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CIA局长的蓬佩奥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这个表述真不是夸张，美国确确实实是通过这些方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
当美国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实力逐渐向它逼近时，第一反应是中国一定也像它一样干了同样的事情。正如美国污蔑中国新疆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和强迫劳动的集中营时，也是因为它真得这么干过。
前文提到的二战爆发之前，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作为桥梁，将德国科技人才转移到美国也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饕餮盛宴还在战争结束之后。
二战接近结束之时，美国、英国和苏联已经迫不及待地纷纷展开对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及技术人员的掠夺与分赃。美国由于掠夺的专业性、系统性、彻底性和全面性，分得了其中最大的一块蛋糕，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一举奠定了直到今天的科技领先地位。
美军最初将这一行动命名为“遮盖行动”（Operation Overcast），其计划至少在战争结束前两年就已经完成。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最终改名为“回形针工程”，其机密级别为最高级。1946年9月，接替小罗斯福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回形针行动”计划。这次批准不过是走个形式，在此之前该行动早已先斩后奏，秘密展开多时。
早在德国正式投降之前，隶属于回形针行动的数百名科学家、工业家、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团队，组成了数百个专家小组，往往只落后落后军事部队几分钟或几米，他们决心刮地三尺，没收一切有用的东西，连一页有用的纸都不放过，彻底将德国精华“吃干榨尽”！实际上，“刮地三尺”这一形容远远低估了他们搜索的精细程度。比如，德国专利局把一些最关键的专利藏在了一个1600英尺深的矿井下，但美国人仍然找到了它们。
这几百个小组预先挑选和做了精心准备，每个专业领域的科学、工业和军事领域的专家，他们最有资格判断哪些材料在他们的领域是有用的或有价值的。有几个小组专注于军事项目，然而大部分小组隶属于美国商务部技术工业情报处，他们的目标是将德国整个工业体系搬到美国。
此时，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已经基本成型。大公司、军队、大学与科研机构结成了关系紧密的利益同盟。回形针计划与其说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倒不如说是服务于这些与军工密切相关的企业寡头的商业利益，以使得他们在战后能够获得市场竞争中的绝对优势。
他们的任务是检查德国工业的每一个可能的分支部门，收集任何有价值或者可能存在价值的信息，包括文件、专利、工艺、原型、模型、工作样本以及美国工业企业可能感兴趣或使用的任何信息。每个小组都没收了数百万页的文件和无数吨的设备和产品样品。每一种规模的德国公司都是调查的目标，如果它可能包含对美国公司有潜在用途的研究或产品的话。
甚至国会图书馆也有自己的专门小组，负责查找和没收所有可能对美国公司有用的德国书籍和期刊。德国的所有大学、研究所、专利局、各类实验室、所有政府机构、研究理事会，以及各类图书馆，都被洗劫一空。后者不仅包括公共图书馆，也包括德国公司内部的图书馆，如I.G.Farben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多尼尔公司、梅塞施密特公司、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和数千家其他公司。这数千家公司的内部研究机构中所有的文件、出版物和专有信息都被洗劫一空。对整个工厂和实体生产设施，如梳如篦地仔细梳理，不放过任何可能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
德国公民被迫签署文件，证明他们交出了“所有的科学和贸易数据，如果没有，就会接受后果”——这个后果往往意味着就地处决，而其中大多数都是与军事项目完全无关的企业工作人员。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到底多少人因此死于非命根本无从得知，因为只要把他们归为负隅顽抗的武装人员，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将其击毙。
其中还有专门的摄影小组和缩微胶卷记录小组，每天24小时工作，记录德国的发明。沃克说，仅在赫斯特公司，美国就派出了100多名研究人员，他们“狂热地在40个OTS（工装样件）文件记录摄像机之前，这些摄像机每个月向他们传送超过十万英尺的缩微胶片”。为了从可衡量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美国每个月从Hoechst那里提取数百万页的文件。这就是美国窃取德国科学和商业机密的规模。
丹尼尔·W·迈克尔（Daniel W.Michaels）就此撰写了一系列信息丰富的研究文章，一篇题为《伟大的专利劫案》（The Great Patents Heist），文章充满了细节和背景。迈克尔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国防部和海军海上情报中心担任德语翻译，对这次盗窃的程度有着丰富的个人经验。“承认移民为我们的繁荣和伟大做出了贡献，美国人的自豪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的大量科学领先和繁荣来自于一战后德国的专利和发明，而在二战后更是如此。”
