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投资》读后感，不代表本人支持奥派啊![[不说了]](http://assets.imedao.com/ugc/images/face/emoji_31_shut up.png?v=1 "[不说了]"){kind=small}
在很多人看来，奥地利学派总是蒙着一层固执、守旧，又带着傲气的色彩。他们总是冷冷的执着于诉说我们今天的一切建立在沙砾之上，“现代的繁荣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金字塔”，仿佛他们才是唯一清醒的一小群。不过每当泡沫破裂，资产价格崩塌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确实在之前的几年，奥地利学派的信仰者们给出过合理的警告，从菲利克斯•索马利（Felix Somary，被称为“苏黎世的乌鸦”）精确地预测到1931年德国金融危机以及最终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开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对70年代滞涨的警告，以及2000年网络泡沫和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我们都看到了奥地利学派学者的洞察力。
那么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念进行投资是否可行呢？仅仅躲避危机而什么都不做肯定无法获利，行动的太早的做空可能会在泡沫刺破之前就陷入破产，死守黄金（奥地利学派的最爱）又似乎过于单一，《奥派投资》这本书试图给出一个符合奥地利学派思维框架的，较为完善的投资方法。
本书的作者包括经济哲学家拉希姆•塔吉扎德甘，他曾在维也纳等地任教，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与他合作此书的还有资产管理公司Incrementum AG的合伙人罗纳德•圣弗尔和马克•瓦莱克，以及咨询公司Hedgefund Consultants Ltd的独立交易员和市场分析师海因茨•布莱斯尼克。这个组合既有理论深度和哲学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普通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来说，其中的叙述都比较平易近人，是一本不错的入门书籍。翻译上虽有一些词语让人感觉不太习惯，但是总体来说仍然是一本好书。
古希腊人认为，理论，即批判性的反思，是实践的最高形式。奥地利学派强调的是祛除幻象，特别是祛除“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幻象。本书的作者从实践哲学的层面思考经济学，这也是奥地利学派不同于多数经济学理论的显著之处。那么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济学的唯一目标应当是，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真实性。在作者们看来，经济学的实践意义是：
① 说明事物（社会）前进的方向；
② 给出建议，如何积累保护财富。
作者们指出，经济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动。伦理学帮助我们反思个体习惯和原则，政治学则是对人类社群和冲突的反思，而经济学则是对我们家庭和企业结构的反思，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实践哲学。
容我直接引用书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断：“行动者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不认为世界就应该是现在看上去的这个样子，而应该是它该有的样子。他们会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审慎地承担风险。”
在书中，作者们还给出了资金在囤积、投资、消费、慈善、投机当中的分配建议：
① 30%用于囤积流动性，包括黄金和现金；
② 30%用于资本投资，包括机器、厂房、企业股份和出租性的房地产；
③ 30%用于耐用消费品，包括自有房产、艺术品和高价值的家用品；
④ 10%用于捐赠基金，慈善、科学捐赠，促进和平、环境保护、文化事业。
一、批判繁荣的幻觉——奥地利学派的四大支柱
不可知的未来是投资和经济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奥地利学派的基础是理解人，理解人的行为。从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写作《国民经济学原理》，到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的巨著《人的行为》，奥地利学派总是试图从个体和主观的角度出发，以异质性和边际分析作为主要的假设和工具，来分析人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当中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构成的经济体。
1. 奥地利学派强调先验性的知识
所有经济预测必然受到有关行动本身的先验知识的限制……把经济学的先验定理作为经验型预测的行动约束与逻辑约束，并把它作为判断未来会不会发生某些事件时应当施加的逻辑限制。
——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e)，《经济科学和奥地利方法》
