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
最近政府出台了一些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主要涉及教育、民生、住房等，因为这些资本扩张到了影响人民基本福祉的地步。这些政策受到了人民的拥护，而相应板块的股票则应声下跌。
这背后的原则是，有些事情要交给市场，有些事情则不能全交给市场，要交给市长（政府）。这是我们中学的政治课上就学过的知识点。资本的市场化行为影响到公众利益时，政府就要出手干预。这本质上是市场化的边界问题。
可令人惊奇的是，银行股跟着一起下跌，部分个股跌幅很大。莫非银行也影响公众利益了？
确实，一直以来，银行也存在一个“交给市场还是交给市长”的灵魂问题。
我们先从细节中观察一些问题。比如，前期基金越是重仓的个股，这次跌幅越大（图中为：3月31日的基金持仓占比，及7月末较3月末的涨跌幅）。
再加上我们前期放过的另一个图。图中是新能源指数（紫色）和银行指数（白色），两者完美反向。
极有可能，这段时间就是基金把持仓的银行股卖了，去追其他热门板块（比如新能源）了。这整个过程和银行自身基本面其实关系不大。若论基本面，甚至可以说还不错，苏南的三家农商行已经披露中报快报，还有些其他小银行（未上市）也披露了中报（见下表，单位：亿元），情况比原来预想的要好。
这符合我们年初预期：今年银行业景气度是向好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去年基数太低了。
可是，随着银行盈利向好，而中小微企业依然情况不佳，所以市场上又有声音开始谈起银行“让利”，很多文件也强调降低实体的综合融资成本。
而现实是，我国的银行盈利能力真的很强吗？
我们去年做过一个分析：我国银行业整体ROA（2019年数）其实很薄，并且有一大部分中小银行的ROA在0.5%以下。如果让利，再进一步压缩银行业利润的话，便有一群银行可能陷入亏损。
但银行业利润总规模确实很大，每年全行业盈利超过2万亿元。因此被很多人认为盈利能力太强，过分挤占了实体产出。
这种观点，基本上就是偷换概念了。银行业是规模太大，而不是盈利能力太强。盈利能力是用ROA或ROE表示的，不能用绝对金额来表示，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其实一般。再让利，大家就同归于尽了。
而今年再拿2020年的ROA数字再分析，比2019年的ROA还进一步下降了（两年样本不完全一致，仅供参考）。比如，ROA分布区间来看，ROA低于0.5%的银行更多了。
从资产规模来看，相对还稳定一点，但趋势一样，ROA超过0.5%的银行资产占比也是下降的，ROA低于0.5%的银行资产占比上升。
结论便是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并不强，只是大。
显然，如果想让银行业不要瓜分那么多实体产出，压低ROA不是好办法，更好的办法当然是减少银行规模，或者减少银行家数。
可我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银行呢？目前总数高达4600多家，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六大行、12家全国性股份行、130多家城商行之外，还有2100多家的农商行（含农信社）、1600多家的村镇银行，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银行。可见，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中小银行占据了数量的大头，资产规模占比也不低，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3。
这里就涉及到一条长期以来的要求：“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我们暂且称之为“一县一行”要求。
这个要求提得很早，历年会在很多政府文件中出现。其背景是：过去让总分行制的大行按市场化原则服务基层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
（1）大行会在全行范围内调拨资金，一般来说落后地区的贷款业务不如发达地区好做，于是便会形成在落后地区吸存、到发达地区放贷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将穷地方资金用于富地方建设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符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也就是市场化原则）的，但会恶化区域不平衡。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部分银行的区域数字上看出来。比如以下两家网点布局很广的大型银行，其落后地区存在显著的存差（存款大于贷款），存贷比极低。
（2）如果有些落后地区连存款都吸不了几块钱，银行会觉得在这些地区开设网点是没有经济意义的，那么按效益最大化的做法，就是关掉这些网点。
这便是四大行刚刚转型为商业银行时做的事情。改革前四大行是专业银行，不是纯商业化的，网点布局很广。商业化之后，大量撤销了落后地区基层的网点，造成部分地区出现银行服务真空。
这时，可以命令大行保留基层网点，但这显然是完全行政化的手段。如果要想不那么行政化，想用更加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那就让各县保留至少一家县域法人小银行（即总行在本县的小银行）。
当地小银行主要存款来源、主要贷款投放都在本县，便不会出现“穷地方资金支援富地方建设”的窘境。有些县域小银行也有一定的外地分支机构，但主体仍在本县。
于是便有了这一条“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的规定。这就是我国4600多家银行的由来。
2019年，浙江省将苍南县的龙港镇析出，新设了一个县级市龙港市。近日，苍南农商行也分设出来一家龙港农商行。这便是对上述“一县一行”政策的落实。
可是，这政策也有其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并没有办法保障4600家银行全是优秀而稳健的（毕竟我们很难为每个县找到足够多的优秀银行家）。所以，这4600家银行出一些问题银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有些很穷的地方，经济总量本身就很小，非要设立一家本地法人银行，面临当地的经济环境能不能养活一家法人小银行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些地方可能真的缺乏开一家法人银行的先天条件，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合格借款人都成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如，1600多家村镇银行，大多数是其他银行作为发起行成立的子银行，一般位于欠发达地区。而有些发起行并不知道怎么在县域做业务，尤其是那些完完全全的“城里银行”，他们的很多人估计连县城都没怎么去过。于是很多村镇银行也管理得很不好，这也没啥意外的了……
于是，便形成我国银行业的现状：银行多、小银行尤其多，但里面很多经营得并不好，ROA微薄。但由于行业总规模很大，所以全行业利润总额还是不少，这被舆论认为是占有了过多的实体产出。
所以，回到我们的话题，银行确实存在“交给市场还是交给市长”的问题。完全市场化会导致落后地区产生银行服务真空，而强行规定一县一行，服务真空是补上了，但银行未必开得好，最后甚至还会出风险。
甚至可以说，如果机械地执行上述“一县一行”要求，强行要求所有县全部设有法人银行，那么这本身也有点偏离市场化原则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现在，已经开始试点村镇银行的“多县一行”，总分行制，因为几个偏落后的县域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养活一家法人银行。而金融科技的进步，也让一些大行可以借助新技术覆盖到一些欠发达地区，金融普惠程度在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真的不需要非得坚持一县一行了，让整体数量和规模不再高增长，但ROA要保住。
此外，总有一些真的无法用市场解决的金融服务问题（比如确实先天条件无法养活银行），则可依靠政策金融。比如，落后地区的小银行，如果ROA很高也不合适，那才是挤占当地本不富裕的实体，而如果ROA太低，又可能无法吸引市场化资本。此时利用政策金融可能是一个可行方案。
回到投资领域：近年来银行股估值持续走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市场觉得银行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业。银行的“交给市场还是交给市长”问题若能妥善解决，则能打消投资者对银行股的一些顾虑。