迈克尔指出，世界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可能发生在1932—1945年间的德国，而正是这一德国科学研究的失窃助长了美国战后的技术繁荣。正是杜鲁门的第9604号行政命令——他指出，这一命令也被称为“窃取许可证”——构成了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抢劫，盗窃了当时存在的所有德国的知识产权、产品、工艺和专利。杜鲁门的第9604号行政命令规定，扣押在德国发现的“科学和工业信息，包括有关科学、工业和技术过程、发明、方法、装置、改进和进步的所有信息”，并且“不论其来源如何”。
今天，美国展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伟大表现，同时否认过去或现在通过秘密或不诚实措施获得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的任何努力，拼命坚持其间谍活动和其他努力只处理“恐怖主义”或国家安全问题。当面对这些披露和随后的项目梯队时，这些否认可以很容易地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谎言。
一位华盛顿官员把美国对德国的技术掠夺自豪地称之为“这是对整个国家智力的首次有序利用。”
从德国获取的知识丰富程度和技术复杂度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以至于美国几乎在一开始就意识到，简单的没收和汇报将是无可救药的不足。
举个例子，美军找到了100多枚新制造但仍未组装的V-2火箭的部件并将其运回家，但发现他们不知道如何组装这些部件，也不知道火箭如何运作的科学原理或机制。
从这一困境和众多工业领域的其他困境中，美国人意识到，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那样，他们远远落后于德国，他们甚至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利用他们偷来的东西。
他们发现，除了把理解这些知识的人也一起弄到美国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然而，美国国内有人强烈反对美军利用敌人的技术人员为自己服务。根据美军有关规定，禁止任何人与战争罪犯私下打交道。美军情报部门发现，几乎所有需要带回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都与纳粹党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甚至有犯战争罪的嫌疑。美军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决定绕过那些规则秘密行事。美军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拘捕营”，将成千上万名德国专家转移到美国，其中包括1600名纳粹科学家，囊括航天、生物、医学领域的顶尖人才。
1987年，汤姆·鲍威尔（Tom Bower）写了一本题为“回形针阴谋”的书，其中详细说明了仅对美国军方而言这些德国科学家的进口范围和价值。他列举了美国从德国获取的、当时远远超出美国能力的数十项科技成就，它们包括：先进的飞机动力装置、制导导弹控制、飞行中加油、高温合金、精密光学、红外探测器、新柴油机、新燃料和润滑油、高空侦察和测绘、声学武器、以及一个以八马赫速度运行的风洞——这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风洞性能的三倍！
在对这本书的回顾中，出版商写道：“鲍威尔的揭露是令人震惊的，累积起来是毁灭性的。……会吓坏读者的。”
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纳粹战犯，那么再接收一些“有用的”日本战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时日本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德国，甚至还不如美国，唯一看得上眼就是远东731部队做的那些秘密人体实验和生化武器研究。于是，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成为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科学顾问，从他那里，美国人获取到731部队的细菌武器人体试验报告、细菌武器对农作物和牲畜的摧毁效果研究报告，还有石井四郎亲自撰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此外还有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其中包括炭疽、鼻疽和鼠疫的相关人体实验资料、报告及大量照片。作为交换，石井四郎及其同事们都被免于起诉，战后依然活跃在医学研究的舞台上，成为受人尊敬的教授和科学家。
安德鲁·沃克（Andrew Walker）在2005年11月21日一篇题为《回形针项目：月球的黑暗面》（Project Paperclip—Dark Side of the Moon）的BBC新闻文章中，更加详细介绍了60年前这些引进的德国科学家是如何为美国提供它至今仍然领先的尖端技术的。