奥地利学派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但也不是任意发生的。具体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关注的是排序原理和各种模式。奥派认为，经济学理论应当帮助我们识别模式，根据对各种模式的理解和解释进行主观的思考，并使人根据思考的成果承担责任。同时，未来越遥远，具体因素和当前实践的参考意义就越低，一般性反思的价值则会变得更大，对结构、战略和模式的思考也越重要。
奥地利学派的一般性的先验知识主要是对边际效用-货币-经济周期的分析和论证，繁荣-滞胀-衰退的周期来自于通货取代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扭曲了生产结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经济活动和发展的可能性描述为个体行为、常识和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框架性产物，强调清醒地面对市场扭曲，洞察并把握经济周期，基于价值做出选择。
奥地利学派拒绝经验性的知识，比如凯恩斯主义的总量数据分析，金融市场的相关性推导的论断，以及动物精神。奥地利学派批判的是执着于总量的分析，忽视微观数据的异质性，以及背后驱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企业家的雄心和洞察力。奥派同样批判政府信贷对资金价格的扭曲，这种扭曲人为延长了繁荣和萧条的时间，也加大了周期波动的杀伤力。奥地利学派推崇企业家创造财富，而不是政府推动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虚假财富。基于对秩序的信仰，他们并不参与投机，但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不否定投机的意义，在于纠正市场错误。
奥地利学派关注货币理论并且批判货币政策的核心在于，不能依靠增加债务来解决债务问题，经济泡沫的后果也不能靠制造新的泡沫来消化。
勇气、智慧、谨慎，和平衡感，这就是奥地利学派坚信的人类之美德。
在方法上，奥地利学派依靠的是关注相对价格的主观价值理论，和关注异质性的边际分析。奥地利学派的投资者依靠的是避免犯错误和拒绝以资产受欢迎的程度来挑选投资标的，而不是判断时机，尽管他们常常做出准确的预测，特别是在预测危机和悲剧的时候。
奥地利学派强调实践的作用，鼓励创业和企业家精神。他们会说，“投资者常常因为过于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而为自己敏锐的时机感付出代价；经济学家则可能让时间从身边流逝，静静待在他的象牙塔里。”
投资与创业一样，需要看到未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这种“看到”的能力，首先是天赋和直觉，其次是实践，最后才是理性的认识，所以奥地利学派总在强调先验的知识。
奥地利学派的信仰是秩序和知识，因此他们不投机，也不使用杠杆。投机的本质是理解政府的行为，特别是政府对信贷的推动作用。投机本质上是投权力所好。
奥派经济学家对当下（2015年）的评估：
① 短期内的滞胀介于恶性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紧缩之间，并伴随愈演愈烈的金融抑制；
② 在中期，政府尝试利用全新的主导货币进行全球性协调，这往往伴随着国际冲突；
③ 从长期来看，经济结构必须发生大规模调整，才能够使经济重新回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2. 奥地利学派的四大支柱
A. 主观主义——主观价值理论
经济学的主观主义指的是，经济价值和价格既不是由过去决定的，也不是由不变的物理属性决定的，经济价值和价格是对不确定的未来的主观评价的结果。奥地利学派教义的中心是人，是作为主体的行动的人，奥地利学派观察人的行为，避免以“客观”的名义操纵人，操纵假想的“平均的人”，从而退化到对人的多样性的藐视和控制狂。
奥地利学派定义的价值和价格：
① 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人类决策，即对实现我们目标的可用手段的有效性的主观评估的基础。
② 价格是特定的，过去已经完成的交换比率，反映了在与其他人的选择互动时，我们所做出的选择。价格表达的是我们交换时必须放弃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得到的东西。
价值是我们对个人目标和适当手段的反思，价格则是我们的价值观与他人需求的联系。
投资资产的价格反映人对未来的预期，因为人把收入转换为财富，是为了在未来再次把财富转换为收入。
B. 边际主义——边际效用理论
边际主义是指经济变化总是发生在边际上，我们必须动态地思考经济，而且激励的作用也总是发生在边际上。奥地利学派认为，总有一部分人处在边际上，因为没有人是相同的。
边际主义的方法要求我们找到增量的、具体的改进，同时注意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供应单位。边际主义同样揭示了机会成本的重要性，而机会成本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都要求囤积流动性。不确定性越高，流动性的需求就越大。
“流动性本质上是商品适销性的函数”。适销性越高，边际效用递减幅度越小，货币在所有商品中具有最高的适销性。或者像哈耶克指出的那样，货币和货币性(moneyness)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名词，不同商品不同的适销性指向了成为货币的可能性。法币制度和强制性税收使政府得以人为强化特定货币的适销性，从而使其成为适销性最强的商品。
C. 个人主义——只有自由的人才能承担责任
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某种意义上是与大众相反而行，更恰当地说，个人主义是独立思路和看向远方，拒绝那些分析总量的专家。
