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两部经典中，格雷厄姆多次指出了华尔街在股票选择中的一些常见误区：滥用市盈率、押注于未来的业绩增长、偏好大公司或特定行业、试图用技术分析择时。
人性不变，市场亦不变。虽然格雷厄姆的两部经典之作已经问世几十年，这些误区依然存在于股票市场中，不仅仅在华尔街，在远隔重洋的中国A股同样如此。最近几年，A股市场过度炒作白马股和各种概念股，投资者在各种所谓的“大牛股”上普遍亏损，与格雷厄姆当年所看到的华尔街无异。
20世纪初期，美国先后发生了几次规模不同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代表成就之一的铁路行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扩张之后，开始放慢了发展步伐，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被认为绝对安全的铁路证券也随之大规模崩溃。
在此之前，传统的证券投资者们曾经习惯于以收购私人企业的视角来评估证券的投资价值，这一投资理念让他们一度坚信，铁路证券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优质证券。因此，铁路证券价格的突然崩塌，让传统的投资者备受打击，他们对过去曾经信奉的投资理念产生了怀疑，一些新的投资理念在华尔街应运而生。
这些新的理念通常认为，好的股票应该满足两点基本要求：1）业绩良好、行业领先的公司；2）财务状况良好、未来盈利有望大幅增长的公司。广受追捧的通用电气等大公司，确实可以满足这些标准。然而，此类标准割裂了股票价格与可以被衡量的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也被认为与股票价值完全无关。
大萧条前夕的牛市期间，华尔街深受这些新投资理念的影响：只要存在明显的盈利增长趋势，企业的历史平均盈利情况对企业价值的意义就被忽略了；市盈率也被广泛用于评估普通股，有时用于过去，有时用于现在，有时用于不久的将来；投资者还试图通过技术分析来选择合适的买卖时机，以期获取最大化收益。
格雷厄姆对这些新的投资理念嗤之以鼻，将之称为“对实力强劲公司的投机”，其最终结果将与投机行为别无二致。
他以通用电气为例来表达他对新投资理念的质疑，通用电气1937年的市值为18.7亿美元，但仅仅一年后，公司的市值只剩下7.84亿美元，但是在这短短的12个月时间里，并没有发生任何能够让这家大企业损失一半市值的大事。通用电气的股票能在1937年卖到64.875美元，完全是因为公众的乐观态度，而在1938年以27.25美元的价格卖出，也是因为公众变得悲观。
误区一：滥用市盈率
格雷厄姆不能认同投资者对市盈率的随意使用，他认为市盈率自身并不适于作为评判股票优良的一个标准。从定义上看，市盈率是股票价格与每股净利润的比值，它与股票价格正相关，因此，市盈率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而不是反过来决定股票价格是否合理。换句话说，任何股票所谓的“合适的”市盈率不过是市场定义的，自1926年直至格雷厄姆提出自己的观点，华尔街投资者也未曾因为市盈率非常高而出售他们持有的股票。
放在今天来看，格雷厄姆的观点依然有效。在中国A股市场中，有很多自诩格雷厄姆信徒的投资者，也经常以市盈率作为简单指标来评估股票的投资价值。然而，无数个事实证明，市场的短期无效可以把周期股、概念股和热门股的市盈率演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时过低，有时过高。即便投资者们总是可以找到理由为这个“合适的”市盈率辩解，但此时的市盈率往往已经成为“市梦率”，PPT造车的乐视网就是其中的典型。
误区二：押注于未来的业绩增长
对于将企业盈利有望大幅增长作为选择股票的依据，格雷厄姆同样表示质疑。他认为，对股票的筛选过程可以适当关注企业的发展前景，但投资者并不需要必须将自己局限于那些承诺能够提供扩张性业绩的公司。
事实上，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华尔街的预测并不靠谱，1926年以前，市场在总体上低估了工业普通股的未来业绩增长潜力，而1926年之后大萧条之前，投资者过高估计未来业绩增长几乎蔓延到所有的证券，甚至包括那些收入增长时间过短而无法评估未来业绩的股票。
人的本性喜好预测，越是难以预测的东西，越倾向于使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以证明其可信性。另一方面，对于涨势较好的股票的未来前景，投资者通常会表现出盲目的自信乐观，误认为任何对买卖时机的错误判断，都能被市场复苏和股价再创新高所矫正。2021年8月，$宁德时代(SZ300750)$ 股价大幅上涨之时，市场普遍看好宁德时代盈利持续增长的潜力，各种详细的数据分析铺天盖地，某知名券商机构的研究报告更是疯狂预测了2060年储能业务的营收。
然而，2022年一季度，宁德时代业绩大变，扣非净利润同比和环比分别大幅下降了42%和86%。公司给出的解释是上游原材料涨价提高了生产成本，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身披“创业板一哥”和“科技独角兽”的双重光环，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而盈利大幅下降，那么宁德时代到底是科技股？还是处于风口的原材料加工企业？恶劣的市场环境是检验企业成本转移能力的试金石，宁德时代一季度的业绩下滑，也让其科技含量的成色降低不少。
误区三：偏好大公司或特定行业
将业绩良好、行业领先作为选择证券的依据，是否合理呢？格雷厄姆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通过对市场的深入观察，他发现股票市场往往存在对某一类别公司的偏好。1940年的股票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倾向于青睐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公司，投资者相信较好的萧条抵抗能力和较强的收入复苏能力，使得一流的公司比二流的公司更强。同时，市场也偏爱某些特定的行业，包括这些行业中规模较小的公司，最突出的代表是化学股和航空股，当时的投资者认为前者通过研发可以获得非凡的业绩增长，而后者则拥有大量的军备订单。
