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31：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 Paul Leani 问道：“我们今天的科技巨头，例如，微软、苹果和 Alphabet 等公司，它们是否拥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它们能与三四十年前的可口可乐相媲美吗？”
芒格：要预测过去哪家公司发展得好，这很简单，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要预测将来会怎样，那可就难了。我真说不好。虽然很难预测，但我觉得 50 年后，微软、苹果、Alphabet，应该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公司。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问我，那时候的百货商店将来会怎样，那时候的报业集团会怎样，我绝对想不到它们会走向破产。70 年、80 年、90 年之后的事，不是那么好预测的。
通用汽车把股东的钱亏光了，柯达把股东的钱亏光了。当年它们如日中天的时候，谁能想到啊？每次发生科技变革，总会有一大批公司遭到淘汰。未来会怎样，没法预测。
曾经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在被拆分之后，换了一种存在形式。那些被淘汰的公司，有的完全销声匿迹了，有的还留有只鳞片爪。
问题 32：查理，这个问题是旧金山的 Jeffrey Malloy 问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在过去一年里，很多美国人辞去了工作。我们可以在媒体中看到大量类似报道。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怎么做才能留住员工？”
芒格：这是疫情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很多人习惯了新的工作方式，用不着每周五天，天天去公司办公。很多人再也不愿像过去那样，天天去公司上班了。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很多员工不愿回到过去那种去公司打卡上班的日子，他们更愿意在自己喜欢的地方，自己觉得更方便的地方办公。这种改变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另外，很多公司再也不会让董事当空中飞人了，用不着每次董事会都得面对面地围着同一张桌子开。一年在现场开两次董事会就可以了。在疫情之前，伯克希尔就已经这么做了。伯克希尔的惯例是，董事们每年面对面开两次会，其它的会议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召开。伯克希尔觉得这样很好。开那么多会，在天上飞来飞去，纯属浪费。我刚才说的这些，是疫情带来的好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因此更简单、更节约、更高效了。有些改变已经成为了现实，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政府发放的福利太优厚了，撒钱撒得有点过头了。饭店招聘服务员，根本招不到人，没人愿意干伺候顾客的活。我觉得政府的刺激政策有些过了。也许拉里·萨默斯说得没错，我们的刺激政策过火了，再收敛一些就好了。
其实仔细想想，就能想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个身体健全的年轻人，不出去工作，会尝到很多苦头。正是因为社会让拒绝工作的人吃到苦头，整个经济体系才能正常运转。我们的经济体系之所以有效，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到现代化的繁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允许年轻人好逸恶劳，我们的制度会让不愿工作的年轻人吃到苦头。不让年轻人吃这份苦，让他们在家中舒舒服服地待着，不用上班就能领到钱，这会对我们的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破坏。我们应该吸取这次的教训，下次再有类似情况，别这么漫天撒钱。
问题 32（续）：他还想请教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怎么做才能留住员工？
芒格：员工期待的工作方式改变了，我身边的首席执行官都在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所以我说，有些改变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举个例子，有的员工，他的工作是通过电话和全球的工程师沟通，解决客户的技术问题，这样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去办公室上班呢？另外，现在的交通拥堵越来越厉害，通勤越来越困难，居家办公可以减少通勤时间，这是好事。
问题 33：Denny Poland 在邮件中问了一个关于高管薪酬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的：“有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不合理，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请问投资者和董事会该如何改变高管薪酬制度，才能让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一致？”