货币革命之后，世界进入了大众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金融投机者。人类处于依赖关系之中，彼此紧密相连，构成了社会和大众，我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便是经济。
D. 现实主义——对经济价值的关注回归到真实的人的真实利益上
经济学的唯一目标应当是，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真实性。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货币或者通货的泛滥刺激了我们今天的贪婪和对未来的不耐烦，我们轻易地相信乌托邦的承诺，相信浮夸和一厢情愿，而且因为这些幻觉而狂妄自大，以至于固执地坚持这些幻觉，不惜以更大的泡沫来支撑泡沫。
股权资本的价值建立在长期创造价值的真正的资产之上，债权资本同样依赖于长期能够创造价值的资产。依赖于展期而存在的信用债权和依靠新增税收偿还的信用货币，在奥派看来都是值得怀疑的资产。
股市上涨由两个阶段组成，首先是一部分投资者预期企业的回报在未来会增加，而最终，大部分价格的上涨将是投资者试图逃离货币贬值而带来的。价格的上涨很多时候只是实际福利下降的表象。
政府和国家面对通货膨胀和贬值压力，往往诉诸于金融抑制的手段，试图拯救基于债务的泡沫经济。了解这种动机和激励因素，才能够穿越通胀与通缩的周期。
3. 繁荣的幻觉——现代的繁荣是建立在流沙上的金字塔
经济繁荣、物质丰富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然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过分关注经济繁荣，以至于只看到统计数据当中的“繁荣”，忽视了经济的知识基础。米塞斯说：“生产不是什么物质的、自然的和外在的现象；生产是精神和心智现象…生产出产品的，不是劳动和麻烦本身，而是劳动者受理性指导这一事实。”（Mises: Human Action -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和发展，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满足政府债务融资的需求，同时开始限制政府和国王的权力，整个18世纪直到19世纪的前1/4，这一制度创新逐渐转变为持久的制度。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所谓的“货币革命”。但是货币革命并没有真正阻止暴君和恶法的横行，只是让作恶之人又多了一条更隐秘的路径，那就是“繁荣”。
信贷扩张驱动的繁荣的幻觉，导致节俭让位于即时满足，奢侈挥霍成为时尚，道德信念屈服于普遍的不信任，欺诈和贪腐为奢靡的生活提供燃料。信用媒介的扩张，随之而来的是繁荣和债务螺旋，通常以暴君的崛起为归宿。暴君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对赖账的需求孕育的极端手段。
在专制主义时代（16-18世纪），“政府的融资依赖于税收（盗窃）、掠夺（战争）、铸币税（铸造硬币的收益，通常与货币贬值一致）和信贷”。战争、税收和货币贬值的成本都超过了长期回报，国民可流动的财富逐渐消失，而英国在17世纪末开始展示出另一种政府融资的方式，也开启了18世纪作为“银行系统与国家合并的世纪”的历史。信用媒介在欧洲大陆最早的案例是指券（assignat，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征用房地产的索取权形成的伪抵押货币）和约翰·劳（John Law），而暴君则是拿破仑。
法国货币革命的基础是建立动产信贷银行（credit-mobilier banks，最早由法国的佩雷尔Pereire兄弟所创立），最初直接刺激的仅是房地产。随着完善货币革命的努力转向生产和分配商品的工业和商业，这种基础设施逐渐成为了社会主义的知识先驱们的工具，“他们梦想着在实业家和工程师的指导下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经济”，最终实业家和工程师都会退位，官僚依靠暴力胁迫保障货币革命的成果成为必然。
这样的过程发生在佩雷尔兄弟所在的拿破仑三世时代，他们的动产信贷银行资助了巴黎的房地产泡沫，与此类似的事也发生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环城大道建设过程当中，虽然这之前佩雷尔兄弟已经因为投机奥地利政府债券破产了。经济周期在银行的推动下出现了，对垄断货币发行权利和会计规则解释权的中央银行应运而生，因为如果没有最后贷款人，几乎没有银行能够穿越自己催生的经济周期。
这当中利润最为丰厚的当然是战争，佩雷尔兄弟也为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法国政府融资。
贵金属作为货币，以及其他实物商品货币，仅限于使用过去保存并且现在可用的东西；货币革命之后因为政府债务可以无限扩张，所以未来的收入成为了货币的基础。货币革命得以巩固地位，来自于政府与私人结合的财政：政府指明方向，承担随之而来的债务，并刺激信贷投向近期无法看到回报的领域，私人投资者、银行和企业家则在其中赚取利润，而且离政府越近赚的越多。
哈耶克称“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托拉斯和铁路联合体，这些银行业与工业结合的巨物，都是圣西门主义者的创造（出自《科学的反革命》）。
奥地利学派的看法是，银行家不是商人，他们获得了政府赋予的凌驾于规范商人的一般法律之上的地位。这与他们看待投机的观点类似。银行债务（信用凭证）是信用媒介，其到期日和流动性不能被真正的货币覆盖，规模也大于货币。信用媒介的扩张本来应该增加银行破产的风险，然而政府给予银行特权，要求全体公民使用银行的信用凭证来交税，换取银行家帮助政府融资，这样银行就与一般企业区别开来，政府债务证券也与私营部门证券混合起来，形成了信用货币的基础。
