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8 17:04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斯特·迪弗洛
稿源 |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
作者 | 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斯特·迪弗洛
编辑 | 袁昌佑
经济增长对非常贫穷的国家依然很重要。对于那些相信索洛模型或罗默模型的人来说，世界上依然存在的这种极端贫困堪称一种悲剧性的资源浪费，因为我们本可以找到一条简单的出路。索洛模型告诉我们，贫穷国家可以通过储蓄和投资来加速经济增长，罗默模型则告诉我们，如果穷国的经济增速没有比富国快，那么这必然可以归咎于其糟糕的政策。
正如罗默在 2008 年所写的那样：“为最贫穷国家的公民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知识，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了。”
对于穷国经济增长之道，他还分享了下面的看法：
如果一个贫穷的国家投资于教育，不破坏公民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取想法的激励，这些国家就可以迅速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知识库的一部分。此外，如果它还通过保护外国专利、版权和许可证等措施，鼓励私人的创意在其境内付诸实践，允许外国公司直接投资，保护知识产权，避免严格的监管，避免高边际税率，那么它的公民很快就能从事最先进的生产活动。
在上述观点中，除了教育和保护私人财产方面之外，其他听起来像右翼的一贯口号，比如降低税率、削弱监管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到 2008 年罗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些论调已经为人熟知，而我们了解的很多情况足以使我们对此提出怀疑。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增长经济学家最喜欢的实证分析模型之一就是跨国增长回归分析（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这个分析方法中用于预测经济增长前景的数据涵盖方方面面，比如教育、投资、腐败、收入差距、文化和宗教，甚至涵盖了一个国家同海洋之间的距离以及同赤道之间的距离，等等。这个模型的初衷是找出一个国家的哪些政策有助于预测（最好是能影响）其经济增长，但这种研究模型最终遭遇了问题。
问题有两个。第一，这个模型的创始人比尔·伊斯特利（BillEasterly）原本就直言不讳地质疑专家们是否有能力开出促增长的处方，并曾有力地论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隔10年都会发生急剧变化，而该国其他方面却几乎不会发生什么明显变化。
在 20世纪60年代和 70 年代，巴西经济增长率堪称领跑世界，但从1980年开始，它的经济增长态势实际上停滞了 20 年，直到2000年才恢复增长，2010年之后又停止增长。印度是卢卡斯眼中经济停滞的典型代表，他于1985年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时，还在为印度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而感到困惑（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这篇讲话的内容），但随后印度经济增长态势却开始呈现出加快迹象。
近 30年来，印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之一。卢卡斯原本希望印度效仿印度尼西亚和埃及，但后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陷入了困境。众所周知，20 世纪 70 年代，亨利·基辛格曾经因为孟加拉国经济状况极为糟糕而将其描述为一个“无望之国”（basket case）, 但从 20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该国每年经济增速不低于 5%，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甚至超过了 7%，一跃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为根本，即诸如此类旨在探索什么因素有助于预测经济增长的努力毫无意义。就国家层面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很多事情是其他事情造成的结果。
以教育为例，这是跨国增长回归模型的早期文献强调的一个因素。显然，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管理学校和资助教育造成的结果，而一个善于发展教育的政府可能也善于做其他事情，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大批愿意参加工作的教师，那么这个国家的道路系统也可能发展得比较好。如果我们发现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经济增长更快，那不一定是教育政策的功劳，很可能是其他政策带来的结果。当然，当经济表现良好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所以增长可能会促进教育发展。
更普遍地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策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因此，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因，我们要纳入研究的因素甚至比研究的国家的数量还多，且其中很多因素是我们未曾想到或无法衡量的。因此，这些分析模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遴选出来，并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抱有多大的信心。鉴于我们遴选出来的这些因素几乎算不上完全合理，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放弃预测。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预测模型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比如，一些人试图将经济增长的原因与结果区分开来，这种探索就带来了令人惊讶的结果。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鲁滨逊（JimRobinson）——这三人被亲切地称为 AJR——撰写的关于如何预测经济增长的经典论文就包含了很多令人惊讶的内容。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殖民时代初期，那些令殖民者死亡率很高的国家，到今天发展状况依然很糟。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高死亡率导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不愿在那里定居，便建立了剥削性 质的殖民地，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无非是允许一小部分欧洲人统治大量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辛辛苦苦地种植甘蔗、棉花或开采钻石， 然后由欧洲人出售。相比之下，那些一开始就相对空旷的地方（比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欧洲殖民者死于疟疾等疾病的概率较低的地方，欧洲人就愿意长期定居。结果，这些地方直接继承了当时正在演变的欧洲制度，最终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他们的研究表明，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是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比如，它可以预测一个国家当代的制度对商业的友好程度。欧洲殖民者死亡率很低的那些国家，如今对商业很友好，也往往较为富裕。