芒格：这其实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代理问题 (Agency Problem)。如果你管理自己的公司，因为是你自己的财产，你肯定会兢兢业业地把公司管好。如果你给别人打工，你就不会那么上心，你心里装着的是自己、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公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者经营自己的财产，管理效率会非常高；管理者给别人打工，例如，像国有企业那样，管理效率会很低。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现实。
我发现，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只有在管理者管理的资产中，一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他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问题 34：这个问题来自一位名叫 Rob 的股东。“请问在加里·詹斯勒 (Gary Gensler) 的带领下，证券交易委员会怎么做才能让金融系统风清气正？”
芒格：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会给自己的谋生方式找出很多合理化的理由。其实，在大多数人的谋生方式中，都存在一些不那么符合道德规范的事，特别是在金融、财富管理这样的行当。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人性天生如此。
你想找个负责的基金经理，把自己的养老钱托付给他管理，可真不好找。如今，大公司的董事每年能拿到 30 万美元的薪酬。独立董事的待遇很丰厚。很多独立董事非常想拿这 30 万美元，他们很想保住这个位置，根本不独立。这样的制度很不合理。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在人性的阻力面前，很多事情是不可能做好的。
我年轻的时候，由于工作关系，和电影行业有些接触。那时候，我发现，在电影行业里，所有人都在谋取私人利益，损害股东的利益。电影行业里就是那种文化。归根结底，无非是源于人性的自私自利。人性如此自私，一个文明社会很难保持健康发展。伯克希尔、每日期刊很特殊。以每日期刊为例。查理·芒格，98 了。盖瑞·萨尔兹曼，83 了。公司大大小小所有的事，都由盖瑞·萨尔兹曼全权处理。
这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用人之道：完全放权，几乎撒手不管。我们做得怎么样呢？美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活下来的没几家。《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汤森路透的电子版报纸，它们不会消失。但大多数报业公司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在报纸行业走向末路的大环境中，《每日期刊》这份小报也难逃厄运，但我们持有大量流动资产和有价证券，我们还开拓了潜力巨大的软件生意。在 500 家报业公司中，能活下来的，也就两三家而已。这样一想，每日期刊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是我们带领每日期刊走到了今天，但你看我们，我们多老了啊。多年以来，我和盖瑞没从每日期刊公司领过一分钱的薪水。我们没拿过董事费，没从公司报销过任何费用。盖瑞很了不起，他一个人做五六个人的工作，大大小小的事都由他负责。伯克希尔总部只有大约 30 名员工，而且他们还不是负责内部审计的。看看伯克希尔，经营管理得多好！
公司一旦患上了官僚病，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根本没法管理。官僚病是一种非常难治的病。多少患上了官僚病的大公司都死了，美国钢铁、柯达、西尔斯百货、联合百货公司 (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
有的公司，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但它们还活着，原来的生意还继续着。有的公司，原来的生意是彻底没法做了，只能把资本撤出来，原来的生意没了，但钱还在。伯克希尔属于后者。伯克希尔从三个生意很烂的公司起家，这三个公司的生意都做不下去了，但我们把钱从这三个公司中挪了出来。时至今日，伯克希尔已经成为全美国资产负债表上净资产最雄厚的公司。
伯克希尔怎么就能这么成功呢？伯克希尔不像其它大公司一样，容易染上官僚病。我们伯克希尔总部根本没几个人，在巨大的商业帝国顶部，只有那么几个人负责管理，我们不会染上官僚病。伯克希尔是其它公司学不来的。伯克希尔的成功是机缘巧合的结果。从某些方面来说，每日期刊公司是迷你版的伯克希尔。在整个报纸行业走向消亡的大环境中，洛杉矶的一份小报竟然能活得这么好，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既然说到了报纸，我又想感慨一下，我们非常怀念逝去的报纸。在过去，各地的报纸，各自形成垄断地位，它们具有强大的护城河，具有长期稳定的赚钱能力。在过去，新闻报道的价值观是客观真实。那时候的报纸对政府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人们将报纸称为“第四权”，意思是说，报纸如同政府的第四个分支机构。如此高的地位，是报纸偶然获得的。现在，95% 的报纸已经不复存在了。
报纸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一群博眼球的疯子。人们爱听疯话，各路疯子吸引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人。疯子凑到一起，变得更加疯狂。我很怀念过去的报纸和像沃尔特·克朗凯特那样的主持人。传统媒体的衰落是文明的重大损失。传统媒体消亡了，这不是谁的错，而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结果。但是，报纸的消亡是国之不幸。在新兴媒体中，新闻分成两派，不是迎合左翼的脑残，就是迎合右翼的脑残。为了迎合各自的受众，新闻报道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不是好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也许我们应该成立第三个政党。