资本并不是恶，资本被妖魔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泡沫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繁荣的幻觉。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时代，一切的激进与暴力似乎都是不可能的。茨威格的时代是贵金属货币的时代，这种安全感是数百万人渴望拥有的共同的生活理想。奥地利学派把这种安定和秩序的消散归咎于货币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作用，经济的各种机制和制度都遭到了怀疑，资本也由此被妖魔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也被意识形态化和妖魔化，归为剥削的一部分。事实上剥削人的不止是工厂当中追求效率而异化人为机器零件的企业主，也包括刻板喂养消费者的那些品牌和KOL们。
弗莱堡学派的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pke）对“稳定喂养”（stable-feeding）深表担忧：人类将依赖消费而不能掌控自己的生计。在消费社会，要么人失去了企业家精神，不再囤积和试图掌控未来的生产，变成一个只考虑眼前生产和消费的完全的无产阶级和消费动物；要么就是在社会和经济框架推到极限失去弹性的时候反弹，要求取消市场，走向计划经济和人的不自由。
市场、价格和利率协调人类个体，自然主义的利率协调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货币革命巧妙而又致命地扭曲了这种协调。国家依靠控制利率控制了财富的分配，制造繁荣的假象——统计数据，实现向政府权力金字塔以及食利阶层的分配。
货币革命之后现代的繁荣无异于“没有营养的卡路里，没有安慰的故事，没有知识的信息，没有友谊的联系，没有社区的政治，没有美的创造，没有意义的行动”，我们的世界正在逐渐衰颓至此。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繁荣不等于物质的极大丰富，尤其是用货币来量化物质丰富的结果的不断增长，是繁荣的幻觉。奥地利学派认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应当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货币革命导致这种发展走向无法摆脱人为的结构和官僚的计划、干预，而不再反映人的偏好。
奥地利学派甚至尖刻地指出，“只有那些无法为同胞服务的人才渴望统治他的同胞。”米塞斯说，为公众服务需要智慧和勤奋，而每个傻瓜都可以挥舞鞭子强迫他人服从。那些无法洞察社会和人性的“砖家”们，必然求助于官僚的暴力胁迫，用鞭子而不是理性来说服人。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没有看清这种危机呢？为什么砖家们的观点还在大行其道呢？这是因为，全球化阻止了欧美消费主义和债务依赖的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所以在奥派看来，西方经济势必还要再经历一次巨大的衰退。
二、奥地利学派的预测与预言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不是预测具体的事件和时间，他们坚信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行为永远在塑造着未来与环境。他们最反对的是经济学家附和政府，把对统计数字的分析变成支持政治决策的依据，为实施既定政策找理由。
繁荣的幻觉制造了泡沫中的人，使每个人都膨胀起来，管理层声称公司增长来自于他们的孜孜以求，雇员也说增长来自于他们所有人的努力，投资者发现自己擅长挑选投资标的和选择入场的时刻，政治家则宣传一切来自于他们的英明决策，最后是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富有——这就是泡沫的本质。
奥地利学派坚持的是“价值中立”，不是消解价值观，而是强调不能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视而不见，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大众当中特立独行，做一个局外人。
1. 奥地利学派对泡沫破裂的预言总是应验
对于泡沫，奥地利学派向来以悲观但最终被验证的预言著称。
A. 卡尔·门格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言
门格尔在40岁之前就看穿了投机泡沫和繁荣的本质，将个人财富投资于瑞典证券，他认为只有瑞典和挪威的证券和黄金能够度过欧洲大国不负责任的政策最终导致的战争。
B. 索马利对德国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
菲利克斯·索马利被称为“苏黎世的乌鸦”，他精确地预测到1931你德国金融危机以及最终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以及熬过大战的仅有的两个投资标的，美国和瑞士的证券，他奔走致力于避免这他早就认定不可避免的战争——他是门格尔的学生。
索马利说，预测不是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事情，尤其不是教师的事。
C.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预言
