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乡村宗法秩序的瓦解
原创 金学伟 金学伟说 前天
《中国社会的双重结构》是写富田事变之前的一个铺垫，目的是让大家先了解它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背景。但有圈友希望我能聊聊乡村宗法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刚好这话题过去也有人聊过，按某些说法，是P.C破坏了乡村自治结构，干脆我们就把这话题再延伸一下。
当土地革命战争在湘赣边、鄂豫皖、赣南、闽西、湘鄂边……等地开始的时候，绵延了2000年以宗法制为主体的“下儒”结构及其乡村秩序已开始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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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这一崩塌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增多，人均耕地面积日渐减少。以人均占有的粮食来说，汉代与盛唐1000斤，宋朝1300斤，明朝万历时期1741斤，康乾盛世时期1705斤，乾嘉时期1021斤，晚清861斤，到民国已降到600斤以下。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加大了宗族、地域与土客间的矛盾，以宗法制为纽带的乡村秩序受到日益严峻挑战。
“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非常清楚，在分封制下，唯有诸侯间的领地互不接壤，才能彼此“无争”，所以把“小国寡民”作为一种理想社会。
这儿要补充一个知识。人们一般以为，当年周搞分封，各诸侯的领地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其实不然。最开始它就是一个个点，这儿归你，这儿归你，然后你就以它为点，筑城立国，开疆拓土。在人为主要能源时代，一个新生诸侯国，靠少量军队和族人，它的统御半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读先秦史，我们常可以读到国人和野人。过去有人说，国人就是住在城里的，野人就是住在乡下的，也不对。准确讲，国人就是有明确归属的人，他们包括住在城里的，也包括在乡下贵族领地耕种劳作的，他们都属这个“国”（城邦）里的，所以是国人。国与国之间是广大无主“野地”，以及“险”与“阻”。这些野地上生活着一些原始部落民，他们既不归属这个国，也不归属那个国，故称野人。在人是主要能源时代，新生诸侯国根本无法统御这些野人，也无力开发这些野地。
但人是会繁衍的，新生的贵族需要新的领地，新生的国人需要新的土地供他们耕作，以养活贵族、平民和自己。这样，随着人口增多，被占有与开发的野地越来越多，渐渐地，国与国之间的领土有的就接壤了，有的只剩下“险阻”起阻隔作用了。人地矛盾突出后，一国之内，贵族与贵族间要扩大生存资源，只有向邻近的贵族下手。国与国之间，要扩大生存和发展资源，只有向邻国索取。于是，分封制就开始瓦解了。乱到后来，就是大吃小，强并弱，然后，“小国寡民”变成“大国广众”，天下就越来越不太平了。这就是老子怀念“小国寡民”的原因，这个怀念的背后饱含老子的无奈，他知道这世界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希望“去圣绝智”——不要有伟大的国君，不要太聪明，无为而治。
所以老子和孔子。一个为天下乱成这样感到悲哀，但知道已回不去了，因为小国寡民的基础已丧失了，已不可能恢复往日秩序了，所以他消极、避世。
一个为天下乱成这样感到愤怒，以为它主要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结果，可通过复礼、挽救世道人心，来恢复昔日的秩序。所以便积极，即便累累如丧家之犬，仍积极奔走，大声疾呼。
他们一个是历史唯物论者，一个是历史唯心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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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封制解体一样，农村宗法社会发展到清中后期，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也出现了相同问题：一个是宗族内部矛盾加剧，一个是宗族与宗族间的冲突频发，且规模越来越大。以后来成为中央苏区核心区的赣南为例——
《会昌县志》：会昌乡民皆聚族而居，室户鳞次，多至数千家。睚眦小怒，动辄格斗，各庇其族，不逞之徒往往挟刀以游，捐躯不悔，故命件特别为多。
《瑞金县志稿》：瑞金山邑也，民性强悍，然其失也,无知者或纠众而械斗，不逞者或聚众而剽窃，利导默化，是在为政者之方策耳。
