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所有品牌的利润由价格所决定，而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在生产能力远大于消费需求的数字时代，什么样品牌能攫取更多利润呢？
答：迭代速度决定了品牌利润率上限，质量决定了产品销售数量，利润×数量就是品牌总利润。
不同时代生产力对消费曲线影响
所有消费者都是根据自己获取信息来决定自己购买决策，所以信息交流速度实际上决定了消费者的消费曲线。
如上图所示，农业时代消费者想要获取足够信息去买一个锄头需要以年为单位去了解。在工业时代获取购买日常消费品所需信息量的时间被缩短到以月为单位。而数字时代这一时间被缩短到以天为单位，甚至以秒来计算。
举一个近期爆火的“萝卜刀”例子，很多人看完视频就直接下单了，这就是消费者获取信息量所需时间被压缩到以秒为单位的典型例子。
对于品牌而言，推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时间曲线越靠近消费者信息获取的时间曲线则其获取利润越丰厚。
还是以“萝卜刀”为例，萝卜刀刚爆火时能供应货物厂商极少，此时萝卜刀价格可以去到2、30元，厂商可以赚取数倍于成本利润。随着时间推移，供应厂商逐步增加，价格逐步下跌，利润率持续降低。等到萝卜刀大规模铺开时候，价格已经降到1、2块钱，价格低于大多数厂商生产成本，此时能赚钱厂商的利润率也极其微薄。
通过观察现实案例和理论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迭代速度越快的厂商越能赚取丰厚利润率，迭代速度越慢的厂商利润率越低，直到亏损被淘汰出市场。
那么发展科研造出“我有你无”产品是否可以不受这个消费曲线影响呢？
现实是对比中美两个生产体系，已经不存在“代差”级的大规模消费品，即使是英伟达和苹果，对最终消费者而言，使用昇腾芯片和Meta手机也感受不到性能差距。
当两个生产体系有代差级技术差距时，必然是落后一方向先进一方靠拢，先进一方会对落后一方剥削技术剪刀差的“溢价”。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生产体系由苏标为主向美标为主切换的历史，也是“发达国家粉碎机”另一种解释。
当两个生产体系不存在技术代差时，迭代速度更快的生产体系必然对落后一方的市场容量逐步挤压，当落后一方市场容量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体系时就会自我崩溃。这是入世以来我国生产体系逐步把美国主导生产体系从手机、汽车、船舶、光伏等行业挤走的历史。
质量决定了产品销售数量
当两个品牌迭代速度相近时，过往质量更好的品牌往往会获得更好的销量，这是因为过往的高质量口碑会降低用户决策成本。也就是说当用户面临两个差不多商品时，往往会选择过往质量口碑更好的品牌。
而在质量方面，以中国为主和以美国为主生产体系差距正在被逐步拉大到“代差”级，在这点上正在把产业链往国外转移苹果产品就表现很典型。
苹果把产业链转移到国外主要是要求产业链中原有厂商到中国以外地区设立分厂，主要包括东南亚、印度和北美自贸区。但是这些厂商去国外设厂爆出来一系列“水土不服”新闻，包括很国际化的富士康和纬创资通也有类似甚至“败退”新闻，即使成功建厂和大陆同类工厂还是有明显质量差距。
为什么同一公司旗下同类工厂在不同地区会出现明显质量差距呢？
设备迭代速度和人群知识差距。
先聊聊设备迭代速度，任何生产线都不会是建好后一成不变，都会在实际生产中不断进行改造迭代。
举一个简单例子，东南亚气候明显比苏州河南等地湿润，原有厂房系统的控温除湿系统不能适应生产要求，要不断迭代测试来满足生产要求。如果这一问题在国内很好解决，找附近三方维保公司、合作厂商派员、快递直送配件都是可以在一两天内解决问题。但是在东南亚就会出现缺乏合格三方维保公司、合作厂商从大陆派员东南亚时间长、快递时效质量都差距较大等，这类问题就会导致同一公司同类工厂在不同地区会出现明显质量差距。
再加上第一部分我们讲数字时代需求曲线迭代速度加快，会倒逼产业链设备迭代速度加快，而迭代速度慢地区就会逐步和国内拉开明显差距，哪怕是同一公司旗下的同类工厂。
即使设备迭代速度问题解决了，这些外移工厂还面临更困难的人群知识差距。
同样一批生产线在不同人群手里生产会出现明显质量差距，甚至无法生产的困局。举两个我们自己例子：苏联援助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
苏联援助时期，有一批工厂是将苏联原厂产线拆装援建到国内，图纸和原厂技术人员也都运抵国内指导生产，但是我们生产出来产品和质量还是和苏联原厂有明显差距。有些产品还出现过离开苏联援建人员都无法正常生产的情况。
为什么在手把手援建过程中还会出现这一问题？
因为当时中苏工厂工人群体有明显知识差距。这里知识差距指的不是产线相关知识或者图纸等有形知识，而是思维模型不同的无形差距。苏援时期，我们是基本是农业国，产业工人极少，所以苏援工厂里大部分工人是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其思维模型必然是典型的农业思维模型。比如时间观念差距、对工厂制度认知、对事故严重性等等方面都有严重认知代差，所以在生产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以农业思维来解决工业问题，这就会导致出现生产差距。
出现这种认知代差原因很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人的思维模型都是源于其生活环境，工业化生活环境会培养工业化思维模型，长期生活在农业环境必然会形成农业思维模型。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同样情况，沿海工厂主力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在进厂之前长期生活在农业环境，必然形成农业思维模型，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让我们付出了无数血和生命的代价。
哪怕是现在我们也有非常鲜活的案例，比如去年抖音快手上就有很多国外同学回国后各种闹笑话视频。
比如两个从小学到大学一起生活二十几年的同学，一个国内深造，一个出国留学，三年后再相聚，在衣食住行上就会闹出很多笑话，最终花了好几个月才适应回国内原来的生活。
现在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人都习惯了只带一个手机出门，不带钥匙（智能门锁）、不带银行卡和现金（电子支付）、不带身份证、驾驶证、医保卡等（都电子化了），但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往往对此很不适应，包括外卖、网购等日常生活习惯都有明显差距。
这就是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案例，任何人思维模型都是源于其生活环境。
而不论是北美、东南亚还是印度，他们生活环境都不是数字化生活环境，而是工业化或者农业化生活环境，其形成思维模式必然是工业或农业思维模型，而不是数字思维模型。这种思维模型的差距比设备迭代速度问题更难解决，因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当地生活环境迭代到和我们一样的数字化生活环境，这是一个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的事情。
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只有中国生产体系满足数字时代需求曲线对迭代速度的要求和数字时代要求的数字思维模型，所以任何远离中国产业链品牌都会被淘汰（含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