倾向于种族隔离。比如，少数族裔就直接被排除在了属于白人的商业俱乐部之外。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发现，过去几十年里，从青年服务俱乐部到保龄球联盟，美国各类俱乐部的会员数量都出现了急剧下降。
共济会（Freemasons）最初是男性石匠的同业公会，后来逐渐向其它行业的男性开放。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共济会已经减少了380万名会员。麋鹿俱乐部（the Elks）曾经拥有6位总统，其成员规模从1980年的160万人缩减到了2012年的80.3万人。扶轮社（the Rotary）目前只有33万名社员，其中仅10%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
与此同时，大城市兴起了一种新型俱乐部。
这类会员场所设计时尚、价格不菲，只有富人和特权阶层才能加入：Soho House、Spring Place和the Battery等社交俱乐部，专为富有阶层提供聚会空间；基于特殊爱好的俱乐部，比如面向艺术爱好者的The Cultivist，年费2200美元，会员无需预定即可参观博物馆和画廊；有像Equinox和Peformix House这样的私人健身房，可以享用顶级设备，和名人教练一起健身；有环境优美的共享办公空间，比如WeWork、the Wing以及the Riveter。
现在甚至出现了面向家长的高端俱乐部，比如为12岁以下儿童安排日常活动的The Wonder，以及专为妈妈提供共享办公和联谊服务的Maison。
换句话说，将全国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俱乐部越来越少，而专为数字原生的都市专业人士设计的会所则越来越多。
这一切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
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俱乐部的会员人数急剧减少？这种新型精英俱乐部将如何改变美国社会？最重要的是，能否振兴免费（或会费低廉的）俱乐部，吸引更多美国人参与社区和公民活动？
俱乐部之式微
阶级和性别在改变俱乐部性质的同时，科技也鼓励人们离开传统的俱乐部。
在很多方面，美国是一个俱乐部的国度。
“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不同性格的美国人永远都在结党结社。”到访美国的法国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写道。
德·托克维尔还注意到，这些群体往往包含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以民主的方式运作，有一套经成员一致商定的规则和程序。大型组织拆分出分会，最终建立引人瞩目的全国网络。这一切都与他在法国看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法国当时正值路易十四的“镀金时代”，人们完全根据社会地位组建社团。
但在过去50年里的某个时刻，美国俱乐部开始走向衰落。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认为，阶级和性别在改变俱乐部的性质方面发挥了作用。随着女性进入职场，她们离开了以编织等活动为主题的女性团体，转而选择了职业团体。上大学的美国人越来越多，而他们也倾向于离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斯考克波在《布鲁金斯评论》（The Brookings Review）中写道：“简而言之，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水平较高的美国人退出了主题宽泛的社区群体，其数量创下了历史记录，他们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抛在了身后。”
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一书中，劳勃•帕特南（Robert Putman）指出，除了发生在美国的众多社会变革，科技也鼓励人们离开俱乐部。例如，电视和互联网鼓励我们独自度过闲暇时间，而不是与人为伴。社交媒体营造了社区的感觉，但实际上我们并未与他人建立密切深入的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宗教团体，保龄球联盟，还是书友会，加入社区协会的人都能更好地抵御贫困和失业；他们受教育的可能性更大，面临犯罪和滥用毒品的可能性更小。帕特南指出，俱乐部的减少也会导致投票率下降，这或许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社区结构的一份子，就没那么热衷于利用政治资本改善社区环境了。
新兴社区的资本风险
新兴的社区空间及会所以企业形式运营，接受了大量风险资本，因而入会价格高昂。
如今，不少美国企业家致力于让真实、面对面的社区再度兴起。为建立社区打造空间也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尤其是由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精心设计、备有高品质咖啡和精酿啤酒的场所。
最常见的就是共享办公空间。目前，全球共有14000处共享办公空间，可容纳约100万人。分析人士预计，这个行业还将继续增长。许多共享办公企业不只承诺给你一张离家很远的办公桌，还明确围绕建立关系、提供交际机会、推进成员的职业发展，打造了自己的品牌。
The Wing、WeWork和市面上大多数其它共享办公空间都是以企业的形式运营，会员费颇为高昂。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面向所有人的，关系网的建立仍主要发生在社会经济阶层相似的人群之间。这背后的原因从数据中可见一二：美国目前有1500万人属于自雇人士，他们可以选择在共享办公空间工作，但真正这样做的人只有6%。
最近，普里亚·帕克（Priya Parker）在《聚会的艺术》（The Art of Gathering）一书中指出，许多这样的俱乐部和共享办公空间比以前的职业俱乐部更具包容性。以Soho House为例，该俱乐部成立于22年前，专门面向创意人士。尼克·琼斯（Nick Jones）创立这个概念的时候，唯一的替代选择是只接受白人男性的绅士俱乐部。相比之下，Soho House确保所有成员中有一半是女性。“从种族和性别意识的角度来看，这些俱乐部是非常清醒和包容的。”帕克说，“但经济门槛却造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排斥。”
Soho House俱乐部共有18家会所，加入其中一家每年需缴纳2100美元，而所有会所的通行年费是3200美元。
帕克认为，现代会所之所以如此昂贵，原因之一是许多公司为了支持其增长，已接受了大量风险资本。比如，WeWork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经获得了近130亿美元的资金，但仍没有实现盈利。The Wing于2016年推出，已筹集1.175亿美元。而刚刚创立不久的儿童活动空间the Wonder则拿到了2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为了支付成本，维持经营，这些公司必须收取会员费。而为了值回会员费，它们又需要进行昂贵的投资：租赁房地产，打造漂亮的室内装潢，提供储备充足的厨房等便利设施。
这些循环效应的连接使得会员费价之高昂。
帕克指出：“这些俱乐部的基本底层财务结构完全不同于过去。它们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包括增长和扩张需求。我们现在所处的背景是归属感的风险投资。”
振兴社区俱乐部
社区俱乐部对整个社会意义非凡，要改善公民生活就应该鼓励人们重新加入或重建一种群体环境，更多地投资公共空间。
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俱乐部和协会的衰落导致美国的境况变得更糟。首先因为融入社区的人少了，而社区能够让人感觉更快乐，甚至更长寿；其次，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渐渐远离与自己不同的人。虽然这种新型的社交俱乐部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方面都在积极努力做到包容，但它们仍然按照社会阶层将不同人隔离开来。
哈佛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克波写到：“我认为，改善美国公民生活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鼓励享有特权的美国人重新加入——或重建——一种群体环境，每天与不同阶层的公民同胞并肩工作，共同解决国家关注的问题。”
如何创建这样的新型社区？首先，帕克认为，美国人有必要了解这些社区和俱乐部对国家的健康发展而言有多重要。
帕克鼓励人们投资公共空间，这类空间往往能把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比如公园、图书馆、游乐场和博物馆。在这些地方多花时间，并从经济状况较差的社区邀请居民，共同享用这些公共空间；也可以为创建或修缮这些空间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这些当然都比不上时髦的私人健身房或配套齐全、装修精美的共享办公空间。但归根结底，把有限的时间花在公共场所——而不是私人空间——对国家而言可能更有好处。“思考如何集体创建一个公共社区，这需要深刻的创造力和使命感。”帕克说，“在人们主动认识到公共空间对民主制度和公民意识而言有多重要之前，私人俱乐部仍将继续存在。但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建立社区究竟是为了创建一个协会无处不在的托克维尔式社会，还是为了重现路易十四的镀金时代？”
文 | 快公司编辑部
翻译 | 李美玉
编辑 | 一块糕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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