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研究和解释尤为深刻，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哈耶克、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哈伍德（E. C. Harwood），以及罗斯巴德、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都做出了深刻而准确的预测。他们共同的看法是黄金。
D. dot com bubble
2000年网络泡沫崩溃之前，肖恩·科里根（Sean Corrigan）将其与1987年股灾、90年代日本泡沫和美国咆哮的20年代对比，得出巨大的泡沫已经形成的结论，之后克里斯托弗·梅耶（Christopher Mayer）也指出了网络泡沫与之前泡沫的共同点：基本面是技术革命，货币和信贷供应扩张形成金融化的基础，以及投资者心理的转变，他们忽视传统的估值指标，高喊“这次不一样”。
E. 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房地产危机，同样是奥地利学派预言当中的。
早在2002年罗伯特·布鲁曼（Robert Bluman）就预言两房的困境，因为两房事实上是系统性风险的蓄水池，而且布鲁曼还指出，房地产泡沫在股市泡沫达到顶峰之后才会出现崩溃。马克·桑顿（Mark Thornton）同样预测了两房的国有化，并且预言这一过程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利率上调引发的房地产逆转，他在2004年的研究中称之为新的范式。类似的预言还见于道格·弗伦奇（Doug French）和加里·诺斯（Gary North），以及德语区的罗兰·巴德尔（Roland Baader）。著名的末日博士之一彼得·希夫（Peter Schiff）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在警告抵押贷款债务造成的泡沫使人痴迷于“世界上最好”的童话故事。
2. 等待危机毫无意义
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做出预测，包括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预测，首先是把人看作是人，而不是机器，思考行动的人面临的各种选择，思考方案的可行性。奥派总是把对激励的分析放在首位。
投机依赖于时机，然而时机对最熟练的投机者来说仍然是不可知和危险的。随着政府对经济事务影响力的与日俱增，投机方式也转变为向政府靠近，投机者向政客们提供资金来拯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显然是为了利润，他们既享受政客在下一场危机中的保护，也享受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还因为对政治家们企图的敏感判断来获取超额收益。
塔勒布等黑天鹅理论是非对称的，因为经济学家会高估统计方法的精确性，从而高估自己的能力。错误来自于两方面，首先是依靠对历史的观察可以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其次是未来事件服从正态分布。
然而奥地利学派看待危机的方式与塔勒布不同，他们并不把危机当做纯粹不可知和错误的分布估计，而是自我强化效应（反身性）的突然的自发的价格调整，是幂律下的爆发。在奥派看来，股市崩盘不是被看作是不可预知的遥远事件，而是被看作遥远的可预知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是处在危机随时可能发生的状态，等待遇上黑天鹅，而是一直生活在危机之中。
修正既然在时间上遥遥无期，那么修正的确定性和损失都将更大。
我们总是在追求“有用的”知识，然而这些知识要么过时，要么过于贴近时代精神而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或者根本就是幻觉；实用的和有用的知识使我们远离思辨、理论和那些基本的东西，也让我们陷于没有结构和框架的碎片化知识海洋之中，还自鸣得意。
奥地利学派始终强调行为和行动，理解人的行为是为了行动，行动才能改变世界。
三、投资的本质：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体系与经济学
从门格尔和米塞斯建立奥地利学派，就开始区分货币（money）与通货（currency）。在他们看来，经济由四类事物的构建、生产和转换构成：
① 财货 goods
② 商品 commodities
③ 货币 money
④ 通货 currency
财货与商品的区别在于，财货可以用于生产和消费，而商品必须被分割为财货，商品只能用于交易，计量商品的是锭、箱、包，商品被熔炼、拆箱或者分包。计量货币的单位，很多还保留着商品的单位。
“通货是货币的反面”，奥地利学派强调通货的价值来自于对国家和银行体系的信心，不过黄金难道不依赖于信心吗？黄金作为货物交换的价值早已式微。
奥地利学派对货币的定义是从适销性角度切入的，他们首先定义了财货的适销性：潜在市场大、同质化程度高、交易成本低，这样的财货就具有较高的适销性。门格尔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当中是这样阐述的：“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会将某商品换成更具适销性的商品…我们的前辈称之为Geld（德语的‘钱’）。”
费克特（Antal Fekete）定义了大规模和小规模适销性，他称之为适销性和可囤积性，大规模适销性是出售增加时买卖价差变化慢的财货，比如牛，一般流动性好；小规模适销性是出售数量减小时买卖价差变化慢的财货，比如盐，一般库存周转率低。金银既具备适销性又具备可囤积性，因此是好的货币。此外还有自主性，智力资产是自主性最高的资产，其次是实物黄金，然后才是危机时刻可能被政府和银行限制的现金。