伏尔泰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捏造一个出来。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这是人之天性，股票交易也不例外。
尽管投资者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解释他们对某一类别公司的偏好，但这种偏好也不免让人心存疑虑。首先，受到偏爱的股票和遭受冷落的股票的估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以1934-1939年的美国股市的平均数据作为标准，受到偏爱的股票的市盈率大概是其他股票的两到三倍，就资产价值而言，这种分歧更大，那些受偏爱的股票为投入它们的每一分资本赚取了更高的市值，忽略资产价值的程度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在格雷厄姆看来，华尔街之所以存在这些偏爱，是因为投资者普遍预期，大公司会通过抢占小公司的市场份额获得进一步增长，某些行业会比其他行业增长更快，这样的预期为某些公司股票的高价格提供了理论依据。拥有良好的历史趋势和美好前景的公司的股票将比其他公司的股票更值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格雷厄姆认为华尔街的这种偏好有些过头了，因此，小型公司和受冷落行业公司的投资价值都极有可能是被低估的。
事实上，预期大公司和某些特定行业的公司会持续繁荣，而其他公司都会持续衰退，这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自身规模会妨碍其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而另一方面，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也会引来竞争或者政府监管。因此，格雷厄姆相信华尔街的偏好肯定会做过头——毕竟没有定量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公众喜好某事物的热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物极必反。
最近几年A股市场的表现，也印证了格雷厄姆的上述判断。2017年以来，行业领先、业绩稳定的龙头企业，普遍受到市场的青睐，白酒茅$贵州茅台(SH600519)$ 、电池茅、医药茅$恒瑞医药(SH600276)$ 、水泥茅等被寄予厚望，股价最终透支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幅偏离了企业的基本面。与股价高位相比，截至目前，多数行业龙头股价下跌幅度超过了30%，高位接盘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误区四：试图用技术分析择时
在大萧条开始后的十多年里，除了少数股票上涨外，美国股票市场在大幅波动中并未呈现出长期上涨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也开始期望借助K线图等技术分析，确定适当买卖时机，从而带来满意的结果。
对此，格雷厄姆明确地指出，采用被普遍接受的、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买卖时机选择原则——在股价回升或者下跌已经确定无疑后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在本质上与投机行为无异。他质问道：传统的投资者是有耐心而且能够按照自己的信念做事的人，他们在投机者急躁或沮丧地出售股票时买入，如果投资者现在变得踌躇不定，直到市场的技术分析指标鼓励他买入时才开始行动，那他与投机者还有何区别？又如何比投机者赚取更多利润呢？
技术分析通常借助于浅显易懂的图表，容易被投资者所理解。如果存在某种有效、浅显易懂的图表分析方法，那么这种分析方法会很快地被广泛使用，这无疑会导致曾经有效的方法迅速失效，这从逻辑上也否定了技术分析长期有效的可能性。
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股票买卖时机，格雷厄姆认为，除非买入的时机与诱人的股票价格水平相联系，而且股票价格水平高低可以通过某一分析标准来衡量，否则投资者无法判断出最佳的买入时机；类似地，投资者出售股票的信号也不是来自所谓的市场技术信号，而是来自于价格水平上升从而超过了一个客观的标准价值；在这些重要原则的限制下改进技术分析，也许能发现更好的买卖时机，从而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结果。
格雷厄姆对新投资理念的深入审视，为投资者清晰地揭示出其中的缺陷，因此，投资者在新投资理念中得到的更多的是警示而非具体有效的建议。格雷厄姆的质疑和拷问，引领投资者开始重新关注古老的、经受过历史检验的有效投资原则：应该等到商业和市场不景气时再买入具有代表性的股票，因为在其他时期不可能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买入这些股票；如若不顾时机地买入，将来可能会追悔莫及。
另一方面，除非是在牛市的全盛时期，成千上万个被市场忽视或冷落的股票，也大多有可能为投资者提供一些真实的投资机会。但是，这一广阔但不太受欢迎的股票群体，给真正感兴趣的投资者和聪明的证券分析师提出了更多逻辑上的挑战。如何把这些挑战化解为真正的投资机会，正是格雷厄姆希望在《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两部经典中向投资者传授的普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