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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远(SH600478)$ 关注|欧阳明高院士高在哪?

大成汽车研究所 今天

上半年广义乘用车销量为7810056辆,同比增幅为-22.9%,其中广义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为328993辆,同比增长-42%;占广义乘用车的比重为4.3%,去年同期该比重为5.7%。这让人想起一位名业界的著名人士欧阳明高先生,因为他在2015年预测:“如果到2020年取消补贴,纯电动车可与燃油车竞争。”如果今年中国品牌车企面临大面积倒闭的风险,或与欧阳先生有些关系?

欧阳明高先生可谓汽车界的知名人士,他是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有报道称,他曾在第25五届世界电动车大会暨展览会上预测:“2020年,我们将要降低能耗50%,同时,百公里的油耗会降到5L。另外,新能源的汽车要代替20%的传统燃料的汽车,而电能将会成为主要的汽油燃料替代产品。”今天的现实如何呢?路人皆知。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明高先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制定者之一,他的观点对行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他曾呼吁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给予补贴,以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然而,现实市场的反馈是,补贴比例较高时,新能源汽车销量增幅高于传统燃油车;随着补贴退坡,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萎缩,数千亿元人民币补贴没有砸开新能源汽车市场,让政府和企业处于尴尬境地。为什么出现如此离谱的问题?

翻开欧阳明高先生的历次演讲,人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即欧阳先生给出市场预测的前提是技术发展,或者说,他是基于对技术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判断,最终给出对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判断,例如某年电池能量密度达到多少,电池的价格降到多少……这与市场研究人士分析、判断市场的方法大相径庭。市场研究人员分析市场的基础是消费者需求、是消费者接纳产品的理由,而不是电动车技术发展水平,消费需求是判断市场的充要条件,而产品技术和科技水平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对市场研究并不在行的官员们而言,如果依据欧阳先生的分析方法去判断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走势,再据此制定补贴政策,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出现偏差就不足为怪了,数千亿元的补贴款打个水漂也很正常,至于有多少钱被骗补骗走了还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让中国汽车工业迷失了方向,错失发展窗口期。

中国汽车的使命在于拉动中国制造业,用强大的制造业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用汽车拉动中国消费,助力中国从出口导向转为消费驱动型经济。而打垮中国汽车工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中国品牌企业无所适从,不能按市场规律行事。而用政策的强力去推新能源汽车,其结果恰是迫使中国品牌多头投入研发资金,降低发展速度,让中国品牌跟国际先进技术之间已经缩小的距离再次被人为拉大。同时,由于汽车行业聚焦节能减排,而非拉动制造业,其结果是各个部门都能打着环保的旗号来号令汽车公司,例如国六的强制提前实施,迫使企业大批甩卖国五汽车,将大批中国公司逼上绝路。中国品牌车企被迫同时在传统动力、新能源、车载互联、自动驾驶等多方面投入研发,这样把中国品牌中的强势企业变弱了,把弱势企业摧垮了,上游数百家配套厂因为主机厂亏损而跟着倒霉。面对全球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本应体现出联纵破横的原则,但因为失去了方向而体现出助横破纵的结果。或许欧阳明高先生会反驳说,他的研究是为了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无关产业政策。

以欧阳明高先生的学识应该知道,中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来自重工业化,汽车是污染源,但不是主要污染源,汽车的电动化并不解决碳排放问题。而站在环保的制高点游说官方,恰恰能够起到打乱中国品牌向上发展的路径和去工业化的作用。这或许不能称之为乱政吧?

曾有不少朋友说,从百度查的东西不可信,我还是键入了欧阳明高先生的名字,百度是这样记录的:“1982年欧阳明高从长沙铁道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大连铁道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大连交通大学任教;1988年前往丹麦技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从丹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年博士后出站后,留在清华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8年担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发动机教研室主任;1999年担任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1年担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2004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2008年担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再翻开“天眼查”,键入欧阳明高四个字发现了下图:

看来百度的资料至少是不全面。那么问题来了,欧阳明高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吗?或者说是位“产学研”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更为准确吧?看看上图,结合其历年的发言,我们可否弱弱地问一句,欧阳先生是利益相关方吗?

在结束本文之前,再斗胆向欧阳明高院士提个问题:“电动汽车的历史长还是传统燃油车的历史长?将电动车说成新能源汽车是在指鹿为马吗?”说到欧阳先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清华大学老师,老师的本分是传道授业,我们期待着一位学术严谨的欧阳老师站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鉴于欧阳明高院士对中国汽车产业有着巨大影响力,我们选择欧阳明高先生为本期一周新闻人物。

全部讨论

2020-07-20 16:33

$科力远(SH600478)$ 在汽车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的发展方向上,政府的纯电动车补贴政策对它起到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弯道超车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光鲜亮丽,很有道理,也让人心振奋,实际上,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语境下,这些早已被历史实证,是失败的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因此重挫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是必然的结果,而且现行制度对这条路径纠偏极难。

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当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象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的时候,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因为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须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像我刚才举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个人一块投票的话,72个人投反对票,只有一个人投赞成票,这个项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说专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况有些专家说某个技术重要,其实是为了多得到科研经费。
  
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不妨设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同样,如果2000年左右中国组织一个企业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委员会,由CCTV投票选出来的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来组成,并且由柳传志和张瑞敏联席担任联席主席,我想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更可能的是计算机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能过剩。像我刚才讲的,好多创新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做出来的,成功之后我们好多判断就变得失误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一代新的企业家在替代老的企业家。这是认知方面的原因。
 
不搞砸绝不罢手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
 
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
 
回避个人责任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样任何政策出问题以后都可以说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官员自己当然就没有责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说,听取专家意见已成为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别人做动漫,我也做动漫,别人做太阳能,我也做太阳能。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失败了,我个人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光伏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央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全国都这么搞,我也这么搞,各地都这么搞,最后就搞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危机四伏。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比如说,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我相信政府一开始只给几百万,最后发现错了以后不能暴露自己选错人了,所以不断加钱,他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做出样子来好像交待不过去,就只好造假,最后搞成这样。
  
政府部门也不会愿意资助那些一心想证明它们犯错的人,所以独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掩盖错误能力。比如说,当初上3G通讯时要求中国移动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花几千亿的代价,但现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写出来,有个邮电大学的教授写了也没有办法发表。
 
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有些企业家不具有创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寻租的本事,很热衷于跟政府官员勾结起来搞寻租活动。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所以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