因此我们说，奥地利学派眼中的货币的产生，与财货、商品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1. 货币是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商品
货币的两大功能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交换媒介和囤积目标。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使跨越空间的转移成为可能；作为囤积目标的货币，使跨越时间的转移成为可能。
“为了间接交换目的对商品产生的需求，导致商品价值的增加，这种需求偏离之前在工业方面的需求”，由此成为货币的商品出现了“额外的货币需求”。因此在门格尔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货币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运动的非意图的结果”。
积累（门格尔用了一个德语术语 thesaurieung）财富是货币的另一种重要作用，甚至可能出现于交换媒介的功能之前。他在1909年的著作《货币》当中是这样描述积累对交换媒介的作用的：“一种商品对财富积累的特殊用途，以及由此导致的为上述目的而广泛使用这种商品，是增加其适销性，因此也是增加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货币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货币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导致了较大的库存和库存-流量比，短期产出波动对库存影响很小，因此囤积也变得风险更小。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总结了能够作为货币的商品的7种特征，重要性依次递减：
① 效用和价值
② 便携性
③ 不易损坏
④ 同质性
⑤ 可分割性
⑥ 价值的稳定性
⑦ 容易辨认
对于交换媒介缺失详实的考古学证据这一点，奥派的解释是现代商品社会复杂的分工体系，间接交换的需求更大，商品更容易成为交换媒介，比如监狱中的香烟，战时德语区的黄油和面粉，战后意大利的橄榄油。
信用货币使货币不仅仅用于交换媒介和囤积，借记主义 debitism 把货币解释为债务媒介，货币由信用扩张创生。信用货币使债务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焦点，一方面是成功的约束性激励，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活动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约束而不是人的真正需求，人们不再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而活着。
货币起源的国家主义理论认定国家是作为债务标准的货币的实际起源，只有国家的信用背书才能保证债务的偿付，这一点既无法解释主权债务违约的层出不穷，其合理性也被银行票证转变为货币的不稳定性消解。
货币的国家化晚于货币出现，是建立在政府对特定商品强制支付地位的暴力基础上的，是国家暴力机器保障了税收的合法性，并通过税收支付来保证货币的法定地位。这一点被霍尔茨鲍默（Georg Holzbaumer）称为“篡夺”，他说通货的税收基础是篡夺者强加给人民的。（Georg Holzbaumer: Barzahlung Zahlungsmittelversorgung in milita-risch besetzten Gebieten Jena, 1939）
在深深影响了凯恩斯的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手中，这种观点转变为宪章主义（Chartalism），即货币不需要价值，其有效性完全建立在国家法令的基础上，金钱只是一种代币（token），金属纸张是载体，实物基础没有意义。
虽然以门格尔为首的奥派们激烈反对克纳普的宪章主义，但是奥地利学派并不是与之对应的金属主义的一部分。在门格尔看来，政府应当是铸币成色和重量的监管者，因为国家权力人人相信，且国家有能力制裁伪造货币的人。然而这种权力却在大多数政府身上转变为伪造货币的行为国家化的支撑。
在信用货币的时代，经济活动当中的人因此被分为两种：寻找资金以转移和储存其经济能量的人，和滥用演变而来或创造出来的货币标准的人，且他们追求的主要是通货超过货币的那一部分。
货币幻觉带来的问题是，如果真实的产出没有增长，仅仅因为信贷和通货增长带来了统计数字和纸面财富的数字扩大，是无法实现更多的雇佣和消费的，这样的“先富起来”是无法带动后富的。
2. 货币的本质特征是间接交换
在直接交换和信贷过程中，信任是主要的机制；货币出现之后，信任转移到了一种媒介之上。满足储藏需求的作用是建立在交换媒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今天的“货币”（通货，包括纸币、银行存款、信用派生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异常便捷，但是因为公认的贬值预期，作为储藏手段又非常糟糕。
对货币的需求首先是交换媒介，然后是储蓄功能和价值衡量，反过来这些需求要求货币满足3种性质：
① 适销性，也就是可以作为交换媒介；
② 便利交换，便利交换起先是因为适销性下降而出现的；
③ 投机性，一般性的商品在获得作为交换媒介的使用过程中，都会建立起额外的需求，认识到这些需求并加以利用创造了投机需求。
今天的货币是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来自于拉丁语fiducia，也就是信任，德语是umlaufsmittel，意思是流通媒介。罗斯巴德总结的米塞斯对货币的定义是：货币是一般交换媒介，是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所要换取的，是市场上此类商品的最终支付。（Rothbard: Austrian Definitions of the Supply of Money），银行准备金事实上也是银行的活期存款。