虽然这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对商业友好就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友好可能是欧洲人带来的文化，可能是固有的政治传统，也完全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但它确实意味着一些非常长期的因素与经济成功存在很大关系。这一见解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的佐证，而且确实有些历史学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但这能给目前各国何去何从提供什么启发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从 1600 年到 1900 年非常空旷，原住民很少，或者当时不存在疟疾等疾病，那么大量欧洲殖民者就会愿意定居，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有利于这个国家在当代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对当时的原住民而言或许略微算作一种慰藉吧）。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当今这个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界里，各国也应该努力吸引欧洲定居者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给出否定的答案。要知道，当时人类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殖民者对殖民地原住民习俗和生命的无情漠视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那套制度，但在今天，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幸亏如此，感谢上帝）。
这也没有告诉我们在今天建立一套特定的制度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不同国家在制度上存在严重差异，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制度差异可能根植于几百年来的历史。这是否意味着一套制度需要演变几百年之后才能奏效？（毕竟，今天的美国宪法与最初的版本相比，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文件了，长达 200 年的法学界辩论、公众辩论和公众参与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果是这样， 肯尼亚或委内瑞拉的公民必须耐心等待几百年才能建立一套好制度吗？
此外，事实表明，那些对商业友好程度大致相同的国家，无法根据某些传统的、“好”的经济政策指标去预测其人均 GDP（罗默希望各国符合这些指标，比如对贸易的开放度高、通胀率低等）。相反，那些拥有“坏”政策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缓慢，却更有可能 根据一些“较差”的经济政策指标去预测其经济增长前景（比如， 对商业友好程度较低）。
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差，究竟是“坏” 政策导致的结果，还是国内其他因素带来的副作用，尚无法准确界定。经济政策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社会制度的质量如何， 影响着经济政策的效果，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经济政策可以超越 整体社会制度，单独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
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呢？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似乎是要竭力规避的，比如恶性通胀，极度高估的固定汇率，以及印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对私营企业的全面控制（从船舶到鞋类，一切都由国家掌控）。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美）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 著
这些做法都无助于我们解决当今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人，似乎没有人对这些极端政策感兴趣。比如，连越南和缅甸都不感兴趣，而是在考虑是否应该效仿中国的经济模式，毕竟中国经济的成功令人震惊。
问题是尽管中国与越南、缅甸一样，属于市场经济，但与经典的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model），甚至与欧洲模式都相去甚远。2014 年《财富》全球 500 强中，95 家中国企业中有75家是国有企业，不过它们的组织方式是市场化的。
中国大多数银行都是国有的。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决定如何分配土地和信贷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还可以通过 人口政策影响各个行业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在大约 25 年的时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被低估，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以几乎为零的利率贷给了美国数十亿美元。在农业方面，地方政府决定谁有权使用土地， 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这些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尽管这些年中国奇迹的确令人兴奋，但在1980年，甚至到了1990年，都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这一点。通常，当我们与别人谈起中国经济时，总会有人问，既然中国如此成功，为什么那些经济不佳的国家不去效仿呢？事实上，我们永远不清楚应该效仿中国的哪一部分经验。
我们应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吗？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贫困的经济体，但教育和医疗体系相对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较小。还是效仿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的时期，甚至追溯其五千年历史呢？
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困惑。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最初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至今依然如此），决定最终哪些产品用于出口，以及资金投向哪里。在新加坡，每个人都必须把大部分收入上缴中央公积金，这样国家就可以用他们的储蓄来建设住房方面的基础设施了。
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经济增长究竟是归功于特殊的、非常规的政策选择，还是归功于其他常规因素。可以预见的是，每一次讨论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亚国家只是交了好运，还是能从它们的成功中学到什么？这些国家在开始快速增长之前也曾遭受过战争创伤，所以快速增长可能只是自然反弹的一部分。以东亚国家发展经验来证明某种模式的优点是行不通的。
一个基本事实是，和富裕国家一样，我们也没一个公认的方法让穷国实现经济增长，专家们似乎也接受了这一现实。2006 年，世界银行邀请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担任其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的负责人。斯宾塞起初拒绝了，但罗伯特·索洛等一群非常杰出的学者，也是即将与他搭档的专家小组成员，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最终说服 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他们最终发布的一份报告承认在经济增长方面 不存在普适原则，也没有任何两个增长阶段是一模一样的。
比尔·伊斯特利非常准确（却毫不客气）地描述了他们的结论：关于如何实 现高速经济增长，一个由 21 位世界级领导者和专家构成的委员会、一个由 11 位名人构成的工作组、300 位学界专家、12 场学术研讨会、13 场磋商会、400 万美元的预算，忙活了两年，给出的回答大体上就是：我们不知道 , 但相信专家们能想清楚。
本文整理自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所著《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经中信出版社独家授权，搜狐智库独家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