如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选区划分确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两党都有自己的铁票仓。两党共同的担心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自己的议员席位被抢走。于是，每 10 年左右，无论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他们都会行动起来，把中间派从立法机构中赶出去。
这样一来，在立法机构中，头脑清醒的中间派根本没有生存空间。这样的政府是有问题的。这样的现状背离了民主的初衷。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而且情况日益恶化，问题很严重。我根本不知道，这么严重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问题 34（续）：我正想请教您，该怎么解决呢？
芒格：也许成立第三个政党是一条出路。美国曾经这么做过。我们因为成立了第三个政党，才废除了奴隶制。如今，在国会之中，仍然有一些小规模的团体，例如，40 多人左右的，其中既有民主党成员，也有共和党成员。我们也许可以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或许是个办法。
美国现在的政治弊端深重，仇恨和对立情绪太激烈了，太不对劲了。一个充满愤怒情绪的人，无法好好地生活，一个充满愤怒情绪的立法机构，无法正常运作。在如今的政治环境中，完全不存在信任。
我们这一代人则不同。就以二战结束后来说，我们那时候的政治家提出了这样一句口号：“政治止于大洋之滨。”在巴丹死亡行军中，日本屠杀了很多美军战俘。德国的希特勒屠杀了大量犹太人。但是，我们却在战后帮助德国和日本，与这两个国家成为了朋友，这多了不起啊。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政治生态，和当年可真没法比？
贝琪·奎克：比不了。
芒格：不说了。换下个话题吧。
问题 35：好。这个问题来自科德角的 Jon Cox。他的问题是：“芒格先生，请问您认为读大学，获得大学文凭，有什么意义？政府是否应该加大发放助学金的力度，提高减免助学贷款的规模？”
芒格：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代教育是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美国的大学创造了非凡的成就，现代文明中的科学技术创造了非凡的成就。我们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覆盖面广泛的免费教育功不可没，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有很多老师，他们拿着政府发放的薪水，但是却误人子弟。莘莘学子带着梦想进入校园，却被不合格的老师耽误了。这是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尽管如此，相信我们仍然会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力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国家建立了社保制度之后，每个人都想从中得到更多。从国家那拿到贷款的人，希望国家能把他的贷款给免了。每个人都要求国家发更多的钱。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就对此表示过忧虑。他说过，一个民主国家，当它的公民习惯了通过投票获得更多福利，这个民主国家就支撑不了多久了。200 多年前的富兰克林不是在危言耸听。所有人都指望政府发钱，这不是好事。我们应该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政府的帮助。
问题 36：既然谈到了大学，我问一个和大学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到了您引起的一场争议。提问的人是这么说的：“在您设计的宿舍楼中，为什么有一部分房间没有窗户？请问您是怎么想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让我们知道您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芒格：正常人当然选择有窗户的房间，不愿意住没窗户的房间。我之所以舍弃部分房间的窗户，是从建筑设计的整体考虑，是为了实现其它功能。以豪华邮轮为例。在豪华邮轮上，很多客房没有窗户。很多客房在内舱，有的客房在邮轮中部，只有门朝着走廊，没有窗户。由于邮轮的结构限制，有窗户的房间很少。邮轮的形状是无法改变的，只有舍弃大量客房的窗户，邮轮才能正常运转。毕竟，邮轮的设计不能违反流体力学的规律。要保证一艘大型邮轮正常运转，大量客房必然要设计成没有窗户的。
同样的道理，为了留出更多互动交流的空间，为了方便来自不同专业的师生相互学习，我们舍弃了部分房间的窗户。舍弃了部分房间的窗户，我们的宿舍楼能容纳更多学生，我们的宿舍楼能提供大量用于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
部分房间虽然没有窗户，但空气非常清新，而且我们设计了人造窗户，可以完美地模拟阳光照射的效果。这个取舍很值得。在豪华邮轮上，安装人造窗户的客房，一周的租金大约是 20,000 美元。很长时间以来，迪士尼的豪华邮轮上一直有两种客房，有窗户的和没窗户的。有窗户的，价格比较便宜。没窗户，但安装了人造窗户的，价格更高一些。没窗户的不但不差，反而更好呢。其实，就是个简单的取舍问题。那个批评我的建筑设计师，他是个木头脑袋，一点也不开窍，绝对是没救了。做建筑设计，当然要有所取舍了。
问题 37：查理，这个问题是关于开市客的。来自加州的 Ami Patel 问道：“您最近表示，股票存在泡沫和估值过高的现象。请问开市客的股价是否存在泡沫，是否估值过高？现在，无论是看市销率，还是看市盈率，开市客的股价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开市客的股价已经创了新高，现在还能买吗？”
