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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 DCF),剩余收益模型最大的优势之一是让投资者可以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来估算公司价值。而DCF中,未来企业的自由现金流相对比较难以估算。
剩余收益模型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加清楚是哪些公司的财务指标能够推动股价倍增,从而给基本面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我们假设在长期内,股价能够最终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那么
Pt=Vt 。如果我们在剩余收益模型公式的等式两边同时除以t时间点的企业账面价值,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的一系列财务指标来重新表达市净率:
从以上的公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家公司的市净率同其未来的ROE水平、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和未来的账面价值增长率(主要取决于未来ROE水平和未来股息分配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得知若要判断公司是否能够在长时间内获得较高的市净率,其关键时候判断其未来ROE水平、股息分配率和权益资本成本。
通过我们对于剩余收益模型公式的理解,结合我们之前给出的格雷厄姆和格林布拉特的选股标准,我们发现格雷厄姆、巴菲特和格林布拉特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找到高剩余收益预期的公司,并以合理的估值买入。
通过剩余收益模型,我们了解了高质量的公司往往内在价值也高。那么,决定一家公司高质量或者说而未来剩余收益现值(Present Value of Residual Income, PVRI)的具体指标会有哪些呢?或者说,哪些具体的公司特征能伴随高净资产回报率(ROE)、低权益资本成本(r)和高股息分配(k)?我们认为具体的特征包括:强盈利能力、高盈利增长、高安全性、强派息能力。展开来讲,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盈利增长,是影响公司未来净资产收益率(ROE)的重要因素。公司的资产安全性越高,其未来的权益资本成本(r)就越低,在未来预期现金流一定的情况下,安全的公司将得到更高的PVRI。在盈利能力和增长率相同的情况下,给投资者派息更多的公司将拥有更高的PVRI。
学术界的实证研究和投资业界的实践在上述几个方面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如果一家公司稳定、安全、盈利能力强、盈利增长高,同时现金流状况良好、派息率高,那么这家公司在长期内内在价值将很高,且投资人有可能在其股票投资上获得高回报。
克里夫·阿斯尼斯(Cliff Asness)是美国纽约量化对冲基金AQR的创始人之一和首席投资官。他和其他合作者在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6]中发现“高质量”公司的股票的确能在长期内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在实证研究中,他们用21个具体的指标来描述“高质量”的公司,并将指标分为4组:
1, 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高盈利、高毛利、高经营性现金流
2, 盈利增长(Growth):高毛利增长、高净利润增长、高现金流增长
3, 资产安全(Safety):低股价波动、低盈利波动、低BETA、低杠杆、低破产风险
4, 派息能力(Payout):低总融资额、高派息额、高派息率
综上所述,价值投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购买“高质量”的公司。而通过金融的理论和业界的实践,我们可以将高质量的公司简单理解为强盈利能力、高盈利增长、高安全性和强派息能力的公司。
[1] "It's far better to buy a wonderful company at a fair price, than to buy a fair company at a wonderful price."
[2] 本文章受到以下论文的启发:Lee, Charles M.C. (2014) “Value Investing: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 Volume 16, No.2
[3] 纽约大学教授阿斯沃斯 达摩达兰(Aswath Damodaran)在其学术论文中详细阐述过本杰明 格雷厄姆的这些选股标准:Damondaran, A. (2012) “Value Investing: Investing for Grown Ups?”, Working Paper,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YU.
[4] Lee, Charles M.C. (2014) “Value Investing: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 Volume 16, No.2
[5] Shiller, R.J., 1984, Stock prices and social dynamics, Th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457-510.
[6] Asness, C. S., Frazzini, A., and Pedersen, L.H. (2013), “Quality Minus Junk”, Working Paper, AQR Capital Management and New York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