《信丰县志》：信丰惟田少山多，俯仰不继，人繁族大，良莠不齐，闽粤毗连,性情旷悍。同乡偶有龌龊，辄至斗殴兴诉，或争土堆为祖积，占夺其田，或以过从为奸私,陷入于法，且或公然斗殴，动辄抄枪，凶恶棍徒,实堪痛恨。
清代赣南的农村墟市往往由一姓或多姓联合集资筹建，这些建墟市的宗族通过控制墟市来征收店税,从中谋取市场利益。然而，由于宗族械斗，使不少墟市因此而衰败，或关闭。如民国以前在龙南县南部杨村镇的太平河沿岸，有杨、周、谢等所谓十二户建立的崇德墟和随后赖村建立的杨村墟，由于姓氏与宗族械斗频繁，加上其它原因，两岸墟场不时关闭。
大庾新城东乾的刘姓与相邻的李姓，为争夺两村间的一片荒野，大约数百亩，发生流血冲突,从开始族与族之间的械斗，发展到联宗与联宗之间的械斗，前后持续了18年。
会昌县周田乡上营村的王姓与邻村的张姓，因为争夺水利坡圳,双方从1911年6月开始,展开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械斗，周边几个与双方有亲缘关系的村庄都卷入此次械斗，结果酿成死伤数十人的惨案。
……翻开清晚期至民国前期的史籍，类似的械斗在全国范围比比皆是。
乡村宗法秩序的崩溃，是引发行政力量——科层级“上法”体制不断下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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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乡村宗法制社会崩塌的另一个因素是农村破产，民变激增。
古人说“不患寡，患不均”，这实际上是有偏颇的。不寡，则不均的矛盾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出。正因为“寡”，“不均”的矛盾才会更加凸出。
有人曾以中国没有多少大地主，来质疑土地革命的正当性。确实，中国鲜有大地主，绝大多数的地主都是中小地主。以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寻乌调出》显示的数据：收租在5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仅占农村人口的0.045%，收租300石到500石的中地主占0.4%，收租200石以下的小地主占3%，有余钱放债的富农占4%。
但由于当年赣南闽西一带人均拥有土地仅600斤谷（折合420斤米），非常的“寡”，所以在刨去地主、宗祠、富农占有的土地后，剩下70%-75%的贫雇农的人均土地就只有300斤谷以下甚至不到200斤了。
田地的产出不足以维持生计，家庭手工业，可利用田头地脚和无主山林产出的经济作物，便成为必不可少的经济来源补充。但正像《棉花帝国》说的，西方工业化对别的国家就是“去工业化”过程。两次鸦片战争后，洋货长驱直入，大量倾销，加上本土的近现代制造业兴起，传统的农村家庭手工业被彻底冲垮。原先作为重要原材料的经济作物，如桐油——造船的重要原料、麻——纺织品的重要原料，因造船工业和棉纺织工业兴起，失去了销路。大量农民因此而破产，由此产生的就是游民增多，“盗贼”“会匪”蜂起，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危机，破坏了农村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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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现的还有第三个因素。由于西学东渐，大量乡村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乡村中的开明士绅，就是士绅子弟，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熏陶，加上农村的生态——自然的与人文的，日益恶化，发展空间日渐逼仄，而城市里，新型工商业正在兴起，现代文教体系开始形成，纷纷离乡进城，变成工商业地主或城里的知识分子兼乡村的地主，再后来，又有城里的维新人士、革命者兼乡村的地主。
开明的，有时代意识的精英人士的大量离乡进城，使上法下儒的儒从两条腿，变成了一条腿——宗法制还在，与此相应的仁义道德不见了，有情怀的都已离乡进城了，这导致乡村精英阶层的不断劣质化。到大革命时期，几乎达到“无土不豪，无绅不劣”的地步。这不仅使底层民众的处境更加恶劣，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日趋贫困化。比如《剑桥民国史》说的，传统的宗法制下，佃户也要交租，欠债也需要还，但好坏，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遭灾了，家里出事了，今年稻谷歉收了，债还不齐了，好言几句，会给你免掉一点，或推后一下。他们进城后，田产委托给了经纪人，而经纪人、代理人实质上就是催租人、催债人，他们和田主-租户、债主-欠债人的关系就属单纯的经济关系，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公事公办”，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甚至还要捞一些横档。