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回顾2018年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A股市场自2018年2月调整至今，美股也因为10月份TMT公司业绩达不到预期而出现调整。标普500指数9月底至今下跌14.7%，再度引发新兴市场忧虑。
我们对于长周期的衰退抱有隐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存在的诸如债务雪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始终存在，尽管当时美国推出几轮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也通过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举投资建设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但依旧解决不了中国人口红利、出口红利、房地产红利的消失及GDP增速不可持续的问题。
新兴市场通常是全球危机的开始。纵观历史，每一次崩盘均由杠杆经营或新型金融创新模式推动，爆发起源于脆弱的无节制结构。系统内一旦出现风吹草动，结构性缺陷便会暴露无遗。
1990年日本泡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全球互联网泡沫、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每一次股票市场崩盘都有外部催化因素的影响，而这次的导火索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是大国之间资源争夺地缘矛盾及政治和经济矛盾的集中表现。无论2019年3月份“中美90天”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中美能否达成实质性贸易协议，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依旧密切，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始终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科技创新将使中国在中美博弈中占据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内在支撑力，中国将实现经济软着陆。
以70年代处于转型期的日本为例，期间日本产业结构出现巨大变化，贸易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引发了与欧美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问题。60年代末，机械占日本工业品出口的比例仅32.6%，到70年代末期比例上升至64.9%，贸易战亦无法制止日本高新技术相关的机械产业的蓬勃发展，最后贸易摩擦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由于日本更多地采取了直接投资、就地生产的方式而减轻。
踏对周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周期由系列事件推动向前，事件与事件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了解因果关系才能了解周期变化的趋势从而预判下一个事件。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大多数公司高管，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在一个个经济周期中都在从事顺应经济周期的行为。他们总是在周期顶部高价回购公司股份，并在周期底部以极高的成本募集新的资金。分析师也“顺周期”地扎堆发布报告，在股价顶点发布看多报告且在股价底部释放看空信号。
即使忽略外围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本轮国内经济周期下行有几大明显的征兆，一是2018年香港IPO家数达到185家，首发募资规模超2600亿港元，创近五年募资规模最高水平，并且一季度上市的公司破发率达到65%，与2015年、2007年二季度破发率相当；二是尽管多数公司在2018年一季度、二季度盈利水平持续提高但股价表现不及预期，说明市场已充分反映当前盈利水平；三是投入资本回报率（即ROIC，一个更好地衡量了单位投入资本可创造价值的盈利指标）中位数增速自2017年以来逐季下降，于2017年四季度甚至呈负增长。历史上ROIC中位数由正转负时，指数均呈现持续阴跌的走势；四是可选消费指数通常具有较好的前瞻性，消费降级背景下贴近终端消费者的可选消费行业竞争激烈，较之必选消费行业面临更大的挑战。
投资决策是个复杂的工程，投资判断并无单一的准绳。需要结合公司/行业历史收益率、个股/指数估值、利率/汇率变化规律、行为金融学等众多因素进行判断。以上是识别周期顶部的一些方法，而股市底极难预判，股市底常常来自政策底而非经济底。再以日本为例，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遭遇物价较前一年上涨20%的高通胀的冲击，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日本1965年-1970年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11.7%，而1970-1975年平均增长率仅有4.45%。尽管如此，日经225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调整后，于1974年10月触底反弹，之后迎来十多年的超级大牛市。可以预见的是，6.5%的GDP增速已触及政府增长预期的最低目标，2019年可能重新进入政策的调整期，我们期待在消费、出口、投资、货币和财政等方面看到新的政策出台，以消除市场短期的悲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