除了军事方面，美国人还强行进口几乎每个行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专业工匠，包括钢铁、金属制造、玻璃、瓷器、印刷、染料和织物、电子、乐器、汽车制造、飞机设计。这份名单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除此之外，德国还被剥夺了所有已有的知识产权，而且由于德国故意被排除在国际专利联盟之外，因此不能申请专利或利用任何新的发现。所有新的德国发明或科学发现都被美国没收，而且由于嵌入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美国项目梯队的大规模和压倒性渗透，美国间谍活动将很快发现任何新的德国发明。
在数以万计且尚未统计的最有用的知识候选人被转移到美国之后，这些人被关进了集中营，被广泛称为“艾森豪威尔死亡营”（Eisenhower’s Death Camps）——他们接受了情况汇报，并按照其价值分配其安置地点和岗位。最后，那些“听取汇报后而不是特别有价值”的人要么被直接处决，要么被饿死。这些德国平民因饥饿而死亡，是一个有计划和蓄意的过程。
为了使局势永久化，1955年5月，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在夺取德国工业机密方面的不当行为”，迫使德国签署“巴黎协定”，并“放弃对占领期间盟军行动的所有主张或反对”。德国专利局被关闭后重启时，首批分配的专利数量为800001件，显示美国总计至少从德国掠夺了约80万件原始专利。
在美国战后从德国掠夺的所有技术中，火箭技术是最受瞩目的。我国著名火箭科学家、科学战略大师钱学森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发挥重大作用。
1945年4月，在美国军方授权下，加州理工教授冯·卡门组建一个由36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前往德国，调查团成员全部被授予正式军衔，团长冯·卡门为陆军航空队少将，火箭组长钱学森被授予陆军航空队上校军衔。在美军护卫下，调查团冒着战火深入德国，任务是封存德国最高科技机密，并“邀请”德国一流科技人才为美国效劳。钱学森的黄种人面孔，可以极大降低德国战俘的敌意和顾虑：既然美国人连中国人都可以信任并委以重用，那么善待我们这些同种白人，应该更是顺理成章了！因此，钱学森小组的招降工作相对于其他小组更加事半功倍。
1945年5月2日，钱学森随美军第44步兵师攻入巴伐利亚山区，这一天，第44师刚好俘获冯·布劳恩的兄弟——火箭工程师马格努斯。审问期间，马格努斯用蹩脚的英文对钱学森说：“我的名字是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我的大哥发明了V2导弹，我们都想向你们投降。”
钱学森喜出望外，这是撞到大运了！他当然知道冯·布劳恩的价值，后者在“回形针”行动名单中列首位！在马格努斯帮助下，钱学森终于找到隐藏在加米斯的冯·布劳恩。刚一见面，冯·布劳恩就开口说：“我知道我们(纳粹德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应该把我们的才智贡献给哪个战胜国。我希望地球能避免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在各大国导弹技术均衡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未来的和平。”
1945年6月19日，即美军向苏军移交加米斯防区前两天，钱学森和美国陆军少校罗伯特·斯塔韦尔一道，用吉普车把冯·布劳恩秘密转移到慕尼黑。随后，钱学森一行又火速乘军用运输机前往维岑豪森西南约40千米处的小镇诺德豪森(美军占领区)。应钱学森的要求，冯·布劳恩写出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受到美国军方高度重视，于是冯·布劳恩被美军正式招募。
钱学森还讯问了另一位德国导弹大师——鲁道夫·赫曼，获得不少绝密技术信息。与此同时，钱学森还会同导师冯·卡门一起审讯了他们的祖师爷——路德维希·普朗特。后者是现代流体力学之父，开创了赫赫有名的流体力学普朗特学派，是航空航天科技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德国力学大师普朗特
钱学森（中）、冯 ·卡门（右）与普朗特进行“亲切友好”地交谈
在德国不伦瑞克郊外的松林中，钱学森和冯·卡门还意外发现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欣喜若狂，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风洞。他不但仔细查验了该研究所，还花费大量时间检验高速风洞、实验室和所属工厂等总共50多处伪装良好的建筑物。钱学森感觉这里似乎隐藏着一些东西，果不其然，他用仪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份机密文件。除此之外，钱学森还走访了德国境内其他地方的风洞，撰写多份报告，由此对德国导弹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1945年6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感谢冯·卡门调查团所做出的贡献，批准将冯·布劳恩等德国科学家尽快送回美国。9月20日，钱学森亲自护送首批7名德国科学家返回美国，其中就包括冯·布劳恩。调查团最终向美国政府提交《迈向新高度》的研究报告，这份远景规划报告共有9卷，其中第3、4、6、7、8卷和技术情报附录均出自钱学森之手。
在这份报告中，钱学森指出，纳粹德国战败前，在飞机和导弹技术方面已超越美国。他总结了欧洲各国特别是纳粹德国的科研成果和发展经验，向美国政府提出战略性发展规划和实际可行的技术路线。钱学森详细阐述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包括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音速导弹乃至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尖端技术。在这份报告的指导下，美国在航空与航天方面获得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经钱学森之手招募这批德国科学家，其中不少人成为美国航天科技的顶梁柱。