由于当时农村有80%的农户都是欠债的，所以有些人为还债或者交租，不得不鬻儿卖女卖田地，这又加剧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贫困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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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举足轻重的事。1905年，为“顺应时代潮流”，清廷取消了科举制。科举制确实应该取消，它已不适合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需要，但取消得太突兀，太草率，以致一下子就断了士绅阶层的晋升之路。传统的“官-绅-民”利益平衡结构被彻底打破。如果说，原先的“民变”主体还是流民，还是抗租抗捐抗债的贫民，那么新形势下的民变主体就变得充分多样化了。李劼人《大波》三部曲里描绘的四川保路运动，就典型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民变”的情况，它是士绅阶层，联合会党势力，动员底层民众掀起的运动。类似的民变在科举制取消的第二年，1906年，一下子就增加了数十倍。
底层-乡村秩序的崩坏使“国本”动摇，朝廷赖之甚深的税赋征收发生了困难。于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将原先的保甲制改为军政合一的“团（团练）”，团设团董、团佐，对行政、治安、赋役实行联保连坐，选举绅士充当团绅。翌年，宣统元年，又颁布《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府、县治的城厢地方为城，乡村人口满5万为镇，不满5万为乡。城、镇、乡设董事会，城镇董事会设总董1人，董事1～3人，名誉理事4～12人。乡董事会设乡董、乡佐各1人，由乡议事会于选民中选出，经地方长官核准。传统的乡村自治，至此只剩了一张皮：各种“董”由乡里推举。
进入民国，原先由“里”、“坊”改制过来的区与乡镇又进一步被明确为属于县辖署的行政单位。区乡镇以下设保甲：每户设一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相邻各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简称“联保”，设主任、书记各1人。县辖署区和乡镇人员均由各县官府核派任免。
民国12年，为进一步加强治安管控，有些省份开始实行“挨户团”制，10户为1排，5排为1甲，5甲为1保，乡村组织进一步军事化和军政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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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在县以下增设区公所、乡公所，区与乡镇以下的保甲制、团防制、联保制仍然保留。其后又进一步明确，区为县署派出机构，区长由委任产生。后又因“由县发一政令，须经过区乡镇或联保，保，甲四级而达于民，费时滞政”，实际要督导的是保甲，而“区仅居公文承转地位，作用毫无，反而耽搁政令，壅塞县府视听”等弊，又将最低行政层级延伸到乡镇。至此，延续了2000年的以宗法制为主体的乡村自治结构，正式结束。
由于这一进程是伴随着知识分子——良绅离乡进城进行的，所以，伴随科层级体系的不断下沉，是乡村治理的不断劣质化，区公所，乡公所，团防局，挨户团，几乎全被土豪劣绅垄断。土豪劣绅又有军政权力加持，乡民的处境不仅不见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加之1928年，在全国“分赃会议”上，老蒋为获得地方实力派支持，把农业税的征收权全部划给地方，使国府完全丧失了改善农村和农民处境的余地。其后各地普遍超征，个别的像四川省，甚至预征到了50年以后的税赋。税费种类也急遽膨胀，连“首善之地”南京市，小工商业主与摊贩的各种捐税，都一度达到了1756种！“民国万税，天下太贫”，“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成为当时的客观写照。
它的结果，用30年代前期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的一份调查来说：“五六年之间，浙江从极富庶的阶段，一降而现出极度的衰落情形”。江浙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就只有“农村崩溃，民不聊生”，“农民生计更濒绝境”、“普遍日趋贫穷”的份了。
中国的土地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的。
金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