尼克松宣布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措辞是：明天的美元将和今天的美元一样值钱，这项措施的效果将是美元的稳定。然而今天的美元和尼克松时代的美元，显然并不一样值钱。
现代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们试图在原有的框架中重构他们心目中合理的“货币供应量”数据，用以观察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
奥地利学派定义的TMS-2，即真实的货币供应量（True Money Supply），包括了通货、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外国/官方机构存款、美国政府存款，与官方定义相比，排除了货币市场基金（retail money market fund units）为代表的信贷工具和重复计算；与此同时TMS纳入了伪装成隔夜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的活期储蓄。
与货币供应量的概念相对应，通货膨胀也需要被重新定义。亨利·黑兹利特指出，通货膨胀有4种定义：
① 货币和信贷供应的增加；
② 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过商品供应量的增加；
③ 价格水平的上涨；
④ 任何类型的经济繁荣。
奥地利学派支持第一种定义，即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和信贷供应的增加，因此奥派将央行对抗通货膨胀的行为视作纵火犯假扮成了救火队员：央行一边印钞制造通货膨胀，一边以限制其他影响因素为目的去调控价格。
创立了网站shadowstats.com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创始人）则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率计算方法发生过超过20次的根本变化。
关注通缩（危机/衰退）的主要指标是：
① 货币流通速度：M1/M2的平均周转率
② 基础货币与M2-基础货币
③ 信贷总额和年增长率
④ 黄金与长期国债余额的比例
在本书出版前后（2015年），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因素包括：零利率政策/预期管理/量化宽松/扭转操作/汇率战/欧央行对抵押品制定资格标准；而通货紧缩因素则包括：去杠杆/银行惜贷/消费者因为过度消费没有增加负债的能力和意愿/巴III限制/代币持有需求（低通胀预期）/生产率提高/违约和纾困/人口结构。
奥地利学派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抱有中性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可以补偿货币供应量增加，因此通货膨胀过程当中，价格也可以维持不变。而现代经济学家显然更加憎恶通货紧缩，许尔斯曼（Jorg Guido Hulsmann）在《货币生产的伦理》中概括了通货紧缩的害处，本书作者加入下述的第5点之后，可以称为是通货紧缩“七宗罪”：
① 经验上通货紧缩总是与衰退相伴；
② 通货紧缩使消费者延迟购买行为；
③ 下降的价格导致较高债务水平下约定的债务无法偿还；
④ 银行业危机；
⑤ 作为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倒闭；
⑥ 通货紧缩+工资粘性导致失业；
⑦ 流动性陷阱，零利率无法继续下降导致刺激政策无效。
然而，盲目对抗通货紧缩的零利率/负利率政策，乃至妖魔化通货紧缩，其后果将是储蓄的减少，社会对节俭行为的抛弃，和对于长期资本形成的致命性影响。
3. 法币
法币（不兑现货币）通过强制性手段注入并保持流通，是一种强制性货币，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票据的形式存在，由部分背书的商品货币的收据发展而来。奥地利学派称这种货币为“通货”，与真正的货币区别开来。
米塞斯区分了商品货币、不兑换货币（fiat money，也就是法币）、信用货币。商品货币即作为货币的特殊商品；法币指具有特殊法定资格的事物构成的货币；信用货币是债权构成的货币，债权可以是任何对自然人或法人的债权。
法币的起源是法国的指券，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征用的房屋的索取权，这种权利被用来创造出一种伪抵押货币，最终演化为法币。国家发行法币的理论基础是对“国家财富”的索取权。
米塞斯否定票证（certificate）和凭证（warrant）是货币的理由来自于假想的“支付券”（payment orders）。支付券是对提供服务的承诺和字据，代表对某种报酬的索取权。支付券是无记名凭证，可以看作是实物股息，比如“一块土地未来50%的产出”。支付券无法作为货币是因为其回报不确定因而无法用来衡量价值。因此米塞斯推论任何公司发行的票证和凭证都不能作为货币，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信用货币，因为信用货币是银行的票证。
从商品到法币，经历了5个阶段，即商品->原始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凭证->原始不兑现货币。
从商品到商品货币，主要性质从工业需求加上少许投机性，发展到主要是适销性和交换的便利性，叠加少量的工业需求和投机性，这就是典型的金属货币。
