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史蒂芬·古尔德认为，在整个科学领域中，进化论是最激动人心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进化论之所以让人着迷，是因为这个理论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根据现在的发展状况看进化论的证明，令人非常满意和信服，同时还有大量的宝藏没有挖掘出来。
其次，进化论是一门覆盖极其广阔的学科，是涉及永恒、定量等带有普遍性的原则，又与历史的独特性直接相关。
第三，进化论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总会关心一些重大的谱系问题，比如我们来自何方。
多年以前，我曾经阅读过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和《盲眼钟表匠》。现在后来才知道，道金斯的思想属于“现代综合论”。现代综合论，即当代达尔文主义，主张利用局部群体的基因适应替换的积累和扩大模式来解释生命的整个历史。在最小的局部群体的适应调节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是出色的经验性说明。比如，桦尺蠖飞蛾体色变黑确实是由于单个基因变化的积累。
但是，古尔德指出，仅仅将这个过程扩大到更多的基因和更大的效应，它并不能解释新物种的起源，也不能解释主要谱系中大的进化趋势只是适应变化的不断积累。古尔德主张一种阶层体系的观点，认为不同层次的进化变化通常是由于不同种类的原因所致。群体内微小的调节可能是连续的、适应的，但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却是染色体的明显改变，这种变化导致某一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不育，不过原因可能与适应无关。进化趋向可能代表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作用于本质上静止的物种本身，而不是由于单一的大群体经过说不清多少年的缓慢、稳定的积累。
在现代综合论之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可以还原为达尔文式局部群体的适应变化。古尔德认为，这是正在探寻一条富有成效的途径，这条途径介于贝特森时代的迷茫与现代综合论观点的局限性之间。现代综合论的观点适宜一定的领域，但是在进化的更高阶层系统领域，达尔文式的突变和选择可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我们可能希望存在因果动因的一致性，即希望存在一种含有达尔文主义内核的普遍性理论。但是，必须考虑到面对机制的多样性，以适合较低层次的适应基因的替换，根本无法解释更高层次的现象。
造成进化理论蓬勃发展的基础，就在于大自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生物不是台球，不是在可以测量的简单外力作用下就可以达到生命台球桌上预定的新位置。极为复杂的系统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任何生物都有其历史，生物的历史以多样形式微妙地限定了生物的未来。面对施加在基本结构上的各种自然选择压力，生物以形态的复杂性所具备的大量功能来回应。基本上不为我们了解的生物胚胎固有的发育途径，保证了简单的输入，就可以转化为输出的令人惊奇的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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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把他的工作视为“重建历史”。他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综合论大不相同。他认为，历史既独特又复杂，不可能在烧瓶中把历史再造出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家，尤其是研究在人类和地质编年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古老而且不可观察的历史的科学家，必须更依靠推断的方法，而不是实验的方法。他们必须检查历史过程的现代结果，并且试图重建从古代导致当代的语词、生物和地貌的路径。一旦发现这样的路径，才有可能明确说明历史的沿革之所以是此路而非彼路的原因。
查尔斯·达尔文显然并不会侧重于那些令人难忘的进化结果，诸如生物对环境的复杂而完美的适应。比如，外形像枯叶的蝴蝶。达尔文探讨的是一种奇特而不完美的现象。达尔文认为，假如生物有历史，那么古老的阶段应该留下痕迹。站在现在的角度看，过去的痕迹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用途，古老、奇特、不适应，但它们却是历史的标记。它们提供了证据，表明生物当初生活的世界与现在的不一样。生物随着历史的演替，不断走向完美，过去的一些踪迹便被掩盖了。
最令达尔文高兴的进化证据就是，几乎所有动物都存在痕迹或退化结构。它们只不过是无用的解剖结构，作为祖先的功能部分的痕迹保留了下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观点，适用的范围超出了痕迹器官和生物学，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科学。站在现代的角度看到的古怪现象，却是历史的标志。比如，熊猫的拇指之所以证明进化的发生，是因为这个拇指笨拙，并且是由奇怪的部分——腕上的耔骨构成的。在熊猫的祖先中，真正的拇指形状适宜奔跑和攀缘，不可能在后裔中变成相对的用于握紧竹子的形状。