库尔特·H·德布斯，原V-2火箭科学家，后来成为了美国宇航局局长，1962年，坐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之间，参加卡纳维拉尔角火箭试验的报告会。
沃纳·冯·布劳恩，曾经研制世界第一枚实战用弹道导弹V-2，后来成为美国宇航局新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主任，并担任“土星五号”火箭的首席设计师，该火箭最终将在1969年将美国人带上月球，从而赢得冷战的关键太空竞赛。
沃尔特·多恩伯格和克拉夫特·埃里克，战后被美国贝尔飞机公司招募，开发了X-20实验飞机。这架火箭动力的外大气层飞机旨在为美国提供高超音速轰炸机的验证。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评论说：“钱（学森）上校是使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之一。”
中国人熟知的段子是，当得知钱学森打算回国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
我倒想看看，到底是哪五个师这么牛X，能跟钱学森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钱学森晚年提出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钱老仔细回想一下自己年轻时在美国的亲身经历，恐怕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顶尖人才，难道仅仅是靠大学培养出来的吗？如果钱学森不是亲身加入到对德国火箭技术的掠夺过程中，亲身调研和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先进技术资料，并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进行研究，仅靠从书本学到一些理论知识，在加州理工校园里跟同学闷头研究造火箭，恐怕再过一百年也成不了火箭大师吧？那么凭什么认为，后世的中国学生仅凭高考选拔进入大学，并在大学校园里就可以成长为顶尖创新人才呢？
美国的顶尖科技人才群体，既不是靠单一维度的智商选拔，也绝不仅仅是按照科技创新人才成长模式来培养，而是一个遍及全球范围的优质智力资源汲取体系，涉及到“军、政、产、学、研、金、用、文、娱”各方交织的复杂系统。
我们的祖先智人，天性嗜血好杀，历史上拉动技术进步最大的动力没有之一，就是如何最有效率地干掉对手，维护自身安全。这一逻辑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直到今天的美国依然如此。
历史上的中国因为注重用科技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丧失了这一最重要的动力，反而成为了西方嘲讽和愚弄的对象。
比如，很多人会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制造烟花，而西方人则用来制造枪炮”（其历史真实性暂且不论）”来嘲笑中国。那么请问，用烟花进行娱乐或枪炮杀人，到底哪个更代表人类文明？
西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中国还是太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做事过于光明正大，总想以德服人，而忘记了“王霸相佐”的现实逻辑。像美国人那样成天撒谎掠夺偷窃且自鸣得意当然不可取，但是一点灰色手段都不用，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也只是宋襄公之仁而已。
这就好比你本来应该养一只猛虎，但是你总把它当做猫来养，并为驯服了老虎的野性而沾沾自喜。但问题是，当别人家的猛虎出笼扑向你的时候，就悔之晚矣！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如果中国在这场科技冷战中落败，其结局将比战败的德国、冷战中解体的苏联凄惨得多。
今天的中国仍然如此，对于科技赋予了太多美好的滤镜，寄托了太多的正面想象，没有真正理解人类文明与科技的本质，不清楚科技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真实历程，导致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太低等一系列问题，这在中美高科技冷战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风险。
我们就不说前文涉及到的战争、托拉斯财团、民间基金会、大规模的人才和科技掠夺，单论美国的顶尖大学，也不单纯是我们认为的象牙塔中的学术机构。而是盘根错节影响力强大的军工复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一提到“军工复合体”总是强调其负面影响，忽视了其对科技创新的巨大拉动作用。事实上，今天影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技术创新，其中大部分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军工复合体。
下一篇我们将回到开篇所提到的斯坦福大学，看它如何从一个三流的农场大学转变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重要轴心之一（与MIT并列），并一步步成长为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