从商品货币向不兑换货币的发展中，便利性越发扩大，逐渐替代适销性成为主要性质，与此同时投机性再次出现。代币则不可能在没有事先的工业需求的情况下出现，因此比特币不是代币，而是一种原始的不兑换货币，并且比特币不需要国家的信用保证，仅仅依靠一点点工业需求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支付手段。
在不兑换货币从原始不兑现货币当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交换的便利性是主要的革新，新的市场出现，市场的开放性也得到加强。
不兑换货币出现的早期，对投机性会随着交换便利性和适销性的增长反复出现，以传销般的魅力不断创造泡沫，直到简化交换成为现实，适销性随着人们的观念变化得到加强。
不兑换货币获得法定地位，既可能来自于强制征税带来的工业需求，也可能是因为法定地位起到了简化交换的作用。
从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有3个关键年份：1914年古典金本位制转为黄金兑换本位制，1933年，1971年纸币与黄金脱钩，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
4. 从生产结构看投资的本质
首先，投资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通货）。因为通货并不是真正的货币，更不是财富。
为了理解投资的本质，奥地利学派回到了消费-投资或者说是消费-储蓄的基本模型上，用被称为“哈耶克三角”的生产结构来说明投资的本质就是建立资本结构。
门格尔定义了财货，而延迟消费，是为了制造高级财货（higher order goods），也就是资本品（capital goods）。门格尔通过定义财货，说明了投资与消费的因果顺序，越靠近消费端，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越短，越远离消费，生产结构的延长要求越高的远期的消费品产出，否则将得不偿失，这就是哈耶克三角。
哈耶克三角的底边是一个从消费向上游延伸的产业链，包括：
① 贸易
② 零售
③ 制造业
④ 交通运输业
⑤ 采矿业
⑥ 科研
在哈耶克三角当中，即期消费的减少使资源转向资本品，在长期项目当中的当期商品会变得更便宜，消费移动到了远期，这种价格变化将会反映在利率上；当期消费减少同样意味着劳动力的真实成本增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一般而言就是生产会向更长的资本结构转移。
即期消费减少，储蓄增加，资本积累增加的同时，可能存在在生产的优化，因为储蓄更有可能进入那些更有前景的领域。即期消费的下降推动生产结构延长，也使更复杂的产业链成为可能。减少即期消费推动了生产，从而为未来消费的增长创造了可能，这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奥地利学派认为资本是异质的，拉赫曼（Ludwig Lachmann）总结的异质性相关问题包括：
① 资本异质性是指资本在使用中的异质性；
② 使用中的异质性意味着多重专用性；
③ 多重专用性意味着互补性；
④ 互补性意味着资本的组合；
⑤ 资本的组合构成了资本结构的要素。
使用中的异质性即资本的物质属性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来满足什么样的主观目的；专用性与资本品的等级有关，越低级的资本品越接近消费端，专用性越高；资本品不能单独转化为消费品，因此需要互补和组合，创造合理互补和组合的资本品才能够生产消费品，而不是积累同质化、多数量的资本品。
资本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建立资本结构的行为叫做投资。资本结构不能自动生成，而需要人的选择和行动来进行构建，需要人来预期和组合。
放弃眼前的消费可能带来远期的繁荣，米塞斯将之视作跨期交换，为了未来更多的满足感而放弃眼前的消费欲望，人为达到更高的目标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也就是时间偏好较低。（有时候我会想，肾换苹果成为一个梗的今天，$苹果(AAPL)$ 是不是消费主义的代表呢？）
我们可以推论，储蓄偏好高时间偏好低的文化，在历史上偏好积累资本，生产结构更长，社会分工也更复杂。时间和其他资源一起被分配用于资本品的生产，这就是“迂回”生产，迂回生产要求甚至成倍地提升最终的消费品的产出。
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同质化的资本不断转化为异质性的、专用的资本品，生产结构的调整不断发生，但必须付出代价，这样的调整要求暂时性地降低即期消费。investment来自于拉丁语的 investire，也就是英文的 clothing，把同质性的、当前的、终极形式的财货——货币，不可逆地重新赋予一种异质性的、结构化的形式，形成资本，这就是投资的本质。
（未完待续：雪球不让发200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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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奥派投资》
作者: 拉希姆·塔吉扎德甘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Austrian School for Investors: Austrian Investing between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译者: 朱海就 / 屠禹潇 / 童娟
出版年: 2023-6
页数: 343
定价: 118
装帧: 精装
ISBN: 9787300316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