历史科学中的这个一般性原则应该可以运用到地球科学的研究中。板块构造理论使我们重建了地球板块表面的历史。在过去的两亿年，单一的超大陆，即泛大陆，分裂成几块，并扩散成为我们现在的大陆。泛大陆在2.2亿年前还是连为一体的。这就是历史的标记。自然史上最大的难题和奇迹就是许多动物的迁徙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的路线。漫长的迁徙看起来似乎是随着季节的变迁，是动物奔往适宜气候地区的直接路线。比较特殊的是每年冬天大型哺乳动物在佛罗里达州内的迁徙。但是其他动物从摄食地到繁殖地的迁徙要经过上千公里，即使其他适宜的地方就在附近，动物也照样准确无误地到达每年去的地区。这同样是历史的印记。
生命主要有三个层次：基因、生物个体和物种。基因是生物的蓝图，生物个体是建构物种的砖瓦。有变异才有进化，如果没有大量可挑选的余地，自然选择就无法起作用。突变产生大量的变异，基因是变异的单位。生物个体是选择的单位，但是生物个体无法进化，只能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相互作用的群体中，才能发生进化。物种是进化的单位。按照哲学家戴维·霍尔的说法，基因产生突变，个体被选择，物种发生进化。这就是正统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达尔文思想的中心就是证明生物个体是选择的单位。达尔文认为，自然界的奇妙并没有“更高的”原因。进化并不考虑“生态系统的利益”，更不考虑“物种的利益”。自然中的所有和谐和稳定，都不过是生物个体追求各自的自我利益的间接结果。按照现在的术语，就是生物个体通过增加生殖成功使自己的基因更多地传到以后的世代中。个体是选择的单位，“生存斗争”是个体之间的事情。理查德·道金斯宣称基因本身就是选择的单位，而生物个体只不过是基因的储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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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韦恩·爱德华兹在《与社群行为相关的动物扩散》中提出了他所捍卫的“群选择”观点。他讨论了一个难题：如果只是生物个体经过斗争来增加选择成功，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物种维持的群体的相对恒定，使资源的供给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按照传统的达尔文式的回答，是外界的食物、气候和捕食者的限度，导致只有那么多成员可以得到食物，其余的则被饿死或冻死或被吃掉，所以群体数量稳定。而爱德华兹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动物通过估量生存环境的限度来调节群体的数量，相应地也调节了它们的繁殖。他很快意识到，群选择理论与达尔文坚持的“个体选择”观点相抵触，因为群选择要求许多个体生物为了种群的利益约束或者放弃繁殖。
爱德华兹假定物种都分成分离的种群。有些种群从未进化出调节繁殖的途径。在这样的种群中，个体选择占优势。年景好，种群数量增加，种群繁荣；年景不好，种群便不能自我调节，濒临衰亡，甚至灭绝。另外一些种群则形成了调节系统，许多个体为了种群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繁殖。无论年景好坏，这样的种群都能生存下来。进化是种群间的斗争，不是个体间的斗争。种群通过个体之间利他行为的调节，就可以生存下来。爱德华兹写道：“有必要假定社会组织才是进化的实体，它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发生进步的进化，并变得更加完美。”
爱德华兹根据这种见解，重新解释了绝大多数生物的行为。无论如何，环境只允许一定数量的生物繁殖。因而动物通过正常而精致的竞争系统，来获得更多的繁殖份额。在陆生物种中，每一块陆地上只能生活一定数量的动物，而动物通常是雄性则要显示自己已经占据了这块土地。失败者则体面地接受了现实，为了整体的利益成了次要的独居者。在等级划分明显的种群中，动物只有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才有可能繁殖，所以动物为了占据高的地位而竞争。竞争是通过虚张声势和炫耀来进行的，这样动物不必像古罗马角斗士那样在搏斗中毁灭自己。在竞争中，比的主要是运气，而不是技能，分配适当的生殖份额远比谁能获胜更重要。爱德华兹宣称，“竞争的惯例化与社群的建立是一回事”。
但是，动物并不知道它们的繁殖份额。爱德华兹在他那最令人吃惊的假说中提出，通过群选择聚集、密集、共同的歌唱以及合唱等行为作为有效的统计方法进化出来了。他指的是“鸟类的歌唱、螽斯的啁啾、蛙的呜叫、水中的鱼发出的声响和萤火虫的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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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达尔文主义者并不认可爱德华兹的观点。他们采取了两种策略。首先，他们接受了爱德华兹的多数观察，但是将那些现象重新解释为个体选择的例证。其次，将显然无益处的利他行为解释为通过亲属的生存来传播自己基因的一种自私行为，即亲选择理论。这些不同的解释并没有驳倒群选择理论，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以更传统的达尔文式个体选择模式重新讲述群选择的故事。
