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是国庆假期。今年的魔幻、艰难与特殊已经无需多言。时至今日，危局仍在继续，接下来的三个月，这个世界会好一点吗？谁也无法预料。值此假期，JIC投资观察推出“中国观察”系列，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最受关注的几个话题，希望我们未来的道路可以走得更加坚定。
JIC投资观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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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愈加剧烈的逆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和一系列政治操弄下，全球产业链秩序的重构朝着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与中国“脱钩”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越来越多艰难险阻。
此时中央提出加速经济内循环的构建，既是外循环不确定性加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明智之举。
但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格局绝非易事，尤其是当我们处在改革深水区，经济面临严峻的结构性问题时，我们必须要想清楚：当前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内循环？我们要为此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从中国过去二十年的两个增长故事中得到启示。
01
“世界工厂”与外循环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这一天，距离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谈判代表团成员从黑发谈成了白发。
那些年里，加入WTO的利弊之辩甚至反对之声从未停止，但时间给了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十五年后，石广生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感慨道，“现在终于可以说，中国入世是成功的。”
在加入WTO后的几年里，中国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大力发展以外循环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凭借巨大的人口红利融入到全球产业链条中，成为了“世界工厂”，把“Made in China”的标签贴到了全世界，另一方面不断引进了国际资本和领先技术，升级和完善自身的产业链。
毫无争议地说，正是外循环模式成就了中国经济的一轮高速增长。自加入WTO后，中国的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在2002-2007年间累计出口均保持在20%以上的同比增长，拉动制造业同比增速年均30%左右，GDP增速长期保持在两位数。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令人瞩目的增长故事，但我们心中不免忧虑，仅仅依靠外循环能否维持经济增长？我们能否凭借一路的外循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些问题曾引发不少争论，但是答案并没有让我们等待太久。
02
房地产与内循环
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外循环模式的脆弱性。一方面，全球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注定无法持续，逆全球化浪潮下产业链布局面临调整重构；另一方面，我国人口红利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金融危机后，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行背景下，外需骤然萎缩导致出口增速出现负增长，制造业企业投资生产双双下行，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失业率快速上升，经济短期内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
权衡利弊之后，中央果断打响了一场经济保卫战。外需萎靡，我们就发动内需机器，配合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出一个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循环。
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四万亿刺激计划”。
事实上，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一次重塑，尽管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重要，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实际上已经从外循环切换到了内循环。
在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里，地产与基建投资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制造业投资，出口工厂的流水线慢了下来，工地里挖掘机的轰鸣声响了起来，“世界工厂”的标签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基建狂魔”的称号和“地产兴邦”的调侃。
这是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增长故事，房地产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一方面，房地产投资提升了土地价值，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为城镇基建贡献了大量资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效应。另一方面，房地产的发展提高了居民的财富水平，助推城镇家庭消费升级，家电、汽车和文化娱乐等消费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外需的缺口。
同时，房地产的抵押品属性也为制造业投资带来“挤入效应”，中小企业借助不断增值的房地产融资扩大再生产。
然而，这样的内循环是否可以持续？它是我们想要的内循环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已经造成要素市场的扭曲，资产泡沫和风险膨胀，财富分化加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刺激下，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但要素生产率却不断下行，经济增速的颓势难以逆转。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经济无益于技术创新，无论是资本还是人才都缺乏投入科研的动力。自主研发能力的缺失导致核心技术产业链未能进入到内循环体系之中，这一重大短板让我们在大国竞争中屡屡陷于被动。
03
从国内循环到内生循环
过去二十年的两个增长故事传递给我们两个道理：一是依靠外循环的经济模式注定是脆弱的，二是内循环的结构性失衡不可持续。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外循环的修复困难重重，我们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好自身的内循环问题。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内循环？有人评论，“四万亿”最大的贡献是让中国经济的主要动能从国外回到了国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实践经验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国境概念上的内与外并非问题的核心，真正意义上的内循环不仅要关注国内的“内”（Domestic），更需要强调内生的“内”（Endogenous）。
所谓的内生性，简单说就是经济增长能否由经济体的内部变量自发驱动。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看，不同学派对经济体在长期均衡状态下能否依靠内生驱动力保持增长尚存争议，但讨论发展中经济体在增长过程中内生动力的强弱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举例说，由房地产经济支撑起的内循环之所以无法持续，正是由于不具备足够的内生性，它既依赖人口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又依赖金融相对抑制、投资标的匮乏与货币超发状态的同时存在，而这些条件都没有长期持续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由于缺乏内生性，尽管我们通过不断强化货币刺激和需求调控等外生变量，结果只能造成更大的市场扭曲。
因此，我们要构建的国内大循环是更具有内生性的大循环。正如领导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下，只有培育出具备内生性的国内大循环，我们才能形成更加稳定的经济增长格局，才能在外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立于不败之地。
04
两个转型
让国内循环更具内生性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两个转型，即需求端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供给端由传统产业驱动转向新兴产业驱动。
从需求端来看，只有通过自己的市场完成产能去化才能走完内循环的全过程。中国14亿人的消费市场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比较优势，巨大的市场已经让我们在线上消费、移动支付等诸多新经济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也培育出了阿里、腾讯和华为等高生产效率的企业。
然而中国的潜在消费市场远不止如此，我们要进一步扩大消费有两个当务之急：
一是要坚定落实“房住不炒”，减少地产投资对消费市场的挤出效应；二是要提高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优化农村土地和企业的产权制度，降低城镇居民储蓄率，进一步释放出消费的增长潜能。
从供给端来看，只有大力发展新兴经济和高端产业，构建本土的科技供应链，带动核心技术的基础研发和市场拓展，才能不受技术瓶颈约束，形成具备持续增长动力的内循环。
当下，新兴经济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显著提升，新的技术催生了新行业，也促进了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整体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未来，我们要更加关注尖端技术的研发创新，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优化人才培育和激励制度，进一步营造出支持科技创新的环境，加速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的追赶，完善本土科技产业链的供给，从源头上为经济增长提供内在的持续动力。
05
追本溯源，改革才是源动力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是如何被创造的？2008年前的“中国制造”为什么能风靡全球？2008年后的基建和房地产动能又缘何兴起？这些问题早已有了答案。
石广生在退休后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改革开放促进了谈判进程，是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赶上全球化的列车是因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人口红利优势，但人口红利不是“生”出来的，它并不等同于人口的高增长，六七十年代的人口高增长从未给经济带来过红利。
人口红利释放的背后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剩余劳动力，也是城镇企业改革产生了大量劳动力需求，更是城乡二元制的松动让农民工进了城，因此人口红利的本质就是改革红利。
同样的道理，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之所以支撑起又一轮的经济增长，背后的源动力也是改革，是土地使用权和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让住房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城市化的进程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才得以启动提速。
追本溯源，改革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下，我们要构建具有真正活力的内循环，关键就是要依靠持续不断的改革释放出新的内生增长动能，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经验。
中国拥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潜在市场的存在只是内循环得以运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要让这个市场释放出真正的内需潜能，我们就必须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和城镇居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优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同样的，我们要将科技链纳入到内循环，就必须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倒逼出良好的科研制度体系，完善新兴产业的激励和培育制度，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为新兴经济和高端产业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提升本土科技产业链条的供给能力。
唯有不断改革，我们才能构建出良好的内循环体系，续写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故事。
参考资料：
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三个故事的背后》，人民论坛网，2020年2月26日。
当前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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