芒格：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始终认为，再好的公司，价格也不能没个边。哪怕是像开市客这么优秀的公司，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也不能买了。这么说吧，如果我负责管理一只主权基金或者退休基金，我的眼光可以放在 30 年、40 年、50 年之后，按开市客现在的价格，我可以买入。开市客这么优秀的公司很难得，我非常欣赏开市客这家公司。
我不是说，我本人会在现在这个价格买入开市客。毕竟，我习惯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了，这么贵的价格，我下不去手。开市客现在的价格很高，但是我从来没动过卖出一股开市客的念头。去年圣诞节，我在开市客买了几件法兰绒衬衫，一件才 7 美元左右。衬衫的质量非常好，手感很柔软。我还买了几条奥维斯牌 (Orvis) 的裤子，大概也是 7 美元一条。我买的裤子腰部是弹力的，还防水。开市客拥有强大的采购能力，它为顾客精挑细选商品，让顾客买得放心，进军电商领域，开市客一定能占据一席之地。
按开市客现在的股价，我不一定会买，但我绝对不会卖。我相信，在长远的将来，开市客将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开市客配得上成功。它拥有优秀的文化和良好的道德观。真希望美国有更多像开市客这样的好公司，这样的好公司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问题 38：Michael Wichterle 的问题是：“查理，关于 3G 资本和零基成本管理，请问您有什么最新看法？在过去五年里，您的想法是否发生了变化？”
芒格：一家富得流油的公司，受人性侵蚀，很容易染上官僚病，出现大量浪费，做大量无用功。例如，没完没了的开会，除了浪费时间，什么用没有。在染上了官僚病的大公司，很多资金被毫无意义地消耗了。很多钱，白花了。在很多这样的公司，把成本削减 30%，公司会变得更精简，更高效。裁撤冗员，调整架构，对这样的公司来说是好事。在很多成功的大公司，普遍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
富裕了以后，人很容易松懈下来，这是人性使然。我有个朋友，他在一家公司担任董事，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欧洲。公司专门安排一架协和式客机，把他从洛杉矶接到欧洲。从洛杉矶到德国往返需要花费 10 万美元。一位董事的路费，就要 10 万美元。有些大公司的浪费现象太严重了。
另一方面，精简成本也不能太严苛。有些公司的老员工，为公司勤勤恳恳工作了很多年，对他们要特殊照顾一下。要讲效率，但不能单纯地追求效率，不考虑其它因素。总之，对于人浮于事的机构，该大刀阔斧地精简，还是要精简。
亨氏公司的一张董事会会议桌是花 60 万美元买来的。开市客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桌才 300 美元。两家公司的差别多大，两家公司的价值观差别多大。因为有臃肿的公司，才有 3G 资本的用武之地。3G 资本把这些公司收购下来，就是要治一治它们的官僚病。精简有可能精简得过头。但是，我们的很多大公司确实太铺张浪费了，就像很多富裕的家庭太铺张浪费了一样。
贝琪·奎克：查理，这个问题是 Mike Branch 问的。他的问题是……
芒格：一方面，我们不希望存在严重的冗余；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裁撤冗员伤害到普通员工。要做得恰到好处，很不容易。
问题 39：下一个问题是：“请问被动投资对股票的估值有何影响？”
芒格：什么投资？
贝琪·奎克：被动投资。
盖瑞·萨尔兹曼：被动。
芒格：哦，影响很大。指数基金的势力越来越大，造就了一批新大佬，也就是那些掌控着指数基金投票权的人。贝莱德集团 (BlackRock) 的拉里·芬克 (Larry Fink) 以及先锋集团的掌舵者，他们的权势堪比教皇。随着指数投资的兴起，大量投票权集中到了指数基金手里，这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估计不是什么好影响。如今，投票权集中到了拉里·芬克等指数基金掌控者的手中，但我不想让他们说了算。
问题 40：下面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这个问题来自 Charles Francis，他在邮件中是这么写的：“我想请教一下查理，在量化宽松结束后，谁来向全球政府发放贷款？随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退出资产购买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政府需要的大量资金从哪来？谁来向政府发放贷款？利率是多少？量化宽松结束后，缺口该怎么填补？”
芒格：……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是我们的根基。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到处是机器人在操作，先进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像这样的现代化工厂越来越多。中国在这方面也不差，中国也有很多机器人工厂。
机器替代人是大势所趋。我不知道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肯定有很多人需要适应新的发展。有的人本来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结果被机器人替代了，这样的人会受到冲击。就像当年的柯达公司一样，本来生存的好好的，突然新技术问世了，柯达的产品被淘汰了，柯达受到了冲击。柯达能怎么办？除了被淘汰，还能怎么办？很多人接受不了被淘汰的命运。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