当个体选择理论在与强调高于个体层次的群选择理论争论中相对来说并未受到损失时，有的学者又从低于个体层次的角度对个体选择理论进行了攻击。他们指出，选择的单位是基因，而不是生物个体。他们认为，一个动物只不过是DNA制造的更多的DNA的途径。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自私的基因》中就倡导这种观点。他在书中写道：“一个身体是基因保持基因不变的途径。”
在道金斯看来，进化是基因之间的战斗，每一个基因都在追求更多地复制自己。身体只不过是基因一时聚集的地方。身体是基因暂时的储藏所，是受基因控制的生存机器。一旦基因在身体的下一代完成了复制，并且传递了更多的拷贝，身体便被抛到地质堆里了。他写道：“我们是生存机器，是被盲目编程的自动机械，为的是保护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基因聚集在巨大的克隆中，它们在庞大的机器中很安全……基因就存在你我之间，它们创造了灵与肉，保护基因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最终理由。”
古尔德确信道金斯显然放弃了达尔文主义的生物个体是选择单位的概念。因为道金斯这样表述：“我应该指出，选择的基本单位，不是物种，不是种群，严格来说，也不是个体，而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基因。”古尔德对道金斯的论述中最令人吃惊和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成分——赋予基因与意识的行为，并不感到厌烦。
然而，古尔德依然在道金斯从个体层次之下向个体选择理论发出挑战中发现了致命的缺陷。无论到底是赋予基因多大的力量，有一种东西他无法使基因具备，那就是自然选择施加影响时所应有的可见性。选择无法看到基因，无法直接作用于基因，选择必然需要身体做中介。基因是存在于细胞中的一段DNA，选择看得到的是身体。选择之所以有利于某些身体，是因为这些身体更强壮，隔离更彻底，性成熟更早，在搏斗中更凶猛，或者看起来更美。
假如在有利于更强壮的身体中，选择直接作用于导致身体强壮的基因上，那么道金斯可能是对的。如果身体是清晰的基因图像，而且DNA片段之间的搏斗会外在地表现出来，那么选择可能是正是作用于基因上，但是身体不是这样。古尔德指出，并不存在决定像你的左髌骨或指甲这样明确而细微的形态的基因。不可能将身体划分成一个又一个的部分，每一个部分由单一的基因造成。身体上大多数部分的构造与上百个基因有关，而且，基因的作用要通过环境千变万化的影响来传递。这些环境包括胚胎的、出生后的、体内的和体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不能转译成基因，选择也不能直接作用于身体的各个部分。选择保留或淘汰的是周围整体的生物，因为是身体的各个部分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才表现出优势。设想单个基因按照自己的生存轨迹发展，这与我们理解的发育遗传学毫不相干。道金斯需要的是另一种比喻：基因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结成联盟，抓住机会，签订协议，把握住可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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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金斯的理论提出之时，正值越来越多的进化论者反对泛选择论者所宣称的身体的各个部分都要经受自然选择考验的时候。可能的情况是，许多基因，也许是多数基因，起的作用相同，而且选择可能并不在基因中挑来选去。假如大多数基因并不表现出来，选择无法发现的话，基因就不可能是选择的单位。
古尔德认为道金斯的理论之所以产生出令人着迷的效果，是由于西方科学思想的某些不良品性——是由于我们称作原子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态度。这种观点认为，整体应该分解为“基本的”单位后才能理解，可以发现微观单位的性质并用来解释宏观结果的行为，所有事件和客体都是有明确的、可预测的、决定性的原因。在我们研究内含成分少，不受以前历史影响的简单客体时，利用这种观点是成功的。但是，生物并不是基因的堆积物。生物有它的历史，生物的各个部分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生物是基因协调作用产生的，这种作用受环境的影响，并转化成看不见和看得见的部分。决定水的性质的分子无法和基因与身体进行类比。我们不能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但是。对于整体的知觉可能是生物学的真理。
请注意一下，古尔德的最后结论竟然是复杂性科学思想的体现。梅拉妮·米歇尔在《复杂》一书中开头就叙述了还原论的历史。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还原论者喜欢线性。但如果是线性，那么整体就等于部分之和。然而这个世界却充满了非线性系统。对于非线性系统，整体则不等于部分之和。复杂性科学一直致力于对还原论的批判，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体系。我最早研读生物进化论，就来自道金斯的著作。而推荐者就是查理·芒格先生。如果道金斯的理论正如古尔德所说的出现了“致命缺陷”，那么这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